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项英
点击：时间：2019-09-21
项英，原名项德龙，又名德隆，号江钧，曾用化名或笔名夏英、江俊等，祖籍是湖北省武昌县舒安乡项家垴。
项英1898 年5 月生于武昌一个贫穷的职员家庭。7 岁时，他到武昌县的育才小学读书。4 年后，入武昌私立日新学校，15 岁毕业，考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学徒。出师后，留厂工作，逐渐成为一名熟练的纺织工人。
五四运动后，项英在董必武、陈潭秋办的武汉工人夜校上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提高了革命觉悟。1921 年8 月，党成立了专门指导中国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劳动周刊》，并在武昌设立了发行处。他深受该刊所宣传的革命道理的影响，接受了“工人也要组织起来”的道理。经人介绍，并经过党组织考察，他被派到武汉江岸筹备工人俱乐部，任秘书、干事。他对俱乐部顺利开展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显示了他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才能。
1922 年4 月，项英经包惠僧、李书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他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被派往郑州去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经过他和工会筹备会其他负责人半年多的辛勤工作，京汉铁路各站建立了16 个分工会，使其组织的工人达3 万多人，由此于1923 年2 月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之后，他参加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担任罢工委员会总干事。
1923 年6 月，项英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9 名中央委员之一。会后，他根据党的安排潜回武汉，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不久，他又被调到上海，参加领导建立沪西工友俱乐部，担任俱乐部主任。
1925 年1 月，项英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五卅运动中，他是上海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了上海全市的罢工、罢课、罢市，使五卅运动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6 年5 月1 日至21 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项英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组织和领导工作。同年9 月，在北伐军攻占武昌前夕，项英奉党组织之命再次返回武汉。其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形势空前活跃，各级工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他与其他同志一起成立了武汉总工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任办事处的宣传部长。其后，他又推动正式成立湖北全省总工会，任纠察队长，使湖北的工人阶级有了自己公开的战斗司令部。
1927 年4 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项英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奉党中央之命调离湖北。1928 年春，他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6 月，他抵达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并被指定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代表团的主席团成员。在共产国际六大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
党的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以后，项英从莫斯科回到上海。1929 年2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大会选举他为第五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30 年8 月，项英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9 月下旬，周恩来和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项英出席了这次全会。
1930 年12 月，项英肩负中央要他组建苏区中央局的委托，由上海进入江西苏区，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会合。1931 年1月15 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主持中央局的工作。苏区中央局和军委成立之初，正是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和“富田事变”发生后不久，工作十分浩繁，但组织机构和领导班子很不健全。项英克服各种困难，积极稳妥地开展各项工作。从1931 年1 月至3 月，苏区中央局发出了17 个文件，较好地解决了苏区面临的组织、肃反、土地革命等许多重大问题，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组建中央局的任务。1931 年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他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当选为副主席，兼劳动人民委员。在毛泽东养病期间，他主持中央临时政府的工作，为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反“围剿”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34 年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项英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书记处书记。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仍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1934 年10 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第五次反“围剿”归于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项英临危受命留守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的果实，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进行游击战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敌人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大举进攻。1935 年3月，蒋介石派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江西保安团等部队共三四万人，对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清剿”。敌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他们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把游击队打死、饿死、困死。为避敌锐气，保存力量，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开干部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并作出了分兵的决定，将部队编成4 个大队，大队之下设分队，一个分队仅几个人或二三十人，分散活动。项英、陈毅坐镇北山指挥，并设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长岭会议具有战略转变的意义。项英撰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规定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游击队曾袭击过信丰、大余、南雄的许多城镇，常常弄得敌人草木皆兵，不得不撤兵。项英自己也亲率游击队打过多次胜仗。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项英、陈毅带领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群众当作“重生亲父母”，采取自力更生、靠山吃山的办法，克服了衣食住行等供给方面的重重困难，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使红军游击队巩固和坚持下来。
1936 年12 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许多游击队员欣喜若狂。但是项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写了《关于西安事变》一文，分析了西安事变的原因、意义和前途。在讨论中，他认为蒋介石不会被杀掉，而是会被放掉。当时，大家不理解，有人说他右倾。最后，
事变和平解决，证实了他的远见卓识。
这时，蒋介石对共产党及红军采取的是“北和南剿”的方针，并于1937 年春派兵又一次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清剿”。由于项英、陈毅早有部署，采取避实就虚、避强就弱的战术加以应对，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通电。项英立即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提出“联合抗战，为保卫祖国而奋斗”的口号，将赣粤边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7 月11 日，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对游击区的进攻。7 月底，他和陈毅从一种名为《新学识》的杂志上获悉毛泽东在延安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摘要，知道党的政策已经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了。于是，8 月8 日，他们领导的赣粤边特委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8 月15 日又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8 月20 日，
他以特委名义致信国民党江西省主席、赣州专员、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以及大余等4 个县的县长，要求他们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的大计。他还起草了与江西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五项条件。9月8 日，项英派陈毅为全权代表与大余县政府的代表谈判，达成初步协议。9 月11 日，陈毅由大余县长陪同，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及赣州专员谈判，获得成功。9 月24 日，项英应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邀请，到南昌谈判。他一到南昌，就给叶剑英打电报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并得到了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南昌谈判解决了赣州谈判的遗留问题和各游击区的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问题。这次谈判标志着南方地区国共合作的成功，并为红军游击队最后改编为新四军奠定了基础。
1937 年10 月23 日，项英到达南京，又于11 月7 日抵达延安，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党中央的怀抱，感到非常激动。第二天，党中央专门为他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在会上致辞，对他领导三年游击战争作了极高的评价。他向中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详细汇报。
12 月1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对项英、陈毅等领导的三年游击战争作了这样的评价：“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决议称赞他们是全党的模范，号召全党向他们学习。
1937 年11 月3 日，叶挺到达延安。中央决定由他和项英一起组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叶挺和项英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了紧张的新四军组建的筹备工作，于1937 年12 月25 日在武汉召集新四军机关干部开了第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军部机关成立的会议。而后，项英就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及部队集中等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提出在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编成4 个支队8 个团，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随后，他向毛泽东和洛甫报告了谈判结果并提出干部的建议名单。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过核定，先后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司令员，全军共计1.03 万人。1938 年1 月6 日，新四军军部迁至南昌，正式对外办公。
新四军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向安徽集中。经过项英和其他新四军领导人的大量紧张而细致的工作，至1938年4 月，第一、二、三支队经过两个月的行军到达皖南徽州的岩寺，第四支队到达皖中的舒城等指定地区。军部也于4 月5 日到达岩寺，8月2 日迁至泾县云岭。
军队部署问题是新四军组建之初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1938 年2月，项英、陈毅就向中央建议，部队应尽量前伸，向苏浙皖边区配置。4 月28 日，叶挺、项英命令粟裕率领先遣队去苏南溧水一带侦察。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5 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向项英发出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后去、在大江以南创建根据地等指示。据此，项英召集东南分局和军分会研究，并和叶挺一起命令第一、第二支队向江南敌后挺进。6 月16 日，陈毅率领第一支队东进茅山，经过艰苦斗争，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张鼎丞率领第二支队于7 月抵达苏南宁芜铁路以东、宁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高淳、溧水地区展开。张云逸、谭震林率领第三支队也迅速抵达皖南长江沿线。第四支队于4 月底到达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随后进入皖东。这样，新四军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的战略方针，项英对此十分拥护。1939 年春，叶挺、项英还多次建议中央，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这些建议均为中央所批准。在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组织下，5 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由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具体领导下，第四支队进行了整编，由徐海东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同时成立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1939 年11 月，苏南的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并派一部兵力北渡长江进至扬州、仪征、天长、六合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至此，新四军全面完成了向敌后展开的任务。此后，新四军开始了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以后，采取何种战略方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项英特别要求部队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他说：“在大江南北作战，因为地区和地形条件、敌情变化，与敌作战的任务上，不能采取大规模的作战方式，仅仅是在游击战争的范围内，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斗。”新四军在开赴敌后的同时，按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展开了对敌斗争。至1938 年底，新四军部队在6 个半月的时间里作战231 次，共毙伤日伪军3000 多人，击毁敌汽车195 辆，缴获枪支1643 支及其他大量的军用品。项英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他和叶挺一起亲自指挥的云岭保卫战在新四军战史上是浓重的一笔。1940 年10 月，日军出动了1 万多人向云岭地区“扫荡”，情况万分危急。他们指挥新四军第一团、第三团和军部机关的指战员浴血奋战，毙伤敌人1000 多人，保卫了军部和云岭的安全。
新四军开赴敌后时江南地区情况十分混乱，存在着各种名目繁多、纪律很差的所谓“游击队”。在有的地区它们不仅不能执行抗战的任务，实行配合作战，有的甚至还被日本侵略者雇佣，破坏当地的抗战，帮助日寇维护交通，进行统治。如何转化和改造这些武装成为抗日的人民武装也是新四军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项英在新四军进入江南之初，即指示新四军各部与各地的“游击队”建立联系，区别对待。对那些勾结敌伪、阻碍抗战、残害百姓、被人民称为“小日本”的假游击队，坚决解散它们的武装；对那些愿意抗日的游击队，要实行团结、争取、扶助发展和逐步改造的方针，使其真正成为抗日的人民武装。按照他的指示，新四军各部争取和转化了一大批抗日武装，打击和孤立了那些反动的地方武装，壮大了新四军活动区域的抗日力量。
除了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和军事工作外，项英也很重视新四军的民运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认为，为了抗战，为了战胜和消灭日本侵略者，也为了新四军的生存，必须做民运工作，而“统一战线是进行民运工作的前提”。所以，新四军在所到之处都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人民认识“抗日不仅是军队的任务，也是他们自己的任务”。在进行民运工作的同时，新四军对一些社会名流、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士也积极联络，因势利导地推动他们抗战。在项英和叶挺、陈毅的领导下，新四军的民运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斐然。各地建立了许多的抗日群众团体，比如抗敌总会、抗战自卫委员会等。一些中间力量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来。比如，苏南茅山地区的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即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陈毅的争取下，从对抗战漠然转变到对新四军抗战积极支持。
项英作为新四军活动地区党组织和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对新四军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有很多建树。项英首先抓了干部的培养工作。军部还在南昌时，他就和张云逸、
周子昆等一起研究，决定成立教导队。教导队的第一期很快于1938 年2 月15 日开学，他作开学讲话。军部到皖南后，他推动成立了新四军教导总队，安排周子昆兼总队长，袁国平兼政治委员。总队下设军事、政治两个大队6 个队，再加上青年队、女生队、上干队、文化队、机炮队、工兵队等，最多时达13 个队，1200 多人。他要求教导总队以延安抗大为榜样，贯彻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学习抗大的办学经验，把教导总队办成“南方抗大”。在教导总队学习过的新四军指导员达四五千人。他爱护青年，尊重知识分子，关心女同志，优待文化人。新四军聘请的专家学者的待遇，要高于新四军军政干部几倍。他着力抓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尤其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北伐时期的铁军和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的精神，敢于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
项英还非常重视新四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曾经对新四军指战员说：“战争就是两支力量间的比赛。我们的力量比敌人优胜，因为我们有深厚的同志关系和崇高的共同目标。”他认为，加强军民关系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新四军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农民证明自己是具有革命纪律的队伍”。他说：“没有纪律就不能赢得人民真正的友谊。没有人民的友谊，军队就不能吸引地方的领导人；而没有地方的领导人，群众运动就不能成功。”所以，他要求新四军发扬红军时期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传统。他认为，这种革命传统是新四军的“最大财富”。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以军队的利益为他的利益，才能够形成军民一致”。
1938 年10 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加紧对中国的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重视政治进攻。他们用飞机撒传单等方法进行反动的政治宣传。项英要求新四军“一定要靠政治的力量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发动民众，依靠政治与军事相结合，以政治力量瓦解敌人，揭破敌人的欺骗，坚定动摇分子，巩固全民团结”。按照他的要求，新四军每到一处，其政治宣传队或小组就大力宣传全民抗日，流动剧团到各处演出，使群众识破日军的欺骗宣传，提高觉悟。
在十分紧张的战斗生涯中，项英还不忘对新四军的工作进行总结。他先后写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本军抗战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本军成立两周年感言》、《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等文章。
1941 年1 月4 日，项英与叶挺一起，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 余人，按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7 日部队在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预先埋伏在此的国民党军队7 个师8 万多人的包围袭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12 日夜，他和叶挺决定分两路各率少数部队和精干人员突围。他带着警卫连的几个人从石井坑出发于13 日晨来到西坑的山谷中，再向南，向顽军后面的螺丝坑方向转移。16 日在转移途中意外遇到了周子昆和他的警卫员黄诚。他们在后来的转移途中又集中了70 多名失散人员。他决定成立了临时党总支。2 月下旬的一天，他们转移到赤坑山。赤坑山地处泾县和旌德县的交界处，海拔1017 米，山势险峻，森林茂密，敌人不易上来。山顶上有一个不大的洞，叫蜜蜂洞。他和周子昆、黄诚、刘厚总住在这个山洞里。3 月14 日凌晨，副官刘厚总向他和周子昆尧黄诚开了数枪后离开向国民党政府投降。他和周子昆牺牲。黄诚身负重伤。住在山洞下面六七十米处的山棚里的他的警卫员等几个人发现了这个情况．将他和周子昆的遗体用仅有的两条毯子包起来埋葬在离山洞100 多米的石崖下面。项英牺牲时年仅43 岁。
1955 年6 月19 日，经中央批准，项英的遗骸被迁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但是，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革命精神，为新四军的集中、组建和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以及他那高尚的品德、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是永远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后来人学习的
编辑：蒋玉武
项英1898 年5 月生于武昌一个贫穷的职员家庭。7 岁时，他到武昌县的育才小学读书。4 年后，入武昌私立日新学校，15 岁毕业，考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学徒。出师后，留厂工作，逐渐成为一名熟练的纺织工人。
五四运动后，项英在董必武、陈潭秋办的武汉工人夜校上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提高了革命觉悟。1921 年8 月，党成立了专门指导中国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劳动周刊》，并在武昌设立了发行处。他深受该刊所宣传的革命道理的影响，接受了“工人也要组织起来”的道理。经人介绍，并经过党组织考察，他被派到武汉江岸筹备工人俱乐部，任秘书、干事。他对俱乐部顺利开展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显示了他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才能。
1922 年4 月，项英经包惠僧、李书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他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被派往郑州去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经过他和工会筹备会其他负责人半年多的辛勤工作，京汉铁路各站建立了16 个分工会，使其组织的工人达3 万多人，由此于1923 年2 月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之后，他参加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担任罢工委员会总干事。
1923 年6 月，项英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9 名中央委员之一。会后，他根据党的安排潜回武汉，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不久，他又被调到上海，参加领导建立沪西工友俱乐部，担任俱乐部主任。
1925 年1 月，项英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五卅运动中，他是上海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了上海全市的罢工、罢课、罢市，使五卅运动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6 年5 月1 日至21 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项英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组织和领导工作。同年9 月，在北伐军攻占武昌前夕，项英奉党组织之命再次返回武汉。其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形势空前活跃，各级工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他与其他同志一起成立了武汉总工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任办事处的宣传部长。其后，他又推动正式成立湖北全省总工会，任纠察队长，使湖北的工人阶级有了自己公开的战斗司令部。
1927 年4 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项英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奉党中央之命调离湖北。1928 年春，他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6 月，他抵达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并被指定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代表团的主席团成员。在共产国际六大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
党的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以后，项英从莫斯科回到上海。1929 年2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大会选举他为第五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30 年8 月，项英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9 月下旬，周恩来和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项英出席了这次全会。
1930 年12 月，项英肩负中央要他组建苏区中央局的委托，由上海进入江西苏区，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会合。1931 年1月15 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主持中央局的工作。苏区中央局和军委成立之初，正是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和“富田事变”发生后不久，工作十分浩繁，但组织机构和领导班子很不健全。项英克服各种困难，积极稳妥地开展各项工作。从1931 年1 月至3 月，苏区中央局发出了17 个文件，较好地解决了苏区面临的组织、肃反、土地革命等许多重大问题，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组建中央局的任务。1931 年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他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当选为副主席，兼劳动人民委员。在毛泽东养病期间，他主持中央临时政府的工作，为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反“围剿”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34 年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项英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书记处书记。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仍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1934 年10 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第五次反“围剿”归于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项英临危受命留守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的果实，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进行游击战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敌人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大举进攻。1935 年3月，蒋介石派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江西保安团等部队共三四万人，对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清剿”。敌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他们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把游击队打死、饿死、困死。为避敌锐气，保存力量，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开干部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并作出了分兵的决定，将部队编成4 个大队，大队之下设分队，一个分队仅几个人或二三十人，分散活动。项英、陈毅坐镇北山指挥，并设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长岭会议具有战略转变的意义。项英撰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规定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游击队曾袭击过信丰、大余、南雄的许多城镇，常常弄得敌人草木皆兵，不得不撤兵。项英自己也亲率游击队打过多次胜仗。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项英、陈毅带领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群众当作“重生亲父母”，采取自力更生、靠山吃山的办法，克服了衣食住行等供给方面的重重困难，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使红军游击队巩固和坚持下来。
1936 年12 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许多游击队员欣喜若狂。但是项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写了《关于西安事变》一文，分析了西安事变的原因、意义和前途。在讨论中，他认为蒋介石不会被杀掉，而是会被放掉。当时，大家不理解，有人说他右倾。最后，
事变和平解决，证实了他的远见卓识。
这时，蒋介石对共产党及红军采取的是“北和南剿”的方针，并于1937 年春派兵又一次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清剿”。由于项英、陈毅早有部署，采取避实就虚、避强就弱的战术加以应对，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通电。项英立即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提出“联合抗战，为保卫祖国而奋斗”的口号，将赣粤边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7 月11 日，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对游击区的进攻。7 月底，他和陈毅从一种名为《新学识》的杂志上获悉毛泽东在延安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摘要，知道党的政策已经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了。于是，8 月8 日，他们领导的赣粤边特委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8 月15 日又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8 月20 日，
他以特委名义致信国民党江西省主席、赣州专员、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以及大余等4 个县的县长，要求他们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的大计。他还起草了与江西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五项条件。9月8 日，项英派陈毅为全权代表与大余县政府的代表谈判，达成初步协议。9 月11 日，陈毅由大余县长陪同，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及赣州专员谈判，获得成功。9 月24 日，项英应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邀请，到南昌谈判。他一到南昌，就给叶剑英打电报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并得到了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南昌谈判解决了赣州谈判的遗留问题和各游击区的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问题。这次谈判标志着南方地区国共合作的成功，并为红军游击队最后改编为新四军奠定了基础。
1937 年10 月23 日，项英到达南京，又于11 月7 日抵达延安，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党中央的怀抱，感到非常激动。第二天，党中央专门为他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在会上致辞，对他领导三年游击战争作了极高的评价。他向中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详细汇报。
12 月1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对项英、陈毅等领导的三年游击战争作了这样的评价：“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决议称赞他们是全党的模范，号召全党向他们学习。
1937 年11 月3 日，叶挺到达延安。中央决定由他和项英一起组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叶挺和项英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了紧张的新四军组建的筹备工作，于1937 年12 月25 日在武汉召集新四军机关干部开了第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军部机关成立的会议。而后，项英就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及部队集中等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提出在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编成4 个支队8 个团，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随后，他向毛泽东和洛甫报告了谈判结果并提出干部的建议名单。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过核定，先后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司令员，全军共计1.03 万人。1938 年1 月6 日，新四军军部迁至南昌，正式对外办公。
新四军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向安徽集中。经过项英和其他新四军领导人的大量紧张而细致的工作，至1938年4 月，第一、二、三支队经过两个月的行军到达皖南徽州的岩寺，第四支队到达皖中的舒城等指定地区。军部也于4 月5 日到达岩寺，8月2 日迁至泾县云岭。
军队部署问题是新四军组建之初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1938 年2月，项英、陈毅就向中央建议，部队应尽量前伸，向苏浙皖边区配置。4 月28 日，叶挺、项英命令粟裕率领先遣队去苏南溧水一带侦察。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5 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向项英发出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后去、在大江以南创建根据地等指示。据此，项英召集东南分局和军分会研究，并和叶挺一起命令第一、第二支队向江南敌后挺进。6 月16 日，陈毅率领第一支队东进茅山，经过艰苦斗争，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张鼎丞率领第二支队于7 月抵达苏南宁芜铁路以东、宁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高淳、溧水地区展开。张云逸、谭震林率领第三支队也迅速抵达皖南长江沿线。第四支队于4 月底到达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随后进入皖东。这样，新四军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的战略方针，项英对此十分拥护。1939 年春，叶挺、项英还多次建议中央，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这些建议均为中央所批准。在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组织下，5 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由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具体领导下，第四支队进行了整编，由徐海东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同时成立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1939 年11 月，苏南的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并派一部兵力北渡长江进至扬州、仪征、天长、六合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至此，新四军全面完成了向敌后展开的任务。此后，新四军开始了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以后，采取何种战略方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项英特别要求部队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他说：“在大江南北作战，因为地区和地形条件、敌情变化，与敌作战的任务上，不能采取大规模的作战方式，仅仅是在游击战争的范围内，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斗。”新四军在开赴敌后的同时，按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展开了对敌斗争。至1938 年底，新四军部队在6 个半月的时间里作战231 次，共毙伤日伪军3000 多人，击毁敌汽车195 辆，缴获枪支1643 支及其他大量的军用品。项英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他和叶挺一起亲自指挥的云岭保卫战在新四军战史上是浓重的一笔。1940 年10 月，日军出动了1 万多人向云岭地区“扫荡”，情况万分危急。他们指挥新四军第一团、第三团和军部机关的指战员浴血奋战，毙伤敌人1000 多人，保卫了军部和云岭的安全。
新四军开赴敌后时江南地区情况十分混乱，存在着各种名目繁多、纪律很差的所谓“游击队”。在有的地区它们不仅不能执行抗战的任务，实行配合作战，有的甚至还被日本侵略者雇佣，破坏当地的抗战，帮助日寇维护交通，进行统治。如何转化和改造这些武装成为抗日的人民武装也是新四军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项英在新四军进入江南之初，即指示新四军各部与各地的“游击队”建立联系，区别对待。对那些勾结敌伪、阻碍抗战、残害百姓、被人民称为“小日本”的假游击队，坚决解散它们的武装；对那些愿意抗日的游击队，要实行团结、争取、扶助发展和逐步改造的方针，使其真正成为抗日的人民武装。按照他的指示，新四军各部争取和转化了一大批抗日武装，打击和孤立了那些反动的地方武装，壮大了新四军活动区域的抗日力量。
除了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和军事工作外，项英也很重视新四军的民运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认为，为了抗战，为了战胜和消灭日本侵略者，也为了新四军的生存，必须做民运工作，而“统一战线是进行民运工作的前提”。所以，新四军在所到之处都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人民认识“抗日不仅是军队的任务，也是他们自己的任务”。在进行民运工作的同时，新四军对一些社会名流、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士也积极联络，因势利导地推动他们抗战。在项英和叶挺、陈毅的领导下，新四军的民运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斐然。各地建立了许多的抗日群众团体，比如抗敌总会、抗战自卫委员会等。一些中间力量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来。比如，苏南茅山地区的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即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陈毅的争取下，从对抗战漠然转变到对新四军抗战积极支持。
项英作为新四军活动地区党组织和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对新四军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有很多建树。项英首先抓了干部的培养工作。军部还在南昌时，他就和张云逸、
周子昆等一起研究，决定成立教导队。教导队的第一期很快于1938 年2 月15 日开学，他作开学讲话。军部到皖南后，他推动成立了新四军教导总队，安排周子昆兼总队长，袁国平兼政治委员。总队下设军事、政治两个大队6 个队，再加上青年队、女生队、上干队、文化队、机炮队、工兵队等，最多时达13 个队，1200 多人。他要求教导总队以延安抗大为榜样，贯彻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学习抗大的办学经验，把教导总队办成“南方抗大”。在教导总队学习过的新四军指导员达四五千人。他爱护青年，尊重知识分子，关心女同志，优待文化人。新四军聘请的专家学者的待遇，要高于新四军军政干部几倍。他着力抓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尤其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北伐时期的铁军和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的精神，敢于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
项英还非常重视新四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曾经对新四军指战员说：“战争就是两支力量间的比赛。我们的力量比敌人优胜，因为我们有深厚的同志关系和崇高的共同目标。”他认为，加强军民关系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新四军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农民证明自己是具有革命纪律的队伍”。他说：“没有纪律就不能赢得人民真正的友谊。没有人民的友谊，军队就不能吸引地方的领导人；而没有地方的领导人，群众运动就不能成功。”所以，他要求新四军发扬红军时期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传统。他认为，这种革命传统是新四军的“最大财富”。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以军队的利益为他的利益，才能够形成军民一致”。
1938 年10 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加紧对中国的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重视政治进攻。他们用飞机撒传单等方法进行反动的政治宣传。项英要求新四军“一定要靠政治的力量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发动民众，依靠政治与军事相结合，以政治力量瓦解敌人，揭破敌人的欺骗，坚定动摇分子，巩固全民团结”。按照他的要求，新四军每到一处，其政治宣传队或小组就大力宣传全民抗日，流动剧团到各处演出，使群众识破日军的欺骗宣传，提高觉悟。
在十分紧张的战斗生涯中，项英还不忘对新四军的工作进行总结。他先后写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本军抗战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本军成立两周年感言》、《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等文章。
1941 年1 月4 日，项英与叶挺一起，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 余人，按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7 日部队在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预先埋伏在此的国民党军队7 个师8 万多人的包围袭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12 日夜，他和叶挺决定分两路各率少数部队和精干人员突围。他带着警卫连的几个人从石井坑出发于13 日晨来到西坑的山谷中，再向南，向顽军后面的螺丝坑方向转移。16 日在转移途中意外遇到了周子昆和他的警卫员黄诚。他们在后来的转移途中又集中了70 多名失散人员。他决定成立了临时党总支。2 月下旬的一天，他们转移到赤坑山。赤坑山地处泾县和旌德县的交界处，海拔1017 米，山势险峻，森林茂密，敌人不易上来。山顶上有一个不大的洞，叫蜜蜂洞。他和周子昆、黄诚、刘厚总住在这个山洞里。3 月14 日凌晨，副官刘厚总向他和周子昆尧黄诚开了数枪后离开向国民党政府投降。他和周子昆牺牲。黄诚身负重伤。住在山洞下面六七十米处的山棚里的他的警卫员等几个人发现了这个情况．将他和周子昆的遗体用仅有的两条毯子包起来埋葬在离山洞100 多米的石崖下面。项英牺牲时年仅43 岁。
1955 年6 月19 日，经中央批准，项英的遗骸被迁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但是，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革命精神，为新四军的集中、组建和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以及他那高尚的品德、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是永远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后来人学习的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