噩耗传来泪泉倾

噩耗传来泪泉倾
——沉痛悼念姚力叔叔
　　姚力叔叔是我先父在抗日战争时期并肩战斗的战友，是知交，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
1987年我父亲病重，他专程从杭州赶到南京探望。并手书“一个历经了坎坷崎岖千难万险斗争道路过来的战士，在他的面前，任何敌人与困难，他都懂得如何去对付，他始终是个胜利者。　野翔同志祝你早日康复”的条幅给予鼓励和祝愿。（附后）
1988年先父的骨灰安放如东，他也与战争年代的好多战友一起，专程赶来。
真是战友情深！
父亲也常向我谈起姚叔叔的事。譬如说，他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对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保卫工作的艰辛。由于形势的严峻，为保证代表团的座机安全，他甚至晚上睡在飞机上。回国时人都瘦了好几斤。也曾告诉我，姚叔叔也参加了1952年10月毛主席视察黄河的保卫工作。并说跟在毛主席后面较胖的那位就是他。
姚叔叔也曾向我讲过，他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不仅仅是负责总理的安全警卫，还要负责国务院系统如郭沫若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他要领导40多位警卫秘书。
从1950年春我认识姚叔叔，到1951年７月我参军离开杭州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次见到他，得到他不少的关心和教导。
　1948年因家里无钱再供我上学，于3月份到我们家所在的大源镇上一家纸米店当学徒。解放前夕纸米店倒闭，于1949年7月到老板的弟弟在杭州扇子巷的纸行当学徒。
秋天，我们大源家里出了件给人带来希望又令人费解的事。经过是这样的：大源区政府（当时称区公所）的人陪同杭州警备区的两位年轻的解放军来我家了解的情况，走时又没有留下任何说法。家里带信叫我回去，让我到警备司令部询问。我去警备司令部（当时在杭州市上仑桥）后，让我在值班室等，他们派人进去询问并带出来一张条子。说是那俩人是王野翔的战友，想问问王野翔现在的情况。这样的答复当然不能令我们信服。后来才知道，是姚叔叔派人去家里了解情况的。姚叔叔当时在杭州担任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是后来曾任公安部长的王芳）兼警备区政治部主任。
虽然由于不久乡下闹土匪和其他的一些原因，父亲没有立即与我们联系，但我奶奶和全家人知道十多年音讯全无的父亲肯定健在，悬着的心放下了。
2004年６月21日，如东举办“纪念耙齿凌战斗胜利60周年”活动，姚叔叔夫妇与王家扬同志（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耙齿凌战斗就发生在他那时任区委书记的地区）也到会。当天吃中饭时，他说到那次去了解情况的事，说是一个“很难的侦察任务”。
　还记得几件事：
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了，我在南星桥江边的过塘行（把从山区用船从钱塘江运来的纸，转运到城里）当学徒时，上户口时不太顺利，告诉姚叔叔后，他通知了江干分局。这是我第一次麻烦他。（记得去办理手续时，那位民警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大概是想“你这个小孩怎么会认识我们局长？”）
第二次是找他借钱。因为1950年5、6月份，我父亲请我奶奶到南通团聚。但家里无法筹集奶奶与陪同人员两个人的旅费，只好去向他借。他的办公室兼宿舍在仁和路青年会馆附近临街的一幢小楼里。他到基层去了，我在值班室一直等到晚12点多他才回来。
那时都是供给制，他也在食堂打饭——当然是小灶。有一个星期天，我去时正好是开饭时间，他让警卫员也为我从大灶打了一份，我在楼下和警卫员一起吃。虽是大灶，比我学校的伙食还是好些。
他的警卫员曾跟我说，有时会要他去上街去买根油条、烧饼（缸爿）和一杯豆浆当早餐，调剂一下。
有一次学校要搞个抗美援朝为主题的晚会，我们班有个节目要用一枝枪，我请他设法借给一支枪。他笑着说，真的枪可不行呀！你们弄个木头的就是了。当年的我真是少不更事，幼稚可笑！
　我1951年7月报名参军前，向他报告，得到他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参军后没有机会见到他，直到他出任教育部任副部长时，家住西单商场北面的一条胡同里，我趁出差北京的机会去看望过。另一次是1991年，我出差杭州，到花园北村他的家看望。
　他几次到南通来，都会通知我去见他，并总是关心地问问我们家里的情况。
　往事钩沉，音容笑貌犹在，不意竟已驾鹤西去。特借清代历史学家、诗人赵翼的诗句表达我沉痛的悼念之情：
噩耗传来梦亦惊，寝门为位泪泉倾！
　姚叔叔千古！
 
                              王乃熊
                             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