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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辈
战火中的童年
点击:时间:2019-09-22
“红缨枪,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头发银光,拿起了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小东洋他是杀人放火的恶魔王,一心把中国来灭亡”,“山沟里,山顶上,游击战争干一场”,“打东洋保家乡,不让鬼子再猖狂”!这是母亲生前常唱并教我的一支抗日歌曲。它已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哼起这首歌就会想起战争年代的父母,以及我们姊妹在战火中的童年。
父亲三十年代在如皋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俞铭璜倡议叶胥朝、潘也如等人组织的进步文艺组织“春泥社”,他既是成员之一,又是积极撰稿人。在上海美专求学期间,参加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父亲在泰州找到新四军,找到了党组织。入党后他义无反顾地在党的领导下投入抗日洪流。党在苏中建立了根据地,如皋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父亲曾任马塘等地的区长,区委书记等职,在反清乡斗争中,先后在白蒲、林梓、丁埝、石家甸、双甸、岔河、马塘、孙家窑、石港等地,带领区游击队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争。他们在敌人包围圈内,神出鬼没,昼伏夜出,狠狠打击鬼子和伪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们还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插入敌人心脏,并在群众的掩护下摆脱敌人的围追。
在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母亲在双北区安乐桥(安乐桥---现如东县河口镇立新桥居委会景西村)做群众工作。教农民兄弟、子弟学习,宣传抗日。她根据抗日的真人真事,当地贫苦农家子弟受欺压的悲惨遭遇编写小歌剧、小话剧,组织儿童团演出。组织群众演唱抗日歌曲。5岁的大姐跟着母亲东奔西跑,跟着儿童团一起活动,成为儿童团里最小的成员。她和儿童团的哥哥姐姐们一起上台表演抗日剧目。因为工作繁忙,母亲把年幼的二姐寄养在老乡家里。这家把二姐像亲生女儿一样精心养护。但不幸二姐得了天花,在那战争年代没有条件医治,因此小小年纪就夭折了。据母亲讲,那家老乡就像痛失自己的爱女一样痛哭不止。
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党的干部与群众鱼水情深。每当敌伪扫荡时,民兵和群众掩护母亲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老乡就用锅灰抹到母亲脸上,用农村妇女的头巾包住头,坐在灶边烧火,把大姐藏到老乡家里,帮助母亲躲过了敌人一次次的扫荡。有一次敌人突然扫荡把村子的人都赶到场地,但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指认母亲和大姐。
44年组织安排父母到苏中工作,母亲把大姐送到如皋外婆家,即到高邮赴任。也就在44年底我在宝应出生了。按时间地点推算,我是新四军二代都尊称为钱妈妈的新四军医生钱纳仁接生的。母亲生前,我陪她重回淮阴苏皖边区旧址,她指着一个女同志的照片说:“你是她接生的。”可惜当时我并没有注意记住名字。据了解钱妈妈的照片确实就挂在苏皖边区旧址展览中。因为母亲生我是在农村的草房里,床后的墙有一道裂缝,冬天的冷风通过裂缝吹进来,母亲从此落下头痛病。头痛起来,要用大手帕把头紧紧勒住,还不时痛的呕吐,就像生一场大病一般。繁忙的工作不允许生孩子的女同志多休息。那时父亲是苏中报社秘书兼生活杂志主编,母亲是杂志助理编辑。母亲常把幼年的我放在摇篮里,一边用脚晃着摇篮,一边手上不停的写着材料。父母到苏皖边区政府工作时,把我带在身边也到了苏皖边区。我穿的衣服是手巧的母亲用新四军的军装改成的小衣服,前面还系一个白的围兜。母亲还用军装帮战友、朋友夏溶的女儿—我的发小徐虹改做了小衣服。
46年下半年,党组织安排母亲重返九分区如东景安工作。母亲带着我到了景安,随后又接回了姐姐。母亲工作忙起来就把年幼的我放在老乡家里临时帮忙照顾。父母生前我曾陪他们到当年工作战斗过的景安区看望战争年代的老朋友、老乡。与当年照顾幼年我的老乡闲聊时,谈起了当年夜里拉我起来小便,稀里糊涂把小便尿到他的鞋里时,大家不禁哈哈大笑。我刚学说话时,就用木棍敲着床帮,用不清晰的语言说着:“倒霞庄!倒霞庄!”实际是说敌人“到下庄”。战火中的幼儿向大人学说话,最先学会记住的不是“爸爸、妈妈”,而是战争中的语言。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时常袭击新四军驻地,挑起内战。一次袭击景安时,敌人看见八岁的大姐,诱骗她唱歌,从小就参加儿童团的活动的姐姐,跺着脚倔强的喊着“就不唱!就不唱!”老乡立即把姐姐拉回群众圈里,使她免受敌人伤害。战火中的儿童从小爱憎分明,决不向敌人屈服。还有一次,在得知敌人已逼近,民兵把船撑到芦苇荡,母亲和其他分区新四军的干部要迅速转移到河的对岸。照顾我们的一位阿姨带着姐姐,抱着我也上了船,在船的摇晃中没站稳,不小心把我掉进了河里。在敌情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两个民兵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跳进冰冷的水里,把我救起,挽救了我的生命。被救起后,我竟一声也没哭。我想这可能是战争年代,年幼的孩子也有“敌情”的潜意识吧。
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苏皖边区撤离所在地淮阴。父亲随大部队转移到山东,之后先后到大连、旅大关东公署,48年又返回山东教育厅。因工作关系,父母长达两年失去联系,音信杳然。当得知父亲已到山东,且肺病严重时,母亲便带着我们姐妹,随兵站同志一路辗转、长途跋涉直奔山东。因我还小,和其他孩子放在筐里分别挂在毛驴背的两侧,姐姐骑在毛驴上。母亲步行疲劳时,也会骑毛驴,加快行进速度。毛驴长途负重奔跑,也会疲劳打瞌睡。毛驴跑着跑着打瞌睡,我们坐的筐就会掉下来,姐姐、母亲也会从毛驴颈部滑下来,……。一路行军,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山东。
济南解放后,我们随部队进入济南。父母做为抗战时期的老党员结束了战争年代的动荡,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环境。姐姐进了山东保育小学,我进了托儿所,两年后又进了小学预备班。我和姐姐做为战争年代幸存下来的儿童,也从此结束了战火中的童年,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
今年的国庆,正是建国70年大庆。我们的祖国历经苦难之后,随着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上庄严的宣告,终于获得了新生,从此阳光普照祖国的山河大地。英雄的中国人民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改革开放富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强起来;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小康奔跑,为民族伟大复兴拼搏。伟大祖国早已把贫弱的帽子扔进了大西洋,结束了受屈辱被宰割的历史。如今我们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国之重器威震四方,铁血战士吼声惊天动地;中国制造闻名天下,北斗卫星飞驰蓝天;中国智慧,中国声音在世界回响,五星红旗映着深蓝在四大洋飘扬;自立、自强、自信坚定前行。而今祖国到处是孩子们的笑脸,老人们欢快的广场舞,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成就和幸福得来不易,是一代又一代人奋斗得来的,是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饮水思源,莫忘初心,因为忘记则意味着背叛。
供稿:徐朋(原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主编:王茂华
编辑:蒋玉武
父亲三十年代在如皋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俞铭璜倡议叶胥朝、潘也如等人组织的进步文艺组织“春泥社”,他既是成员之一,又是积极撰稿人。在上海美专求学期间,参加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父亲在泰州找到新四军,找到了党组织。入党后他义无反顾地在党的领导下投入抗日洪流。党在苏中建立了根据地,如皋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父亲曾任马塘等地的区长,区委书记等职,在反清乡斗争中,先后在白蒲、林梓、丁埝、石家甸、双甸、岔河、马塘、孙家窑、石港等地,带领区游击队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争。他们在敌人包围圈内,神出鬼没,昼伏夜出,狠狠打击鬼子和伪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们还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插入敌人心脏,并在群众的掩护下摆脱敌人的围追。
在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母亲在双北区安乐桥(安乐桥---现如东县河口镇立新桥居委会景西村)做群众工作。教农民兄弟、子弟学习,宣传抗日。她根据抗日的真人真事,当地贫苦农家子弟受欺压的悲惨遭遇编写小歌剧、小话剧,组织儿童团演出。组织群众演唱抗日歌曲。5岁的大姐跟着母亲东奔西跑,跟着儿童团一起活动,成为儿童团里最小的成员。她和儿童团的哥哥姐姐们一起上台表演抗日剧目。因为工作繁忙,母亲把年幼的二姐寄养在老乡家里。这家把二姐像亲生女儿一样精心养护。但不幸二姐得了天花,在那战争年代没有条件医治,因此小小年纪就夭折了。据母亲讲,那家老乡就像痛失自己的爱女一样痛哭不止。
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党的干部与群众鱼水情深。每当敌伪扫荡时,民兵和群众掩护母亲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老乡就用锅灰抹到母亲脸上,用农村妇女的头巾包住头,坐在灶边烧火,把大姐藏到老乡家里,帮助母亲躲过了敌人一次次的扫荡。有一次敌人突然扫荡把村子的人都赶到场地,但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指认母亲和大姐。
44年组织安排父母到苏中工作,母亲把大姐送到如皋外婆家,即到高邮赴任。也就在44年底我在宝应出生了。按时间地点推算,我是新四军二代都尊称为钱妈妈的新四军医生钱纳仁接生的。母亲生前,我陪她重回淮阴苏皖边区旧址,她指着一个女同志的照片说:“你是她接生的。”可惜当时我并没有注意记住名字。据了解钱妈妈的照片确实就挂在苏皖边区旧址展览中。因为母亲生我是在农村的草房里,床后的墙有一道裂缝,冬天的冷风通过裂缝吹进来,母亲从此落下头痛病。头痛起来,要用大手帕把头紧紧勒住,还不时痛的呕吐,就像生一场大病一般。繁忙的工作不允许生孩子的女同志多休息。那时父亲是苏中报社秘书兼生活杂志主编,母亲是杂志助理编辑。母亲常把幼年的我放在摇篮里,一边用脚晃着摇篮,一边手上不停的写着材料。父母到苏皖边区政府工作时,把我带在身边也到了苏皖边区。我穿的衣服是手巧的母亲用新四军的军装改成的小衣服,前面还系一个白的围兜。母亲还用军装帮战友、朋友夏溶的女儿—我的发小徐虹改做了小衣服。
46年下半年,党组织安排母亲重返九分区如东景安工作。母亲带着我到了景安,随后又接回了姐姐。母亲工作忙起来就把年幼的我放在老乡家里临时帮忙照顾。父母生前我曾陪他们到当年工作战斗过的景安区看望战争年代的老朋友、老乡。与当年照顾幼年我的老乡闲聊时,谈起了当年夜里拉我起来小便,稀里糊涂把小便尿到他的鞋里时,大家不禁哈哈大笑。我刚学说话时,就用木棍敲着床帮,用不清晰的语言说着:“倒霞庄!倒霞庄!”实际是说敌人“到下庄”。战火中的幼儿向大人学说话,最先学会记住的不是“爸爸、妈妈”,而是战争中的语言。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时常袭击新四军驻地,挑起内战。一次袭击景安时,敌人看见八岁的大姐,诱骗她唱歌,从小就参加儿童团的活动的姐姐,跺着脚倔强的喊着“就不唱!就不唱!”老乡立即把姐姐拉回群众圈里,使她免受敌人伤害。战火中的儿童从小爱憎分明,决不向敌人屈服。还有一次,在得知敌人已逼近,民兵把船撑到芦苇荡,母亲和其他分区新四军的干部要迅速转移到河的对岸。照顾我们的一位阿姨带着姐姐,抱着我也上了船,在船的摇晃中没站稳,不小心把我掉进了河里。在敌情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两个民兵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跳进冰冷的水里,把我救起,挽救了我的生命。被救起后,我竟一声也没哭。我想这可能是战争年代,年幼的孩子也有“敌情”的潜意识吧。
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苏皖边区撤离所在地淮阴。父亲随大部队转移到山东,之后先后到大连、旅大关东公署,48年又返回山东教育厅。因工作关系,父母长达两年失去联系,音信杳然。当得知父亲已到山东,且肺病严重时,母亲便带着我们姐妹,随兵站同志一路辗转、长途跋涉直奔山东。因我还小,和其他孩子放在筐里分别挂在毛驴背的两侧,姐姐骑在毛驴上。母亲步行疲劳时,也会骑毛驴,加快行进速度。毛驴长途负重奔跑,也会疲劳打瞌睡。毛驴跑着跑着打瞌睡,我们坐的筐就会掉下来,姐姐、母亲也会从毛驴颈部滑下来,……。一路行军,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山东。
济南解放后,我们随部队进入济南。父母做为抗战时期的老党员结束了战争年代的动荡,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环境。姐姐进了山东保育小学,我进了托儿所,两年后又进了小学预备班。我和姐姐做为战争年代幸存下来的儿童,也从此结束了战火中的童年,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
今年的国庆,正是建国70年大庆。我们的祖国历经苦难之后,随着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上庄严的宣告,终于获得了新生,从此阳光普照祖国的山河大地。英雄的中国人民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改革开放富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强起来;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小康奔跑,为民族伟大复兴拼搏。伟大祖国早已把贫弱的帽子扔进了大西洋,结束了受屈辱被宰割的历史。如今我们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国之重器威震四方,铁血战士吼声惊天动地;中国制造闻名天下,北斗卫星飞驰蓝天;中国智慧,中国声音在世界回响,五星红旗映着深蓝在四大洋飘扬;自立、自强、自信坚定前行。而今祖国到处是孩子们的笑脸,老人们欢快的广场舞,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成就和幸福得来不易,是一代又一代人奋斗得来的,是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饮水思源,莫忘初心,因为忘记则意味着背叛。
供稿:徐朋(原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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