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茅珵的“茅三旅”
点击：时间：2019-01-05
茅珵和他率领的“茅三旅”
今年是茅珵逝世50周年。70多年前他在家乡海门拉起抗日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家乡人民亲切地称之为“茅三旅”。这支队伍为保家乡保南通，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威振江海，血洒东洲大地，成为苏中新四军抗击日寇的一支劲旅。茅珵，这位海门人民的儿子，他的英名伴着“茅三旅”的精神，永远留在了江海大地。
参军投身革命
茅珵，1910年1月3日出生于海门天补桃源镇北（现三星镇宝兴村）一个地主家庭，少年时在家乡的私塾读了几年书。17岁那年，作为一个有识青年，目睹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生灵涂炭，他怀着一腔热血，毅然奔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茅珵一到广州就进入严重部队服役（严重，又名严立三(1892-1944)，湖北麻城人，国民党陆军中将，曾担任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训练部长，被称为“黄埔良师”。），开始了他投笔从戎的军旅生涯。也就在那里，他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逐步接近了共产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爆发，茅珵在白色恐怖中经受了考验，这一年他由一个党组织外围的进步青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组织委派他回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先以学生身份潜伏上海持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攻读政治经济学，从而接触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筹饷被捕入狱
1928年底，茅珵奉党的指示回到海门老家，很快与地下党组织江苏省委和海门县委接上关系。嗣后，他在艰难的环境中秘密联络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组织了一支几十人的地方武装。那个时期，正是红十四军的初创阶段，茅珵与红十四军的领导何坤以及张爱萍曾多次接触。1929年2月23日，茅珵主动提出要搞一次经济工作，即武装筹集活动经费，以解决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经过党组织同意，这次经济工作的对象选择在三星镇西北4华里的大地主杨佩荣家。杨佩荣有一支受国民党指挥的地方武装，他在地方上拥兵自重，荼毒百姓，积极反共，是党的歼灭对象。当时由于红十四军活动频繁，本地大土豪、大地主都早有戒备，增强了自卫力量。行动那天，由于机密外泄，加上动手过早，被杨佩荣部反包围，茅珵为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主动与另外3位同志留下断后，不幸落入敌手。当时，茅珵的父亲茅致盘千方百计买通关系，暗地通知茅珵只承认抢劫钱财，同共产党没有关系。因此，茅珵以“土匪罪”被高等法院判刑10年。
被俘后，茅珵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在关押于苏州监狱期间，他与狱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加入狱中秘密建立的特别党支部，组织难友与敌人作顽强斗争，发动了震撼大江南北的“苏州监狱大暴动”。事后，国民党以“聚众闹监，参加暴动”的罪名将茅珵等30余人移送镇江军法处严加审讯，将茅珵加刑5年徒刑。
“一·二八”淞沪会战以后，茅珵继而被移送到金坛县监狱和南京第一监狱关押，6年多的牢狱生活，他受尽摧残，留下了一身疾病。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35年底保外就医出狱。
组建抗日游击队
茅珵出狱以后，来到上海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由于当时白色恐怖，共产党组织内部实行单线联系，加上党组织对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同志要经过实际考查，所以在短时间内无法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找不到组织，茅珵回到老家海门桃源镇。他目睹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弃甲逃跑溃不成军的景象，极为气愤。于是他决心武装抗日，动员联络爱国青年，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一面进行抗日宣传，发展人马；一面想方设法搜集枪支弹药。开始只有五六人，两三支短枪。经茅珵四处奔波，多方联络，后来发展到二三十人，并收集到国民党军队散失下来的武器，组成了一支小游击队。主要是宣传抗日，动员群众，打击对日妥协的投降派和为虎作伥的汉奸以及散兵游勇。这支队伍主要活动在南通城以东，海门镇以西，金沙以南地区，并以三星镇、姜灶镇、川港镇为中心。
搞统战宣传抗日
游击队组织起来以后，没有名目站不住脚跟，茅珵决心再找党组织。1938年春，茅珵来到上海，通过“复社”（中共江苏省委的外围组织）终于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接上了组织关系。组织上了解到茅珵是苏北一带最早开辟工作的老党员，在苏北有很多地方关系，并且在南通一带开展了工作。省委决定派茅珵回苏北。茅珵回海门后，按照组织的指示，通过关系与南通县县长兼“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简称通挥）指挥彭龙骧进行接触。当时彭龙骧正需抗日人才，认为茅珵主动找上门来，又是同乡人，思想进步，抗日劲头足，同时，彭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当即同意把茅珵的游击队编入四县指挥部，并让茅珵当抗敌指挥部的政训处主任。
茅珵利用其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政训主任的合法身份，经常去指挥部创办的政训班讲课，向班上的学员宣讲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全中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捏成一个拳头才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道理。除在政训处所在地金沙办了政训班外，茅珵还在灵甸港办了一个政训班，吸收了不少爱国青年。其中梅永熙（原河南省军区司令部顾问）、姚力（原华东师范大学书记）以及益以谅（原南京无线电台党委书记）等。茅珵在政训班上除向学员宣讲我党的抗日主张外，还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论持久战》等。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被分配到“通挥”所属部队当政训员，其中相当规模一部分，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了我党我军的骨干。
茅珵以政训处主任身份，以金沙和通海为基地，频繁奔走于通海和启东之间，广泛接触爱国青年和有识之士，联络争取抗日武装，以扩大我党在抗日武装中的影响。1938年春夏之间，茅珵经铁窗难友沈鼎法介绍，他认识了爱国青年瞿犊。
瞿犊是崇明人，抗战一开始，他就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且卖掉自己家里的土地，购买枪支组织了游击队——“抗日义勇军”，主要在启东、崇明一带活动。该部在瞿犊领导下，思想进步，抗日坚决，作战勇敢，曾在启东石砣港重创日寇，名声大震。但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想消灭并吞瞿部。因而该部在启东的处境十分危急。于是经茅珵斡旋，将瞿部改部队番号为“通挥”独立大队。茅、瞿二人经常在一起，共商抗日大计。中共党组织看到瞿犊队伍作战勇敢，特委派共产党员王进担任该部的政训员，以加强该部的领导。
茅珵为了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当时尚有一定抗日意识的“通指”所属的颜秀五（五支队）、丁聚堂（六支队）团结抗日，做了大量的促进工作，并以江湖义气与丁聚堂结拜兄弟，丁还聘他为该支队政训主任，茅珵在该部办了政训班，培养了一批热血青年，担任了政训员。
由于茅珵的活动过份暴露，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1938年秋，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保安 司令韩德勤，以“异党分子”下令“通指”指挥彭龙骧通缉茅珵，茅珵被迫离开“通指”，先躲避丁聚堂部（南通余西镇），后于瞿犊部东下启东。
赴崇明整合抗日队伍
1939年1月10日，瞿犊、王进被国民党海门县常备支队队长张能忍诱杀害于启东合兴镇，茅珵幸免遇害。隐藏在“通崇海启指挥部”的我方，一部分由王澄、姚力率部加入国民党常备八团颜秀五部（后于1940年6月举行港口起义，投入新四军），一部分由沈仲彝率领返回崇明继续战斗。茅珵脱险后，奔赴皖南，寻找新四军领受指示。2月间，茅珵带着党的指示来到崇明，整顿从北岸南撤的部队，经过多次艰难奔袭，消灭了当地的地主武装和土匪部队，并把零星的抗日武装逐一收编，成立了“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茅珵任副总队长（总队长由国民党崇明县县长郑枢俊担任，但郑害怕日寇扫荡，不敢留崇明，避居启东，所以总队长是个空名），负责部队的全面工作，并任命施鼎新、沈仲彝（又名沈鼎立）为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的大队长。
以茅珵为首的“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在抗战的初始阶段，或隐藏在芦苇荡里，或蛰伏于青纱帐中，以芦根和生玉米充饥，忍受着难于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击破了崇明岛内大部分敌人据点，尤其在小竖河战斗、堡镇码头袭击战中，毙日军数十人。1940年7月，日寇从江南调集大量兵力，对崇明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大清剿，妄图一举扑灭崇明人民的抗日烽火。茅珵率领的“崇明抗日自卫总队”，在群众的配合下，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使日寇的阴谋终于破产。
这支抗日武装在崇明岛内纵横驰骋，威震敌胆，茅珵的英名从此深入人心，人们皆称为“茅珵部队”。
挺进海启组建“茅三旅”
鉴于崇明回旋余地小，为迎接新四军东进，1940年9月，党指示“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撤出崇明，进入海启。一路由茅珵、韩念龙等带领总队、特务中队、政治处一百余人，经化装分批、绕道开赴茅珵的家乡桃源镇集合；一路由二大队沈鼎立和一大队施鼎新等带领开赴启东大兴村、广益村一带。总部设在通海，部队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改为由中共江北特委领导。“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也因此改称为“通崇海启人民自卫总队”，茅珵任总队长，李干辉任政委，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廖昌金任参谋长。主要活动于三星、天补、川港、张芝山、姜灶一带，他们大力开展民运工作，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由于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群众对这支部队十分热爱，群众高兴地说“茅珵部队回来了”，并在多方面给予支持，青年踊跃参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部队发展到500余人。
1940年10月，茅珵和韩念龙奉召到海安，向陈毅司令汇报了部队情况帮通海启的形势。月底，通崇海启人民自卫总队奉命由通海开赴启为久隆镇，与一大队、二大队汇合。经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领导陈毅、粟裕同志的批准，编为 “崇启海常备旅”，茅珵任旅长。12月，常备旅编入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第三旅，辖两个团，茅珵任旅长，“茅三旅”的称号从此叫响。
纵横江海大地
1940年12月黄桥战役后，新四军为了同国民党的韩德勤部队作最后的决战，陶勇率新四军三纵七团从掘港调防海安，茅三旅接防进驻掘港。当时号称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徐承德部，调集了多、股杂牌部队，妄图乘我部调防之机，拿下我部手中重镇掘港。消息被我党潜伏在保一旅薛承宗部工作的周一峰同志掌握，他星夜赶到茅珵部队，及时提供了这一情报。徐承德部人员多，武器精，要顶住他不是件容易事。茅珵率领“茅三旅”展开了英勇的“掘港保卫战”，他们苦战三昼夜，牢牢守卫阵地。撤防不久的陶勇部队，得到消息回师增援，两部同时展开猛烈反攻，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被我部追击至东南沿海全部歼灭。
1941年2月，梁灵光率部围歼投靠日伪的邱冠生部未能成功，梁灵光部郭守信牺牲于姜灶港。接着，茅珵率领“茅三旅”在叠石桥一带多次袭击邱冠生部，给予沉重打击。3月下旬，茅珵再次率领“茅三旅”从掘港南下准备突袭邱冠生部，长途急行军到达叠石桥冯家埭宿营时，不料被敌人发觉，反遭突袭，我部仓促应战，未能将邱部击溃。1941年9月，陈同生、梅嘉生率领的“通海挺进支队”从石港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邱冠生旅部所在地观音山，邱部仓惶向东逃窜，我部乘胜追击，“茅三旅”配合作战，歼邱部于海门坝头镇（即现在的德胜镇）。邱冠生部有三个团，3000余人，在通海地区猖狂一时，这次战斗，我方仅用了四五天时间就把该部消灭。战斗结束后，“茅三旅”进行了整编，缩编为一个团，编入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陶勇，副旅长茅珵。
回通海任行署主任
1942年初，茅珵因过去多年坐牢和后来的艰苦作战，身体每况愈下，不能再留在部队了，上级安排他接任通海行署主任并兼任崇明县党政领导。茅珵考虑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必须有武装力量的支持。他召集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沈鼎法、沈仲彝等人组建起崇明警卫团，在通海行署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打击敌伪的斗争。这支武装穿插于崇启海地区，打了几个漂亮仗。1942年春夏之交，他们袭击了常乐镇伪军据点，俘获伪军40余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夏季，又攻击牛洪港伪军赵培德部，缴获长短枪20多支。继而由牛洪港登船，从崇明岛西北角登陆，消灭盘踞在崇明的伪军一个连。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该支武装到1943年初，已由四十来人发展到300多人。后因“反清乡”斗争的需要，在上级的策划下，与汤景延部合并，打入敌人内部。茅珵则依然留在通海行署的领导岗位。
辗转南北含冤而逝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茅珵调任苏北五分区专员。接着，解放战争开始，我苏北主力北上，国民党势力再次占领南通地区，茅珵带着病躯，与五分区人民同甘共苦，坚持原地斗争。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部队急需军事人才，茅珵又被召回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随军进入南京。后历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主任兼教务长；交通部内河航运管理总局代局长；1953年参与筹建我国第一所海运学院——大连海运学院，任院长，代理党委书记。工作期间，茅珵撰写了以瞿犊、王进二烈士为题材的革命回忆录《扬子江头的英雄》和以苏州监狱斗争为背景的小说《监狱里的斗争》，文革前夕，他撰写反映崇明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孤岛英雄》，还没来得及完稿，就蒙冤入狱，1966年2月逝于狱中。《孤岛英雄》的手稿因被查抄，已散佚不全了。1981年4月8日，中共大连市委为茅珵平反昭雪。
茅珵，海门人民的儿子，他的英名伴着“茅三旅”的精神，永远留在了江海大地。
（海门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陶建明）
供稿： 陶建明 编辑：蒋玉武
今年是茅珵逝世50周年。70多年前他在家乡海门拉起抗日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家乡人民亲切地称之为“茅三旅”。这支队伍为保家乡保南通，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威振江海，血洒东洲大地，成为苏中新四军抗击日寇的一支劲旅。茅珵，这位海门人民的儿子，他的英名伴着“茅三旅”的精神，永远留在了江海大地。
参军投身革命
茅珵，1910年1月3日出生于海门天补桃源镇北（现三星镇宝兴村）一个地主家庭，少年时在家乡的私塾读了几年书。17岁那年，作为一个有识青年，目睹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生灵涂炭，他怀着一腔热血，毅然奔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茅珵一到广州就进入严重部队服役（严重，又名严立三(1892-1944)，湖北麻城人，国民党陆军中将，曾担任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训练部长，被称为“黄埔良师”。），开始了他投笔从戎的军旅生涯。也就在那里，他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逐步接近了共产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爆发，茅珵在白色恐怖中经受了考验，这一年他由一个党组织外围的进步青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组织委派他回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先以学生身份潜伏上海持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攻读政治经济学，从而接触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筹饷被捕入狱
1928年底，茅珵奉党的指示回到海门老家，很快与地下党组织江苏省委和海门县委接上关系。嗣后，他在艰难的环境中秘密联络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组织了一支几十人的地方武装。那个时期，正是红十四军的初创阶段，茅珵与红十四军的领导何坤以及张爱萍曾多次接触。1929年2月23日，茅珵主动提出要搞一次经济工作，即武装筹集活动经费，以解决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经过党组织同意，这次经济工作的对象选择在三星镇西北4华里的大地主杨佩荣家。杨佩荣有一支受国民党指挥的地方武装，他在地方上拥兵自重，荼毒百姓，积极反共，是党的歼灭对象。当时由于红十四军活动频繁，本地大土豪、大地主都早有戒备，增强了自卫力量。行动那天，由于机密外泄，加上动手过早，被杨佩荣部反包围，茅珵为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主动与另外3位同志留下断后，不幸落入敌手。当时，茅珵的父亲茅致盘千方百计买通关系，暗地通知茅珵只承认抢劫钱财，同共产党没有关系。因此，茅珵以“土匪罪”被高等法院判刑10年。
被俘后，茅珵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在关押于苏州监狱期间，他与狱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加入狱中秘密建立的特别党支部，组织难友与敌人作顽强斗争，发动了震撼大江南北的“苏州监狱大暴动”。事后，国民党以“聚众闹监，参加暴动”的罪名将茅珵等30余人移送镇江军法处严加审讯，将茅珵加刑5年徒刑。
“一·二八”淞沪会战以后，茅珵继而被移送到金坛县监狱和南京第一监狱关押，6年多的牢狱生活，他受尽摧残，留下了一身疾病。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35年底保外就医出狱。
组建抗日游击队
茅珵出狱以后，来到上海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由于当时白色恐怖，共产党组织内部实行单线联系，加上党组织对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同志要经过实际考查，所以在短时间内无法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找不到组织，茅珵回到老家海门桃源镇。他目睹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弃甲逃跑溃不成军的景象，极为气愤。于是他决心武装抗日，动员联络爱国青年，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一面进行抗日宣传，发展人马；一面想方设法搜集枪支弹药。开始只有五六人，两三支短枪。经茅珵四处奔波，多方联络，后来发展到二三十人，并收集到国民党军队散失下来的武器，组成了一支小游击队。主要是宣传抗日，动员群众，打击对日妥协的投降派和为虎作伥的汉奸以及散兵游勇。这支队伍主要活动在南通城以东，海门镇以西，金沙以南地区，并以三星镇、姜灶镇、川港镇为中心。
搞统战宣传抗日
游击队组织起来以后，没有名目站不住脚跟，茅珵决心再找党组织。1938年春，茅珵来到上海，通过“复社”（中共江苏省委的外围组织）终于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接上了组织关系。组织上了解到茅珵是苏北一带最早开辟工作的老党员，在苏北有很多地方关系，并且在南通一带开展了工作。省委决定派茅珵回苏北。茅珵回海门后，按照组织的指示，通过关系与南通县县长兼“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简称通挥）指挥彭龙骧进行接触。当时彭龙骧正需抗日人才，认为茅珵主动找上门来，又是同乡人，思想进步，抗日劲头足，同时，彭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当即同意把茅珵的游击队编入四县指挥部，并让茅珵当抗敌指挥部的政训处主任。
茅珵利用其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政训主任的合法身份，经常去指挥部创办的政训班讲课，向班上的学员宣讲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全中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捏成一个拳头才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道理。除在政训处所在地金沙办了政训班外，茅珵还在灵甸港办了一个政训班，吸收了不少爱国青年。其中梅永熙（原河南省军区司令部顾问）、姚力（原华东师范大学书记）以及益以谅（原南京无线电台党委书记）等。茅珵在政训班上除向学员宣讲我党的抗日主张外，还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论持久战》等。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被分配到“通挥”所属部队当政训员，其中相当规模一部分，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了我党我军的骨干。
茅珵以政训处主任身份，以金沙和通海为基地，频繁奔走于通海和启东之间，广泛接触爱国青年和有识之士，联络争取抗日武装，以扩大我党在抗日武装中的影响。1938年春夏之间，茅珵经铁窗难友沈鼎法介绍，他认识了爱国青年瞿犊。
瞿犊是崇明人，抗战一开始，他就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且卖掉自己家里的土地，购买枪支组织了游击队——“抗日义勇军”，主要在启东、崇明一带活动。该部在瞿犊领导下，思想进步，抗日坚决，作战勇敢，曾在启东石砣港重创日寇，名声大震。但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想消灭并吞瞿部。因而该部在启东的处境十分危急。于是经茅珵斡旋，将瞿部改部队番号为“通挥”独立大队。茅、瞿二人经常在一起，共商抗日大计。中共党组织看到瞿犊队伍作战勇敢，特委派共产党员王进担任该部的政训员，以加强该部的领导。
茅珵为了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当时尚有一定抗日意识的“通指”所属的颜秀五（五支队）、丁聚堂（六支队）团结抗日，做了大量的促进工作，并以江湖义气与丁聚堂结拜兄弟，丁还聘他为该支队政训主任，茅珵在该部办了政训班，培养了一批热血青年，担任了政训员。
由于茅珵的活动过份暴露，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1938年秋，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保安 司令韩德勤，以“异党分子”下令“通指”指挥彭龙骧通缉茅珵，茅珵被迫离开“通指”，先躲避丁聚堂部（南通余西镇），后于瞿犊部东下启东。
赴崇明整合抗日队伍
1939年1月10日，瞿犊、王进被国民党海门县常备支队队长张能忍诱杀害于启东合兴镇，茅珵幸免遇害。隐藏在“通崇海启指挥部”的我方，一部分由王澄、姚力率部加入国民党常备八团颜秀五部（后于1940年6月举行港口起义，投入新四军），一部分由沈仲彝率领返回崇明继续战斗。茅珵脱险后，奔赴皖南，寻找新四军领受指示。2月间，茅珵带着党的指示来到崇明，整顿从北岸南撤的部队，经过多次艰难奔袭，消灭了当地的地主武装和土匪部队，并把零星的抗日武装逐一收编，成立了“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茅珵任副总队长（总队长由国民党崇明县县长郑枢俊担任，但郑害怕日寇扫荡，不敢留崇明，避居启东，所以总队长是个空名），负责部队的全面工作，并任命施鼎新、沈仲彝（又名沈鼎立）为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的大队长。
以茅珵为首的“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在抗战的初始阶段，或隐藏在芦苇荡里，或蛰伏于青纱帐中，以芦根和生玉米充饥，忍受着难于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击破了崇明岛内大部分敌人据点，尤其在小竖河战斗、堡镇码头袭击战中，毙日军数十人。1940年7月，日寇从江南调集大量兵力，对崇明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大清剿，妄图一举扑灭崇明人民的抗日烽火。茅珵率领的“崇明抗日自卫总队”，在群众的配合下，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使日寇的阴谋终于破产。
这支抗日武装在崇明岛内纵横驰骋，威震敌胆，茅珵的英名从此深入人心，人们皆称为“茅珵部队”。
挺进海启组建“茅三旅”
鉴于崇明回旋余地小，为迎接新四军东进，1940年9月，党指示“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撤出崇明，进入海启。一路由茅珵、韩念龙等带领总队、特务中队、政治处一百余人，经化装分批、绕道开赴茅珵的家乡桃源镇集合；一路由二大队沈鼎立和一大队施鼎新等带领开赴启东大兴村、广益村一带。总部设在通海，部队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改为由中共江北特委领导。“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也因此改称为“通崇海启人民自卫总队”，茅珵任总队长，李干辉任政委，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廖昌金任参谋长。主要活动于三星、天补、川港、张芝山、姜灶一带，他们大力开展民运工作，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由于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群众对这支部队十分热爱，群众高兴地说“茅珵部队回来了”，并在多方面给予支持，青年踊跃参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部队发展到500余人。
1940年10月，茅珵和韩念龙奉召到海安，向陈毅司令汇报了部队情况帮通海启的形势。月底，通崇海启人民自卫总队奉命由通海开赴启为久隆镇，与一大队、二大队汇合。经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领导陈毅、粟裕同志的批准，编为 “崇启海常备旅”，茅珵任旅长。12月，常备旅编入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第三旅，辖两个团，茅珵任旅长，“茅三旅”的称号从此叫响。
纵横江海大地
1940年12月黄桥战役后，新四军为了同国民党的韩德勤部队作最后的决战，陶勇率新四军三纵七团从掘港调防海安，茅三旅接防进驻掘港。当时号称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徐承德部，调集了多、股杂牌部队，妄图乘我部调防之机，拿下我部手中重镇掘港。消息被我党潜伏在保一旅薛承宗部工作的周一峰同志掌握，他星夜赶到茅珵部队，及时提供了这一情报。徐承德部人员多，武器精，要顶住他不是件容易事。茅珵率领“茅三旅”展开了英勇的“掘港保卫战”，他们苦战三昼夜，牢牢守卫阵地。撤防不久的陶勇部队，得到消息回师增援，两部同时展开猛烈反攻，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被我部追击至东南沿海全部歼灭。
1941年2月，梁灵光率部围歼投靠日伪的邱冠生部未能成功，梁灵光部郭守信牺牲于姜灶港。接着，茅珵率领“茅三旅”在叠石桥一带多次袭击邱冠生部，给予沉重打击。3月下旬，茅珵再次率领“茅三旅”从掘港南下准备突袭邱冠生部，长途急行军到达叠石桥冯家埭宿营时，不料被敌人发觉，反遭突袭，我部仓促应战，未能将邱部击溃。1941年9月，陈同生、梅嘉生率领的“通海挺进支队”从石港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邱冠生旅部所在地观音山，邱部仓惶向东逃窜，我部乘胜追击，“茅三旅”配合作战，歼邱部于海门坝头镇（即现在的德胜镇）。邱冠生部有三个团，3000余人，在通海地区猖狂一时，这次战斗，我方仅用了四五天时间就把该部消灭。战斗结束后，“茅三旅”进行了整编，缩编为一个团，编入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陶勇，副旅长茅珵。
回通海任行署主任
1942年初，茅珵因过去多年坐牢和后来的艰苦作战，身体每况愈下，不能再留在部队了，上级安排他接任通海行署主任并兼任崇明县党政领导。茅珵考虑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必须有武装力量的支持。他召集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沈鼎法、沈仲彝等人组建起崇明警卫团，在通海行署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打击敌伪的斗争。这支武装穿插于崇启海地区，打了几个漂亮仗。1942年春夏之交，他们袭击了常乐镇伪军据点，俘获伪军40余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夏季，又攻击牛洪港伪军赵培德部，缴获长短枪20多支。继而由牛洪港登船，从崇明岛西北角登陆，消灭盘踞在崇明的伪军一个连。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该支武装到1943年初，已由四十来人发展到300多人。后因“反清乡”斗争的需要，在上级的策划下，与汤景延部合并，打入敌人内部。茅珵则依然留在通海行署的领导岗位。
辗转南北含冤而逝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茅珵调任苏北五分区专员。接着，解放战争开始，我苏北主力北上，国民党势力再次占领南通地区，茅珵带着病躯，与五分区人民同甘共苦，坚持原地斗争。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部队急需军事人才，茅珵又被召回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随军进入南京。后历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主任兼教务长；交通部内河航运管理总局代局长；1953年参与筹建我国第一所海运学院——大连海运学院，任院长，代理党委书记。工作期间，茅珵撰写了以瞿犊、王进二烈士为题材的革命回忆录《扬子江头的英雄》和以苏州监狱斗争为背景的小说《监狱里的斗争》，文革前夕，他撰写反映崇明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孤岛英雄》，还没来得及完稿，就蒙冤入狱，1966年2月逝于狱中。《孤岛英雄》的手稿因被查抄，已散佚不全了。1981年4月8日，中共大连市委为茅珵平反昭雪。
茅珵，海门人民的儿子，他的英名伴着“茅三旅”的精神，永远留在了江海大地。
（海门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陶建明）
供稿： 陶建明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