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汤团行动”平反鼓与呼

为“汤团行动”平反鼓与呼
----怀念父亲王强
 
父亲于2007年1月23日因病去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中，我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他老人家，但他生前很少对我们说他的经历，在他的遗作中，写革命斗争史、写首长、写战友的文章比比皆是，唯独不见写自己的。当年父亲协助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黄火青整理有关回忆文章，黄老在了解父亲的经历后，对父亲说：“你也是个老革命了，战争年代就在机关工作，不要光为别人写，你也要写写自己嘛。”父亲笑笑说：“在你们面前，我还是后辈，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也许就是这个理念使他没有留下对个人的历史的完整描述。所以我只能从他的同事、战友写的文章和媒体的相关采访中，东鳞西爪地捕捉他的身影，加上作为后代对他的一知半解，汇集成章，作为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父亲本姓黄，生于1927年12月，幼年丧母，小学四年因家境困难辍学。1943年参加党的活动，1944年在家乡南通县三余乡担任党的地下交通站交通员、收发，改名王强。1945年5月参加新四军，参加过南通地区的灵甸大捷、岔(河)石（港）战役、启东“6.8”战役以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立过战功。战争年代先后在南通县三余区队、通海独立营、华中九分区政治部、长江纵队政治部工作。解放后先后在华东军区警备8旅、苏南军区、华东军区政治部、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解放军第102医院工作。1979年在南通军分区政治部离休（副师职）。1980年后经他的老领导管文蔚（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周一峰（曾任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推荐，被聘为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特约研究员，走上从事地方党史、革命史、组织史、民兵斗争史和军事志等方面的征集、研究、策划、编写的道路。
父亲在他人生的后二十多年研究活动中，一直遵循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和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首任会长叶飞同志“研究会工作的重点是扎扎实实做学问、悉心研究出成果，出好的成果”的教诲，潜心研究历史问题，主张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不仅要搞，而且要搞好。但更应脚踏实地的做好研究工作，不仅要真实的记述历史，而且要使现代人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发扬优势，少走弯路。直到生命后期，他仍然矢志不渝，奔走呼号。
研究党史，最棘手的是对历史事件、人物如何评价。父亲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尊重事实，维护真理。对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历史地位如何看，特别是对反“清乡”斗争时期的“汤团行动”的评价，一直是研究苏中抗日斗争的争论焦点。所谓“汤团行动”就是在1943年反“清乡”斗争期间，以汤景延为团长的通海自卫团奉上级命令，以假投降的形式，打入日伪内部，在经过5个月机智顽强的斗争后，从敌人内部破腹而出，胜利返回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研究这段历史过程中，存在着对立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当时这样做政治上是错误的，策略上是冒险的，在根据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很坏的负面影响；另一种意见认为，“汤团行动”是根据当时斗争形势需要，采取的特殊斗争方式，对反“清乡”斗争起到配合作用，应当给予肯定。由于存在争议，在1983年纪念反“清乡”斗争40周年的活动中双方采取避而不谈，搁置争议的方法回避这一历史悬案。
为解开这宗迷案，父亲根据省、市领导的指示，与有关同志一道，对“汤团行动”展开了全面调查。他们了解到通海自卫团唯一健在的领导人、当年的副团长沈仲彝在福州军区总医院养病，父亲一行一路奔波，赶到福州，马不停蹄，直奔医院。时值盛夏酷暑，榕城热浪逼人，跨进病房，口干舌燥的他一气就喝了四大杯水。沈仲彝在过去政治运动中因当年参与领导“汤团行动”而屡受审查，“文革”中被关进水牢，备受折磨，心有戒备，面对父亲等人只是闭目养神，只字不提。首次接触失败，父亲并不甘心。第二天他们又赶到医院，沈老还是假寐不睬。随行人员失望地打起“退堂鼓”。“不行，他不开口我就不走。”当父亲第三次来到病房，沈老终于被感动了，他一边吩咐工作人员拿来西瓜招待父亲，一边含泪讲述当年斗争内幕，并答应写一篇有关“汤团行动”回忆文章。临别时他还将“汤团”现存的部分人员通讯录提供给父亲。依据这份通讯录，父亲走南闯北采访了几十位亲历“汤团行动”的当事人。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父亲前往北京中南海，听取当年领导“汤团行动”高层领导人的意见。
在解放军301医院，粟裕大将多次接待父亲，抱病写出了肯定“汤团行动”的文字材料。在中央书记处，陈丕显书记对父亲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段历史写不好。对‘汤团行动’的评价一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国务院，姬鹏飞副总理高兴地握住父亲的手说：“‘汤团行动’不能否定，这个问题涉及一大帮子人的问题，你做了件大好事。”……
一份份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一条条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连同父亲等同志的调查报告，为“汤团行动”的彻底平反提供了坚实的事实依据。在此后出版的《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等史书中，都对“汤团行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汤景延的亲属也享受到烈属的待遇。一大批同志的历史包袱终于得到解除。更重要的是我党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工作方针的工作路线得到肯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回归。
为“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呕心沥血
在研究党史过程中，父亲接触到大量党内文献资料，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发掘，以期给后人留下公正的历史留存。1984年2月5日，粟裕大将久未等到沉冤昭雪而抱憾病逝。为对粟裕大将在苏中的斗争实践有一个公正的交代，1985年5月，父亲与卞庸中（原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等3人联名给时任省政府顾问、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管文蔚写信，建议在1986年“苏中七战七捷”胜利40周年之际，举行隆重的系列纪念活动。即在当年的战役指挥中心海安召开纪念“七战七捷”胜利40周年大会；编辑出版新四军丛书《苏中七战七捷》；举行“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奠基仪式。同时着手筹建纪念馆。得到管老和省领导韩培信、沈达人、顾秀莲等的高度重视，亲自批示要求落实。韩培信书记亲自登门拜请著名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主持纪念碑等设施的设计。经过努力，纪念大会如期召开，会议规模之大、来宾规格之高、辐射影响面之广，在当年海安当属之首。《苏中七战七捷》顺利出版，胡耀邦总书记为该书题写书名。“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于1988年5月胜利落成，陈丕显、姬鹏飞、叶飞、彭冲、洪学智、廖汉生、迟浩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新四军老同志先后到访。到九十年代只剩纪念馆尚待落实。
父亲怀着对粟裕大将及新四军老同志的深厚感情，锲而不舍地落实纪念馆的筹建工作。1994年5月，原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为“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题写馆名。10月在父亲的倡导下，中共海安县委、县政府向上级正式行文请示筹建纪念馆。12月，经南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父亲代为起草市委、市政府筹建纪念馆文件呈送省委、省政府，并报南京军区。得到了省委书记陈焕友、省长郑斯林的批示同意。由于涉及建设立项、资金安排，诸多部门间的协调，可谓好事多磨。1996年父亲抓住纪念苏中“七战七捷”胜利50周年，军委副主席迟浩田等领导同志瞻仰纪念碑的机遇，再次补充请示建馆事宜。并利用出差机会，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说明纪念馆是纪念碑的配套设施、续建工程的具体缘由。由于相关部门认识不统一，建馆工作又被搁置下来，1997年12月再次向省委、省政府转呈建馆请示，陈焕友、郑斯林、顾浩等领导再次批示同意建馆。经过长达3年多的反复争取、多方奔走，省计经委终于在1998年3月批复同意续建纪念馆。最终完成了当年提出的“四个一工程”（即开会、出书、立碑、建馆）的任务。父亲还带头捐出2000元工资所得，为建馆资金做奉献。在落实建馆手续审批的同时，父亲还抓紧文物史料等馆藏资料的抢救。他请江渭清、傅奎清等老领导致信当年“七战七捷”参战老部队，带领纪念馆筹备处的同志上门征集军史资料，受到部队的热情接待，无偿提供了苏中战役的珍贵史料、文物复制、复印件150余件。捐赠退役的坦克、大炮、车辆、枪械等辎重装备。他们不辞辛劳，多次拜访参与指挥战役的老领导及他们的家人，历时数年，先后征集到粟裕在七战七捷中使用的望远镜、照相机、文件箱、担架，生前使用的派克钢笔、台灯以及整理的七战七捷敌我态势图等。钟期光主任使用过的箱子和拐杖以及其他老首长的大批文物史料。如今纪念馆已经对外开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全民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并被列入红色旅游景点。
与众多高层领导结下深厚感情
父亲在二十多年的整理、研究党史期间，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与40多位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结下了忘年交。从80年代初期开始，父亲就先后走访当年曾战斗工作在苏中的粟裕、叶飞、陈丕显、姬鹏飞、黄火青、张爱萍、彭冲、迟浩田、张震、廖汉生、洪学智、张劲夫、章蕴等党政军高层领导。与离世的老领导的遗属、后代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一些老首长、老同志到本地视察，总是要父亲相见、作陪。
1987年5月，江苏省人民出版社负责同志赴京参加全国书展，他们想利用书展的间隙，为他们出版的《新四军丛书》在京召开一次新四军老战士座谈会，倾听大家的意见。出版社知道父亲与不少在中央工作的老首长熟悉，请父亲帮助邀请。当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叶飞正在南京视察工作，父亲赶到他的住处，说明来由。叶老对江苏人民出版社为继承优良传统，弘扬铁军精神，出版《新四军丛书》一事倍加赞赏，但因事暂时不能返京参会，表示写几个字以示祝贺。他欣然命笔，题写了“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下款是“应《新四军丛书》座谈会而书，叶飞。”看叶老兴致很高，父亲请叶老为个人写几个字，叶老挥毫写下“王强同志留念，战斗的友谊是最珍贵的，叶飞。”父亲觉得格调太高，“你是大首长，我是你麾下的普通一兵，这样写感觉不太相称，想请首长另写一幅勉励性的题字”，叶老听后笑了，说：“这就没有必要了，我讲的‘战斗的友谊是最珍贵的’是泛指，何况我们之间不是战友吗？江渭清同志（注：江苏省委原第一书记）前年给你写的那幅字就很好，‘风景这边独好’，富有寓意，亲近贴切。我们过去拿枪杆子与敌人在战场上打仗，现在握笔杆子写党史，仍然在一起继续战斗。给人家写字，不要总是板起面孔，写千篇一律的东西。”这番话体现了叶老平易近人、善待同志的优秀品质。
1996年5月20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来到南通，在绿水环抱的文峰饭店接见在通休养的军队部分离休老干部，一进大厅，他就大声问道：“王强同志来了没有？”周围的同志十分诧异，搞不清楚迟副主席怎么会点名要见王强。后来父亲告诉我，他和迟副主席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在后来收集整理华东抗日革命斗争史以及海安角斜“红旗民兵团”典型材料中相熟。迟副主席和父亲多次见面，非常欣赏父亲的孜孜以求的精神追求和锲而不舍的工作干劲。2000年迟副主席看到人民日报登载的父亲等采写的反映“七战七捷”纪念碑（馆）面临周边不合理规划建设的窘境的报道，亲笔写信给父亲表示赞赏和支持，指出：“你们代表了正义之声、人民之声、老兵之声。”（原件已捐献七战七捷纪念馆）。后来在得知父亲病逝的消息后，他专门题写了“王强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题词，表达哀思。“七战七捷”纪念馆的陆大同、申启忠馆长将其装裱好送上门。我们将题词手迹镌刻在父亲墓碑上，希望父亲能感受到迟副主席的深厚情谊。
父亲在搜集整理相关党史和军史过程中，多次接触粟裕大将和夫人楚青，粟裕去世后，父亲经常利用赴京或楚青同志南来之机，多次拜访将军夫人，代表南通人民表达对粟裕夫妇的敬仰和关切之情。楚青虽是扬州人，但与粟裕于1941年12月在南通如东黄海边的小村庄结成终身伴侣，并转战于苏中地区，对这块土地怀有深厚感情，每次见到父亲总是问长问短，十分亲切。1994年4月17日，楚青来通期间，留赠父亲一份手稿，内容如下：“十分珍惜你对粟总的深厚感情。爱屋及乌，我也深深体会到你将对粟总的感情推移及我。愿我们的友谊经久不衰！留赠王强同志”。
那些年，为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和筹办重要活动，父亲经常出入高层领导的办公场所和寓所，成为领导同志的熟人，甚至他们的后代也对父亲印象深刻。在他去世多年后的今天，一些老同志及后代提起南通总会想起父亲。
保持艰苦奋斗廉洁奉献的革命本色
熟悉父亲的同志曾多次对我讲述父亲的特质。一是对工作认真。只争朝夕有干劲。锲而不舍有韧劲。二是对自己近乎严苛。不讲排场，不讲究吃穿，不求索取。
1996年，充实调整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为改变原研究会“三无”（即一无票子、二无房子、三无位置）的情况，根据会长叶飞、副会长傅奎清、韩培信等领导的提议，父亲被选举为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研究会的联络和协调工作。经费筹措是个难题，研究会将这个工作交给了有干劲有韧劲的父亲。父亲持研究会领导联署的介绍信，只身走南闯北，先后在华东地区10多个大中城市找市长、跑公司，星夜兼程，为研究会筹措经费200多万元。他严格按照财经纪律办事，收支分开，筹钱不沾钱，筹得款项一律汇入研究会银行账户，开具收据，账款相符。2000年后，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接任会长，研究会的工作继续发展，影响面日益扩大。父亲衔命赴京，短短十多天就完成了为《铁军》杂志创刊号征求中央领导题词；为杂志申报国际标准刊号；为研究会等机构向国家有关部委申报注册、登记、办理新证；专送活动请柬和征求办好研究会和《铁军》杂志的意见和建议等项任务。彭冲会长赞赏父亲“情况熟、人头熟、机动灵活，办事效率高，考虑问题周到。”
1997年11月，为解决“七战七捷”纪念馆的建馆经费，父亲亲自到省财政厅落实拨款事宜。得知厅长在镇江开会，为节省费用，不妨碍会议议程，父亲决定早晨3点由南京赶往镇江，抓住会前时间见到厅长。夜里步行下楼，黑灯瞎火，把脚扭伤了。忍痛赶到镇江，宾馆还未开门，初冬时节在外等候一个多小时，才见到厅长。当厅长得知原委，十分感动，当即表示马上安排。父亲就是以这种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感动“上帝”的。
多年来，父亲依然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传统、那股拼命精神。他身穿65式军便装，脚登解放胶鞋，拎着一只装材料的尼龙布袋，走南闯北。在领导机关重地，这幅装束与衣冠楚楚的宾客不相协调，往往被卫兵误为上访户。2001年父亲到王光美家就遇到卫兵不让靠近。在出示证件和介绍信后，才消除误会。
那些年，父亲与高层领导建立了熟稔的联系渠道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政府部门经常为解决经济建设上的难事、急事找父亲牵线搭桥，父亲对来自老区的困难，本着送雪中之炭、解燃眉之急的原则，尽力帮助联系。所以外出往往背负多重使命，用他的话叫做“外出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外出公干除按规定报销差旅费用外，不取额外一分钱报酬。他还严格控制出差费用，不要车辆接送，乘地铁、挤公交、靠步行解决交通问题，每到一地想法办理老年公交月票（卡），节省开支。一次，一位中央老领导与父亲约好在中南海见面，父亲没挤上公交，怕耽误会见时间，他就拔腿在大街上奔跑起来，赶到中南海时，浑身被汗水湿透。老领导见此歉意地说：“早知这样，我派车接你啦。”
在外出差，父亲讲究效率，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务。白天办事，晚上加班是常事。爬楼梯都是两阶一跨。有时过了饭点，也不肯在外面就餐，泡包方便面、吃几块饼干、面包就咸菜充饥。同行的年轻同志劝他不要太苛求自己，他总是说：“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
在生活上低标准。参加会议，照顾安排他单人房间，他总是和同事同住。有一次在总政招待所，就餐按接待标准记账，签字时服务员对他说：“首长，你的消费还不到就餐标准一半呢。”父亲用他常讲的一句话回答：“党和人民的钱不能乱花。”
父亲先后为部分高沙土地区列为国家综合开发区、争取科技建设开发经费等项目找中央、省、市有关领导牵线搭桥，努力促成落实。为党史书籍的发行奔走，扩大报刊的订阅量。对有关部门按规定支付的报酬，他要么婉言谢绝，要么把折扣让利给订阅单位。
一些熟悉父亲的领导和同志赞誉他门路广、关系多、能办事。但在我仅有的两次和他一同出差中，目睹了背后的艰辛。一次是1994年我参与原邮电部组织编写《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苏中卷）》，受单位委托，请父亲找中央老领导为该书题词、作序。另一次是1997年10月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在江西南昌召开纪念新四军建军60周年学术研讨会，父亲因车祸脚伤，我同行陪护。我看到要办的事情往往不都是事遂人愿的。在不顺利的时候，父亲感到压力大，寝难安，食不甘。夜里二、三点起床，找材料、写报告。吃饭不香，形同嚼蜡。事情办成了才如释重负。这种心理压力带来的情绪变化以及生活的不规律，对一个古稀老人的健康是不利的。2002年父亲被查出罹患肺癌，经手术治疗后一度康复。2006年再度复发，沉珂不起，于2007年1月23日离开了我们。
父亲在世近80年，在当今社会并不算长寿。他没有靠关系网为个人攫取私利，没有为子孙后代“鲜花铺地。”我们子女都是靠自身努力在企业基层岗位上干到退休。但父亲留下的丰厚的精神遗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教我们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认真负责的人、清正廉洁的人、谦虚谨慎的人、艰苦朴素的人。
                         
 
王强之子：王希                               
写于2017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