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劲何俱疾风寒

草劲何俱疾风寒
————从三次蒙冤看粟裕将军的党性修养
 

 
今年，是粟裕大将诞辰100周年。粟大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驰骋疆场、沐浴弹雨的事迹已广为人知，然而粟裕大将在历史上三次蒙冤忍辱负重的经历却鲜为人道。解读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对理想和事业的坚强信念。
初次蒙冤：1934年，被扣上“反政治委员制度”帽子
粟裕将军1907年8月10日出生，20岁入党，考入叶挺部队教导大队并参加南昌起义，参加了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四次负伤。1933年11月伤愈出院后，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参谋长，兼第20师师长。当时，正是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被敌蚕食，逐步缩小。与此同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部队里的气氛远不是过去那样活跃、舒畅了。军团政委肖劲光抵制错误被撤了职，中央派乐少华来担任政委。乐少华是一个与王明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搞宗派的人，是一个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他自以为是，作风粗暴，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刚到七军团上任，部队在一个大庙里开会欢迎他，请他做报告。恰巧这时粟裕从战场回来，“军团长寻淮州，见我到了会场门口，走出来同我打扫呼，刚简单说了几句，乐少华就在会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我在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在闽赣边界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红七军团阻击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粟裕后来回忆说，“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乐少华和军团长寻淮洲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同志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乐少华同志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有说的。但从此却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所谓“政治委员制度”，是红军实行的一种军队的政治领导制度，但对乐少华来说，就是只有政委才是红七军团的最高领导，不承认他的最高权威，就是反政治委员制度，他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粟裕被列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另册后，受到了“限制和监视”。1934年11月，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立红十军团时粟裕被迫离开了野战部队，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后在方志敏力荐下，于是年冬才重新担任主力红军十军团参谋长。粟裕虽入“另册”，但斗志不松，信念不改，凭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责任心，积极协助军团领导谋兵布阵，挥戈杀敌，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意见和建议。在原则问题上，他也毫不含糊，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1935年1月，红十军团转移到浙江西部遂安县茶山村，围绕部队向何处去，如何摆脱困境的问题，军团领导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政委乐少华等人主张回赣东北合兵休整。而粟裕不顾“帽子”，他在认真分析了敌情和任务后，提出了兵分浙西南和赣东北的主张，他认为红十军团只有3000多人，和敌人相比力量悬殊，不能集中起来与敌人硬拼，打阵地战、消耗战，而只能分散打游击。虽然粟裕的意见被否决了，并再次引起乐少华的“厌烦”，但历史已经证明，茶山决策是红十军团怀玉山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茶山会议后，粟裕率800余人的先头部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为革命保留了一批干部战士，而主力2000多人则全军覆没。40多年后，粟裕在总结这一段斗争生活时说：“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严重损害了军团领导核心的战斗力，给军团带来了无法摆脱的灾难，这是导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组织上的原因”。
二次蒙冤：1936年，被陷为“参与叶飞、黄道分裂省委活动”
1935年初，红军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安徽怀玉山失败后，军团领导方志敏被俘，刘畴西阵亡，2000多主力全军覆没。仅粟裕、刘英率800多人突围至闽浙赣根据地的崇山峻岭中，2月，根据中央指示，以突围部队为基础，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率部队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艰难曲折的，挺进师与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承受着国民党军几十个团的一次次清剿和围剿，常常是后有追兵，前有拦截，有一次粟裕带领大家一天一宿急行军90公里，连打七仗，才冲出包围圈。然而，就在这艰难险恶的斗争中，粟裕再次蒙冤。
这要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说起。
1935年，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在武装斗争保卫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设工作迅速发展，至9月，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5个纵队和2个独立支队，根据地已在江山、龙泉、遂昌等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但这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9月份敌人集中32个团约6、7万人的兵力,围攻我根据地,9月19日敌人血洗浙西南,主力被迫跳出包围圈,与敌周旋于浙闽边区。10月，与闽东特委负责人叶飞等会师,为协调浙江与闽东、闽北根据地的行动，浙闽领导人取得了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共识，经协商，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等11人组成，刘英为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共青团书记，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闽浙边临时省委是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由浙南和闽东两个游击区的党的负责人协商成立的。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特别是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发生了误会，产生了矛盾。临时省委本应妥善处理好矛盾，但刘英同志却想“统掉”闽东，几次提出把叶飞同志留在省委工作，籍以调离闽东。粟裕不赞成，同时对刘英派往闽东独立师任政委的人选也认为不当。1936年2月，粟裕写信给闽北特委书记黄道，请黄协调，刘英得知后甚为不满。5月，刘英到闽东根据地召开临时省委会议，叶飞等闽东4人退出省委。秋天，又发生了挺进师诱捕闽东特委书记、挺进师政委叶飞的“南阳”事件。当时粟裕正活动于闽浙边境庆元县境，刘英以省委名义送来一封信，要粟裕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并派出一支武装监督。粟裕在回忆录中说：这个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幸好在押送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随后，刘英同志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所谓“分裂省委”的问题，会议足足开了半个月，对叶飞等缺席批判，粟裕则成了主要斗争对象，说他参与“叶飞、黄道的分裂省委活动”，“全盘否定浙西南工作”，违抗省委指示，放跑叶飞等，并派了一个班监视粟裕，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接着在组织上给粟裕留党察看的处分，撤销他挺进师师长、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务，降为省委办事处主任。
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违心地作了“申明”，这场党内斗争才算结束。虽然受了委屈，但粟裕对革命的信念没有减弱，他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斗智斗勇，发展和壮大了浙南根据地，至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培育了一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战斗力很强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他率领这支队伍，跨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开始演绎他惊天地、泣鬼神，多彩多姿的人生活剧。顺便提一下，粟裕虽然受到过刘英同志错误的批判和处理，但他并没有怨恨刘英同志，他说当时我们还很年轻，又失去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1942年刘英同志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英勇就义后，粟裕派人几经周折将刘英同志的爱人和孩子接到苏中根据地。粟裕同志为什么能在蒙冤受屈的情况下，战胜艰难险阻，坚定地坚持下来，在对敌斗争中创造新的业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新中国成立后，粟裕经常说，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动力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第三期）
再次蒙冤：1958年，被诬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
1951年11月，粟裕从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总参，任副总谋长，分管作战、训练和海军、空军、陆军特种兵。1954年10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粟裕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9月，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位于十大将之首。粟裕在总参7年，不负毛泽东期望，为建设巩固的国防，为国家的安全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对现代战争中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研究。但是，他求实的精神、坦荡的胸襟和直率的性格不为一些领导所欣赏，不正常、不公正的工作环境制约了他才智和能力的发挥，客观地说，他的“实”和“直”也得罪了一些领导人。
1958年5月26日，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会议主持人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的关系”等问题作检讨，与会者对粟裕进行了批判。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议开始不久，有人提出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对粟裕进行批判。5月30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批示，进一步扩大了军委会议规模。7月2日起，在有1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批判粟裕，并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军委扩大会大字报。批判中给粟裕定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为①“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三位元帅“搞不好”。说粟裕随饶（漱石）反陈（毅）；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批评；与彭（德怀）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等。对这些问题，有些根本不符历史事实，如粟陈问题；有些纯属误会，如粟聂问题；有些应属双方责任，如粟彭问题，现在不问事实与否，一古脑儿将尿盆扣到粟裕头上。②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权限。把粟裕为理清部队的管理关系，按军委要求牵头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的工作说成粟裕向党国防部要权，把粟裕与彭德怀在组建战略预备队上的分歧和争论说成是“争夺军队权限”。③告洋状。指责粟裕请苏军总长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是“告洋状”“里通外国”。会议主持者不顾事实，不听粟裕本人的陈述，也不听一部分同志公道的声音，一再加温加压，逼迫粟裕在大会小会上检讨8次之多，直到毛泽东公开发话：“粟裕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这样批判才告一段落。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粟裕受到错误批判并被撤职，客观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场违反党的政治、组织原则的悲剧，是封建皇权思想、庸俗人际关系袭入党内政治生活酿出的一坛苦酒，不能不说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严重的失误。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粟裕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面对强加给自己的不实之词和一顶顶骇人的帽子，粟裕彷徨过，苦恼过，“他在内室自我封闭足足有7天，血压也上升至低压110高压240”。但是他以他特有的沉着和冷静跨过了这道槛。正如他在1979年夏向叶剑英副主席报告时所说，由于长期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自己一直克制。但我深信，我参加革命50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由此，他服从中央安排，协助叶剑英创建军事科学院，在逆境中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军事科学；文革中，他临危受命，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分管国防工业、交通、港口等；三中全会后，全身心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致力《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推进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现代化。
粟裕有着金子一般的品格。1959年庐山会议时，有位战友曾建议他把1958年受彭德怀错误批判的事提一提。粟裕真诚地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并掷地有声地说：“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粟裕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浩然正气。1960年1月，粟裕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讲话时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粟裕相信自己的清白，也相信人民和历史自有公断。粟裕1958年的冤案在有生之年没有解决，1984年2月5日抱憾去世，然而历史是人民写的，粟裕的冤案终于在1994年得到公开昭雪。其实，1994年只是一个形式，人民早就为粟裕大将平反了，他的丰功伟绩，他的高风亮节，早就征服和感动了老百姓，他的冤也已成为我们党的一笔宝贵“财富”，督察和鞭策着党不断扬弃封建糟粕，向着更科学、更民主、更进步的道路前进。
谨以此文敬献给在江海大地上留下闪光足迹的粟裕同志！
 
 
供稿：海安县新四军研究会 张树林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