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萍回忆录

一位新四军税务所长的征税历险记

凌萍

十九岁的农村小伙子当了新四军税务所长

     我于1926年11月9日出生在启东合作镇无畏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父亲长年在地主家打工，拼命省出一点钱供我读完了小学,此后我便随父亲到地主家干活。1940年，新四军东进到了我家乡，建立了革命政权,给我们贫苦农民带来了翻身的希望。1942年，我十六岁就参加了青年抗敌委员会，积极地参加轰轰烈烈的“二五”减租减息运动和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受到党组织重视。

     在“反清乡”斗争节节胜利之际，1944年组织上突然派我到苏中四专校学习。该校此处台北三仓区陆子苴(现东台市境内)，是所抗大式的学校，全校有600多人。在那里，我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著作，还学习了商务税务专业知识。此时我才晓得，组织上要把我培养成一名新四军的财税干部。在校期间，辛夷队长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校方决定让我们提前结业。我和俞文相同志被介绍到东南货管局(设在启东聚星镇)，受到局长陈世魁同志的接待，他将我和俞文相同志分配到四分局(汇龙镇)，分局主任张劲同志命我到和合镇任税务所长，俞文相同志为会计。税务所下设寅阳港、戤效港、吴仓港三个税收小组。就这样，我这个十九岁的农村小青年就当了新四军的税务所长，从此开始了四年历险征税之履。

    为打破敌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而战斗

     日本鬼子投降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启东解放区和苏中解放区其他地方一样，在沿江开设了多个港口，鼓励各地商人来启东经商，把本地农副产品销往江南的大中城市，同时购进解放区所需物资。我们的税收货管任务，就是为解放区政府征收税款，并有计划地促进敌占区和解放区之间的物资交流，以达到供求平衡、稳定物价、发展生产的目的。我们按照党的货管条例和税制有关规定吸引和管理商人，确保凡是从解放区把皮棉、黄豆、赤豆、豆饼等农副产品运往苏南、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地区，均需办好纳税、出港手续，方可通行；同时，购进我们所需要的两类物资，一类是枪支弹药、细布药品、报纸等军需品，(有专门机构收购)，另一类是解放区人民所需要的煤油、火柴、肥皂等民用工业品和生活用品。我们的税收货管工作对支援扩军备战，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生产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当时我党所制定的税收货管政策，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和商人的拥护和欢迎。那时，商船穿梭不息，码头装卸等港口服务业蓬勃发展，港口成了商贸流通中心,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解放区流行的一首歌谣——“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像梭穿。布朝北呀米朝南，从南到北只收一道捐。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哪儿有……”，就是当时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启东沿江地处长江北岸入海口处，与崇明遥遥相对，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税源丰富。然而，这里社会情况相当复杂，特别是逃往崇明、上海的还乡团与海匪勾结，使我们的税收货管工作常常受到严重骚扰。1946年的一个夜晚，我所副所长王笃同志在公司港附近开展工作时，遇上一股土匪，他的一支三号驳壳枪被缴，税票和税款被抢劫一空，人也被土匪捆绑拷打。时隔不久，我所驻吴仓港税务员茅锡祥同志在傍晚回宿舍的途中，也遇上了土匪，税票和税款都被抢光，人也被土匪打伤。因我所接连两次发生被抢劫事件，上级分局便专门为我所增配了武器，加强了防范措施。

     1946年深秋的一天，我们接到可靠情报：一条匪船已进入吴仓港和合镇港湾内，船上藏有枪支弹药。我立即带人赶去，把船主引上岸来，进行盘问，他拒绝交待。我们便上船搜查，在船仓的夹仓中，搜查到日本制造的三八步枪三支，子弹数百发。经向上级请示，分局将海匪就地正法。

     海匪不仅抢劫我税务所，还偷袭驻在吴仓港北七八华里处的新四军一师采办科、东南办事处，损失严重，被匪特缴去轻重机枪两挺，小炮四门，步枪二三十支，子弹数万发，采办科的负责人章林等七人与匪特搏斗中壮烈牺牲。

     当时我们除了提防匪敌外，还要同一些奸商进行斗争。他们为了瞒报出口物资数量，常用金钱拉拢、腐蚀、行贿我们的税务干部。但我所的税务人员丝毫不为所动，对行贿行为一律当场痛批，并进行重税罚款处理，使广大商人知道我们新四军的财税干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税官”，我们共产党的税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虽然我们天天和钱打交道，经手的钱千千万万，却一尘不染！仅管那些受处罚的商人对我们税收干部恨之入骨，背后骂我们“棺材里伸手——死要钱”，尽管我们常受到匪敌的袭击，但我们仍是日日夜夜坚守在税收工作的岗位上，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税收货管任务，得到上级的多次表扬和人民的一致好评。

   依靠群众突破敌后征税困局

     新四军取得苏中“七战七捷”胜利后，主力奉命战略北移，苏中四分区各地相继沦为敌后。1946年10月31日，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占领了启东汇龙镇。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党领导的坚持在敌后工作的地方政府、地方武装实行精兵简政、财税合并，组织决定：全区130多名财税干部，留下60多人坚持原地斗争，其他同志另行安排。上级以我所为基础，组建了路南财经分所，黄凯为所长，我为副所长，不久黄凯同志调走，由我担任所长。全所虽然只有10多人，但这是一支骨干力量，队伍精干、行动灵活、士气高昂，为保障供给、支持解放战争，全体同志甘愿时刻冒着风险，不怕流血牺牲，始终坚持在路南敌人心脏地区开展税收。

     当时斗争之尖锐，环境之险恶是前所未有的。一批逃亡到崇明、上海的敌对分子组成“还乡团”，随国民党军队全副武装地“还乡”，纷纷占领启东大小集镇，建据点、筑碉堡。这些“地头蛇”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到处抓田倒租、反攻倒算，杀害翻身农民和区、乡、村干部，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他们还在农村组建由地富分子参加的“铁叉队”，到处设岗放哨、密布暗探，我们夜间一出来，就到处响起锣声、“捉匪”声，国民党驻军马上出来搜捕，常有新四军干部被捕身亡。一度，我们白天根本不能露面，只有隐藏在贫下中农家中，伺机而动。

     这是锻炼和考验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理想、信念、意志的关键时刻。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坚持为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而征税的意志毫不动摇！我们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和区、乡干部，一个个狠狠地惩处农村中的敌方暗探，武装制服“铁叉队”，终于清除了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遍布在乡间的耳目和帮凶，使农村又变为我们共产党的天下，从而打开了征税局面。

五条港跳江突围   

     我们征税的地区毕竟是敌占区，时时会遭遇险情。

     1947年3月22日早晨，我和李熬同志赴大同村(镇)收税，李熬在一家商店里开税票，我站在门外向西边张望。我突然发现敌人已进村了，并正向我们走来。我和李熬连忙从街后的巷子往南撤走，敌人一边向我们开枪，一边朝我们包围过来。那天“跑情况”的群众和乡村干部共有一百多人，他们正在向江边奔跑，我和李熬混在逃难的群众中跑到五条港西堤岸外的长江滩上。此处向东是五条港，向西是长兴镇（有敌人驻守），北面敌人正在扑来，南面则是白浪滚滚的长江，情况万分危急！

     未等我们定神，五、六个敌兵已登上了堤岸，离我们只有十来米。敌兵用枪对着我们大喝一声：“喂！你们是什么人？”所幸，我和李熬都是农民打扮，我马上回答：“我们是老百姓。”大概敌人未怀疑我们是新四军干部，又唤道“上堤岸来，我们要检查。”我们只得慢慢地向敌人走去。我一面低声地吩咐李熬在接近敌兵时快速甩硫磺弹，我们趁机向北突围。不料，此时又有十多个敌兵爬上了堤岸，其中一个是和合镇开肉店的老板，此人姓俞，绰号蛤蟆，他的两个哥哥曾被我们枪毙了，他参加了“还乡团”，认识我和李熬。他认出我们后一面高喊：“龚所长，不要跑，快投降吧”，一面向我俩打了几枪，子弹从我们身边飞过，弄得江滩泥浆四溅，我们浑身沾满泥浆。我立即拔出腰间的驳壳枪向敌人还击了两枪，李熬也甩出了—颗硫磺弹，轰的一声，惊动了众多敌人。

     敌人紧紧封锁北岸，集中火力分两路向我们追击，以为我们肯定跑不掉了。我边跑边对李熬说：“我们向北突围无望了，冲不出去了，只有跳江，扑过五条港，才有生路！你快跟上我，往东奔！”我俩飞快地向前边奔跑，敌人在后面打着枪追赶，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们沉着应战，使尽全身力气加快速度向前飞奔。当与敌人的距离拉远到四五十米时，我猛然回头一看，李熬不见了，我以为他中弹牺牲了，便径自继续向东奔跑。终于到了五条港外口，我紧握手中驳壳枪，毅然决然跳入江中向港东游去。

     五条港外口水面宽，水又深，我不顾敌人子弹在我身边横飞，在惊涛骇浪中一口气游过了200多米宽的五条港！游过五条港，我在江滩上全身都冻麻木了，筋疲力尽，人伏在江滩上，半个身子还浸泡在江水中。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拚命地往上爬，但还是爬不上去。这时，敌人已赶到五条港外口，不停地向我开枪射击。我没有一丝后怕，反而有一种胜利的喜悦：不管多么惊心动魄，这次敌人是捉不到我了！恰好此时高桥乡的两个乡干——张朝相(已故)、施兴邦(在南通离休)也被敌人追赶到五条港，他们在港东江边偷偷向堤外看，发现有人半个身子泡在江水中，便冒着敌人乱飞的子弹，飞快地爬过来救我。他们认出我后,使劲地拉住我双手，将我扶到了堤岸内，我这才真正脱离了危险。他们把我扶到江边老乡施占相家中，施伯伯给我换了衣服，喝了两碗红糖生姜汤，我很快恢复了体力，又继续投入战斗。不久，我欣喜地得知，李熬同志也脱险了，当时他藏到江滩上的芦根堆里了，敌人只顾追我，未发现他。遗憾的是，他还是在后来的斗争中遇敌牺牲了。

             冒险开辟“据点征税”奇径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开展税收工作困难重重，以至后来渐渐无人向我报税。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对坚持原地斗争的区、乡村干部影响很大。为了度过这个难关，我们只好把税票发给乡干部，让其自收自支，多余经费上缴。

     有一次我到路北见到原游击营的司务长何士达同志，他开心地对我说：“财神爷到了！”可是我已变成身无分文的“穷鬼”财神爷，实无菜金供给，只能给他税票，查验印章，税率条例，让他们自己到小集镇去收税。他接过税票非常高兴，以为有了税票就有了钱，可是他连续三天到东余镇去收税，却一分钱也没有收到。他再次见到我时，急得哭起来了：“区游击营已几天无油炒青菜了，再过三天，连炒盐黄豆也吃不上了。”身为财税干部的我听了这话后，心情非常沉重：我们对区游击营的最低给养都不能保证，怎么谈得上支援战争、支援前线呢？可是，要征税，大商人却都在敌人据点里，我多次写信，约定地点、时间，但始终不见他们踪影。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横下一条心，决定冒险打入据点，开辟据点征税新途径。我和戴祥同志商定，首先把和合镇东市梢毛召福油坊、和合镇北市梢同康木行和江夏村(镇)等油坊老板列为重点税收对象。一天上午，戴样化装成一个打油工人，用一根扁担挑着两只油桶，带一支卡尔德手枪，把枪放在右手手心里，手按在扁担上面，大摇大摆地过桥，通过了敌人的哨卡，单枪匹马到达毛召福油坊。一进油坊门，戴祥就看到老板坐在账桌上，老板抬头也看到了戴祥，发现戴祥的枪正对着他，惊呆了。戴祥轻轻地对他说：“我这次来，主要是请你向我们完税的。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烦劳你跟我走一趟，护送我出去，请你走在前面！”油坊老板不得不听命，戴祥便跟在老板后面，用枪始终对着老板的脑袋。到了据点外面后，戴样和油坊老板结了税账，要他交470万元(法币)，并约定了时间、地点。隔了数日，油坊老板托人把税款如数送来了。

     戴祥同志把收到的税款赶紧送到了区游击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营长戈拔同志(六八战役中牺牲)拍着戴祥肩膀夸道：“你们新四军财税干部是好样的！”戴祥同志坚持敌后斗争的业绩得到东南行署第一号嘉奖令，并由东南货管局将戴祥坚持敌后斗争的事迹专门印成小册子下发，号召东南地区财税干部学习。可惜，1947年6月的一天，戴祥同志遇敌，顽强搏斗，壮烈牺牲。

     冒险进据点收税，我这个所长也常亲自出马。一天，我和区公安股长赵志良同志(后在上海市离休)商量，决定去和合镇北市梢同康木行，要该行老板出来完税。赵志良同志对和合镇敌据点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说：“我正在考虑如何处决和合镇据点里的敌情报组长顾朝琴，这个坏家伙经常欺压打骂群众、强奸民女，坏事做尽，民愤极大。他还经常在同康木行搜集我方情报。”我对赵说：“两个任务我们一起完成！”

     一天凌晨，我带了两个武工队员，到了同康木行河西，在一家向南开门的豆腐店中，我们从门缝中观察门外的动静。清晨六时，和合镇敌人从北市梢向我们走来，情况十分危急，我说：“有敌情，准备战斗！”只见敌人大摇大摆地从豆腐店门前穿过。我数着一个、二个……，一共有三十多人，全副武装，跑往北公路，向郁家村(镇)敌据点方向去了。我们等久了，担心出事想离开时，正巧见到门外有一个人为买瓜打骂群众，门外的联络员发出信号，暗示这个打骂群众的就是坏蛋顾朝琴。我们三人马上冲出门外，我从腰间拔出驳壳枪向他开了两枪，把这条狗当场击毙，为民除了害。和合镇的驻敌、街上的群众听到枪声乱成一团。乘群众向四面八方散去之际，我们迅速赶到河东，找到同康木行的山东老板。在敌人的枪弹追击下，我们带着老板趟水过河，撤到中央河北的安全地带。这时，我们向老板交待了政策，并约定了完税时间、地点。不久，他托人向我们送来税款500万元(法币)。我们开展的据点税收行动，迫使和合镇据点里的比较大的商人及和泰、杨裕兴等油坊老板都规规矩矩地出来向我们缴税了。

     打开和合镇据点税收局面后，我又转向江夏村(镇)和寅阳镇开展敌据点收税。1947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我带领李熬、施跃俩同志，都化装成农民摸样，悄悄地进入江夏村（镇）敌据点内。我们把油坊戴老板请出来后，很快撤离现场。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我们向敌人哨位丢了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吓坏了敌人，他们迅速地躲到河东的碉堡里去，机枪打个不停，可是我们已走得很远了。

     第二天晚上，我又和宋汉章(在启东离休)等穿过江夏村(镇)敌据点到寅阳镇油坊征税，在两地总共征到税款470万元(法币)。通过开辟据点税收新途径，保障了区、乡干部的供给，也度过了最困难的非常时期，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我所先后有九位战友为征税英勇牺牲

     敌后征税无异于虎穴取食,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们坚持在路南征税的财税干部，为了多征点税，完全置生死于度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47年12月底的一天傍晚，我所税务组长韩良、沈士高、高敏三同志已做好了次日早晨赶往启东区财经分局参加“三查”、“三整”集中学习的准备。吃过晚饭后，三人一商议，决定利用会前的这个夜晚，到和合镇西南东兴镇附近三叉路口，搞一次突击性查税缉私活动。他们先到路口附近的徐宅歇脚。

     半夜以后，他们获悉路口有敌人出来活动，便向南撤，欲经东兴镇桥向东转移到安全地带。不料，当他们走到北市梢时，敌人已到达那里。敌兵站在桥上，在月光下看到北边有人影晃动，便狡猾地冒充我三乡联防队进行盘问。韩良率先放心地往桥上走去，刚走上桥堍，即被埋伏的敌人抓住。他发现上当后，拼命与敌搏斗，当场壮烈牺牲。走在后面的沈、高二同志见势不妙，即向北突围。高敏(通州区离休)被敌抓住，随即挣脱，跳河脱险，回到了徐宅。沈士高虽在扑河时中弹负伤，但还是带伤过了河，脱险后又向东走了六七华里，终于找到区游击营二连(当时我刚调到游击营任指导员)驻地。听到枪声后，我和通讯员便跑到门观察，不久，吃惊地看见全身衣服湿透、面色苍白的沈士高一手拿枪、一手揣着包裹，捧着肚子艰难地走来。我连忙把他扶到屋内。他上气接不到下气地告诉我：“我们遇上了敌人，韩良同志当场牺牲了，我带花了，高敏下落不明！”我急忙叫来卫生员小宋进行抢救。卫生员把他的衣服解开，只见他浑身是血，肠子已从枪眼中涌出来了，在场的同志都惊呆了。沈士高问卫生员“能医得好吗?”小宋没有吭声。沈士高心里明白了，便指着桌子上的枪和包裹里的税款、税票说：“请组织收下吧，我的革命任务完成了。你们继续战斗……。”卫生员噙泪替他换了衣服，包扎好伤口，我们马上派两名战士用担架把他送往后方医院抢救。可是，在当天下午一时左右，担架抬到新造镇北一华里处，沈士高同志就不幸牺牲了。事后听区财经主任施建毅说，在替沈士高遗体更换衣服时，发现他身上共有七八个枪眼，有几颗子弹头还嵌在肉体内。沈士高同志牺牲后，我们大家心里非常悲痛，也非常震撼：他身负重伤，竟没有丢失一枪一弹，没有丢失一张税票，没有丢失一分钱税款！他是我们的骄傲，是新四军税务干部的楷模！这一楷模一直在鼓舞着我们继续战斗。

     至此，我所在敌后路南地区坚持斗争的十二位财税干部中，先后有戴祥、龚镜春、李熬、沈士高、韩良等九位同志壮烈牺牲，我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可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征来的每分钱、每粒粮都来之不易，是用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四军的财税干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1983年，在南通市市长陈世魁(原东南行署货管局局长，已故)及顾少初(已故)、王味新(上海市建设银行行长已离休)、张劲(已故)主持下，分别在海门、启东两地召开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的40多位新四军财税干部座谈会。会上，大家心潮澎湃地回忆、畅谈了亲历、亲闻、亲见的征税往事，深切缅怀为征粮征税、保障供给而在坚持敌后斗争中牺牲的300多位新四军财税干部。为了纪念他们，由张劲同志执笔集体赋诗四首： 

    当年英姿勃勃，同战海启。

    今日鬓发斑斑，回忆过去。

    云集故地，畅叙东南财史，

    忆往事，鼓士气，斗志不衰。

 

    白发回首话当年，东进炮声振心弦。

    投笔从军参加党，江海些许少人烟。

    宣传抗日壮队伍，扩大财经保供给。

    今朝缅怀功勋史，未为“英雄”末座伴。

 
    革命胜利人人颂，财经干部立大功。

    不畏艰验征粮税，保障供给责任重。

    多少先烈捐躯去，血洒海启育新风。

    尔我后死忆往事，遥向海启祭一盅。

 

   一颗子弹一滴汗，税收干部不怕难。

   寒冬腊月趟水过，酷暑骄阳把路赶。

   穿过封锁赴敌后，终年活跃在边缘。

   何惧顽敌逞凶狂，甘洒热血沃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