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先锋”沈思贤

沈思贤右和茅琛左合影

沈思贤（1922—2014），通州人。1941年8月，参加区队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1943年5月参加通海行署短枪队，担任茅琛的警卫员。他作战机智灵活，英勇善战，为反“清乡”斗争立下汗马功劳，被授予“战斗先锋”称号。
    入短枪队任茅琛警卫员
     1942年春，通海行署为开展全面的武装建设，成立了通海人民自卫总队，由茅珵兼任参谋长。为了提高部队素质，总队办了2期基层干部训练班，茅琛亲任领导，主要轮训崇明警卫团和行署各区队班、排长。同年3月，在区队当班长的沈思贤参加了通海行署基层干部训练班学习，这是沈思贤第一次接受党的军事、政治教育，他成绩突出，表现积极，给训练班领导茅琛留下了良好印象。在“汤团”打入敌人内部之前，通海行署、工委决定从崇明警卫团和各区队抽调素质好、有战斗经验的20余人，组成一支精干的短枪队，茅琛兼任队长。有了上次培训的印象，1943年5月，沈思贤被选进短枪队，成为短枪队员，并担任茅琛的警卫员。
    根据通海行署领导的指示，短枪队成立之初，在敌人“清乡”初期，采取隐蔽、分散的活动方式，尽可能做到不暴露、不打新四军的旗号，以灰色的面目加以掩护。为了不暴露，茅琛化名张继生，队内、队外一律不称队长，而称“张先生”，以此迷惑欺骗敌人，减轻对自身的压力，达到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站稳脚根、坚持下来的目的。
    当时短枪队的主要任务：一是锄奸反特，二是与打入敌人内部的“汤团”保侍密切联系和配合行动，三是寻找时机打击日伪军。短枪队在茅琛队长带领下开展了锄奸反特斗争。主要打击对象是伪警、宪、特、清乡人员和死心塌地的伪乡镇长及实际投靠敌伪的“两面派”乡镇长。短枪队采取化装、隐蔽的方式，夜以继日，四处出击，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锄掉汉奸30余人。
    沈思贤无论在锄奸反特还是战斗中，他机警灵活，不怕牺牲，表现突出，是短枪队的骨干。茅琛走到哪里，沈思贤都要跟到哪里，确保茅琛安全。1944年12月27日，沈思贤随茅琛和施衡一起到通海镇北朱亦富宅参加区召开的征粮会议。谁知，途中遭到川港镇据点出动的日本鬼子的袭击，因寡不敌众，参加会议的行署财经科长刘里千和通信员当场中弹牺牲，保障乡乡长蔡国丰、通八区区委委员杨文俊、区民政助理赵志义3人被捕惨遭杀害。在沈思贤和施衡2人掩护下，茅琛跑了10多里路，跨越16条河沟，才冲出重围脱险。这次脱险使茅琛终生难忘，也和沈思贤结下深厚的友谊。
    两擒两放兵痞郑长继
    在反“清乡”斗争紧张阶段，沈思贤和战友们还两擒两放称霸一方的兵痞、恶霸、土豪郑长继。
    郑长继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下级军官，抗战爆发后，挂着抗战的招牌，组织游击队，到处流窜，收捐收税，欺压百姓，是一支谁也不管的野鸡部队。1941年盘踞在南通以东沿江的大安港、长桥港一带，称王称霸，人们都称他为“大老板”。1942年，他施展两面手法，一面和我行署接触，表示支持我政府，不接受日伪收编；一面则暗中与日伪勾结。不久，郑与另一支杂牌队伍发生冲突，其队伍被对方呑并，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之后，他便在长桥港一带沿江地区，搞围垦造田。他既未向政府申报，也未纳税，经过几年经营，围田达数百亩。通过私自出卖出租，大发横财。他还仗其尚有部分武装，敲诈勒索，强迫周围乡镇摊派钱粮，供其给养，群众怨声载道。为扩充武装，增加抗日民主政府财经收入和打击其称霸一方的罪恶行径，决定对他采取行动。
    1944年夏秋，沈思贤在茅琛带领下和另外3个短枪队员，进入郑驻地附近，通过关系与其联系。不出所料，他由4名警卫保驾应约而来。经过一番寒暄，在茅琛队长暗示下，沈思贤等4个队员眼明手快，将他4名警卫的武器缴下，郑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苦苦哀求。茅琛队长当即限其交出余下武器，补缴救国公粮。在他满口承诺，再三作保之后，将其释放。然而，郑未兑现，竟躲在靠近日伪据点的竹行镇。沈思贤和战友获悉后，于一深夜再次潜入该镇将其捕获并缴获短枪2支。他惊恐万状，陈述苦衷，答应向抗日民主政府缴纳的粮税款，将分批如数上缴，恳求放其回去亲自筹款，并愿将其妻子作为人质。当时，茅琛队长因考虑到如不放他回去，难于筹集应缴款项和收缴余下武器，故再次将其释放，并将其妻押回行署。不久，郑交出长短枪五六支；在二三个月内，分批缴纳了一笔为数不小的税款和粮款。这在日伪搞“封锁”、搞“围剿”的“清乡”日子里，帮助部队解决了财经困难。
    和土匪作生死搏斗
    1944年5月一天晚上，沈思贤随短枪队在队长茅琛带领下，从川港镇向南行军途中，遇上4个正在抢劫老百姓财物的土匪，当场被短枪队抓获。当天，短枪队在海神庙附近一老百姓家借宿过夜，4个土匪被反绑关在老百姓屋里。清晨，茅琛命令沈思贤和黄仲康留守看守4个土匪，他带领其他队员外出执行任务。
    约上午8点，黄仲康将枪交给沈思贤上茅厕。此时，关在屋里的土匪大叫“肚子饿，要吃饭”，因新四军有不虐待俘虏的政策。沈思贤听到后，随即推门进去准备给他们烧饭。谁知4个土匪早己挣脱绳索，见沈思贤进门，3个年长的土匪像恶狼一样扑过来，另一个年轻的小土匪站在边上吓得直打哆嗦。沈思贤见此情景，就拼命大喊“快来人！快来人救命……”，此时一个年长的土匪上来用手捂沈思贤的嘴，被沈思贤咬往；另两个年长的土匪，一个抓沈思贤的左手，另一个抓沈思贤的右手，想夺沈思贤紧紧握住的两支驳壳手枪，那个年轻的小土匪也上来打沈思贤几拳。在生死搏斗中，那个被沈思贤咬住手指的土匪，手指被沈思贤咬断；沈思贤嘴巴右侧被土匪撕裂。这时，一个年长的土匪脱手，拿起屋内存放的钉钯，猛向沈思贤头上砸来，说是迟那是快，沈思贤急忙扣动板机，将这个发狂的土匪击毙。被沈思贤咬断手指的土匪见状，迅速拔腿窜出门外逃跑。此时，另外2个土匪见沈思贤战友黄仲康冲了进来，拔腿就逃。其中一个年长的土匪被沈思贤他们追捕搏斗中勒死，另一个年轻的小土匪逃掉。那个逃掉的被沈思贤咬断手指的土匪（姓施），勾结敌人作恶多端，后被我政府抓获处决。这起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使沈思贤终生难忘。
    1945年1月，短枪队同通海总队合并上升为南通警备团后，沈思贤留在汇通区坚持原地抗日斗争。1945年3月，汇通区五个乡联合成立联防队，沈思贤任五乡联防队队长。
    智歼据点日伪军
    1945年的春夏，日寇已是强弩之未，但在南通城到通启一线的重要城镇，仍被日伪军占领着，以维护其沿冮的军运交通。汇通区的张芝山镇，是日军设在通海公路上的一个重要乡镇据点，这里构筑了5座碉堡，驻有一个日本小队，还有伪警察队。
    沈思贤所在的五乡联防队和区队积极寻找战机，准备拔除张芝山日军据点。但沈思贤们联防队和区队只有50多人，兵力弱小，又没有攻坚的火炮，而敌人却有碉堡固守，支援接应方便迅速。因此，要拔除这一据点，不能硬攻，只能智取。
    联防队根据潜伏在伪警察队里的2名“内线”所提供的据点情况，制订了周密的智歼计划。联防队由沈思贤队长带领，因沈思贤熟悉张芝山的地形环境和进出路线，又有战斗经验，区长沈阶平决定由沈思贤负责突击。1945年5月24日凌晨6点，50多个指战员，从陆中敏油榨坊向张芝山方向进发。
    一个步枪班，分成两个组担任警戒和阻击任务，阻击南通城与海门方向可能的来敌。另有4个短枪队员分成二组，化妆上街的农民，混在据点南面的铁匝店和粮行地摊的人群里，距离日军哨兵只有四五十米，他们的任务是配合沈思贤突击行动。联防队、区队其余30多人的4个步枪班，配有轻机枪1挺，埋伏在据点北边不足1里路的埭上。
    那天，沈思贤身穿时髦的派力司长衫，装成伪方人员的模样，和带路的伪保长朱纪方一起隐蔽在据点门岗附近的民房里。沈思贤暗中紧盯门岗上的2个日军哨兵的活动，同时不时地瞟着手表。待约定时间，营房的日军象往常一样，徒手进入饭堂吃早饭，只有2个哨兵还在门口徘徊。时机刻不容缓！沈思贤立即示意朱纪方一起走出民房，直向哨兵闯去。等到哨兵喝问时，沈思贤等已逼近哨兵面前，沈思贤一面回答说是“来报告情况的”，一面举枪将日军哨兵击毙。
    正在吃早饭的日军听到枪响，慌忙丢下饭碗，向碉堡奔去，企图取枪抵抗。但是他们已经迟了一步。和我方取得联系的伪警，按照事先和我方约定的部署，一听到沈思贤的枪声，就冲进碉堡，把碉堡门牢牢地关紧。日军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着，手中没有武器，象没头的苍蝇似的急得在围子里团团转。这时，我方的2个短枪组和4个步枪班立即冲进据点，追捕四处逃窜的敌人，全歼张芝山的日军和伪军，整个战斗不到半个小时结束。经统计，全歼日军一个小队12名日本鬼子，其中击毙9名，有2名被沈思贤击毙；俘伪警、伪区公所人员30多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并将5座碉堡全部捣毁。                                                                                                                                                                                                                                                                       
    这次战斗，沈思贤受到了分区领导表场，被授予“战斗先锋”称号，还在《江海报》《苏中报》上被点名表扬。1945年5月，南通县县长孙卜青亲书“战斗先锋”的锦旗发给沈思贤。
供稿  陶建明 
主编：王茂华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