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为“保三旅”部起义设计路线图

粟裕为“保三旅”部起义设计路线图
  郭青山  戴卫民
抗战时期，在苏中区 “保三旅”胥金城率部起义事件中，粟裕亲自为起义设计了路线图，充分体现了其正确贯彻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保三旅” 原是国民党在南通地区的一支地方武装，其主要将领具有较强的军事素养。司令张星炳早年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曾参加五四运动，在洛阳军事干部训练班受过训。“八.一三”抗战后，趁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势，他在南通收留淞沪战场溃散的老兵、爱国青年与职员，招兵买马，渐渐将南通专署卫士连扩充为一支近万人的抗战队伍，最初为“江苏省常备三团”。副司令胥金城出身贫穷，只上过几年私塾。14岁到直系军阀中当兵，随军到过苏区，见到红军深受穷苦人拥护，淞沪抗战后退至南通，投奔张星炳，从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副司令，实战经验丰富，多奇谋，尤爱专研各种小炮，在保三旅中有“小诸葛”之称。 1939年底该部整编为江苏省保安第三旅，1942年改为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部苏北第七纵队，下辖两个总队，司令张星炳率第一总队驻东台七、八、九区，总司令部驻杭家堡，副司令胥金城率第二总队驻东台一、五、六区，与联抗地区毗邻。联抗是1940年10月在曲塘建立的，黄桥战役之后，由李明扬提出，经陈毅报经上级批准，由二李、陈泰运（税警团）和新四军共同组成的名义上“中立”的部队，防区为兴（化）、东（台）、泰（州）之间的“缓冲区”。
保三旅司令张星炳长期跟新四军闹摩擦，反共限共思想顽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但其中有部分官兵在我党宣传感召下，如副司令胥金城等尚不失民族气节，打鬼子时十分勇敢，留有南通保卫战先例，反映了不愿意当亡国奴的积极一面。保三旅内部包括胥金城副司令在内的部分中下层官兵接受、同情我党我军联合抗日的主张，这就给新四军联抗做分化瓦解工作提供了机会。
对“保三旅”的统战工作，特别是争取副司令胥金城部起义的工作是以粟裕师长及苏中区党委谋划，通过“联抗＂长期策划并实施的，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即张遗和郭深。这两个人同是胥金城的部下且互为赏识。张遗1938年3月-10月曾在胥金城手下任文书。郭深1938年4月任同在掘港的“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民运部宣传组长（组员杨健为张遗之妻），同年经民运部主任单仲次、高亮志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星炳强行吞并“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后，单仲次因身份暴露而离开，临行前指示：今后单线联系，转入地下。郭深奉命转入胥部任职。同年10月，张遗夫妇离开胥营去了三分区。1939年因单线联系的领导人单仲次不幸牺牲,郭深暂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郭深的老同学薛和仲（何从）作为联抗政治部张孤梅主任的联络员先后七次来与郭深联络，获取情报，并带去党刊、新四军报纸、小说《铁流》、《毁灭》等进步资料与胥金城等阅看。郭深获悉张遗已是我方靖江县长，并介绍在胥部的同学江潮作为骨干随何从去联抗政治部工作。
何从三番五次来与郭深联系，有情报人员向张星柄告密，张星柄派其所属二支队插在胥部与联抗之间鹿汪一线，并密派其副官金绍禄插在胥部河东防地内,以设税所为名，在联抗至周家垛之间必须经过之河路施家溪，密查何从来去路线。这年秋天，郭深手下发觉，何从已被捕，关在张插在河东西舍的机炮连。郭深立即与胥金城商量对策，胥金城紧急与张星柄交涉：“何从是郭深的朋友，不应逮捕，应立即释放 ”，马上要张星柄开条释放。何从得以返回了联抗，不便再到胥金城部。联抗黄逸峰对此事不甚了解，因张星柄插在胥河东防地内，逮捕关了何从，误为胥金城部所为。黄逸峰在统战活动中，在泰州李明扬处与张星柄相遇在一起，这时，张星柄耍了两面派手法，向黄逸峰讨好，把破坏国共合作的责任全部推到了胥金城身上。黄逸峰没有调查核实，信以为真，实行了“联张打胥”的思路。这年冬天，敌伪扫荡，胥金城部转移向联抗靠拢。胥金城去函联抗与黄逸峰联系，黄逸峰却未作答复。一九四二年初，又发生了联抗进袭鹿汪胥部的误会。胥金城对张星柄深感恼火,对黄逸峰很觉遗憾。
一九四二年夏，张遗、杨健夫妇乔装打扮成商人，乘坐小船，由“联抗”侦察参谋化装成船夫，送张遗夫妇穿过张星炳部，来到胥金城部所在地周家垛。这时，胥金城正为反对张星炳的图谋，就是分批调胥金城部两个团去张星炳处训练，以达到张部换给胥，胥部换给张的控制下，胥金城去张处激烈争吵之时，而张星炳派其四弟(四胖子)驻在胥金城处监视的情况下，郭深即交代一支队长江朝栋(一九三八年张遗在胥部时，江朝栋为一连连长)负责监视四胖子的行动，布置可靠的人员,保障张遗、杨健及来船行船人的安全，对外就说张遗、杨健来看胥金城和郭深的，并顺便买些西药和布匹等，走时护送出哨。
为安全起见，郭深用自己的船停在河中，与张遗在船上密谈。张遗传达了中共苏中区党委粟裕师长的指示，交代的任务向郭深作了传达，要意是: (1)党中央给东南局的发展下达了十万人枪的指示。(2)根据发展的情形，与胥金城进一步酝酿，相机率部参加新四军，并转述栗师长对黄逸峰采取“联张打胥”的方针是错误的。苏中区已给黄逸峰批评，以解除误会，并要张遗察看当时联抗部队运动进袭胥金城部实际情况。(3)待到胥金城部起义时机成熟，估计行动时要有战斗，向西北即去兴化独立团与团长柴荣生同志联系，向东北去一二三仓一师师部粟师长处，向东南去联抗，联系人黄逸峰，以黄处为近，且何从、江潮在联抗，以后与黄逸峰联系时，见面暗语，以“某时张某经过你这里的事你知道否”为记。
    “文革”中郭深被关进牛棚，为此张遗提供给审查专案组的材料中说，此次他来并非个人叙旧而是代表苏中党组织向郭深传达了党的任务，经考察：郭深的具体表现是: (1)保证张遗、杨健的安全。(2)提供张星柄部及胥部的内部矛盾与兵力部署，人、枪、工事、情报包括所谓 “鹿汪战斗”南边部队（联抗）向北（胥部）进袭的运动情况和地形情况。(3)策动江朝栋等组织了小炮演习。(4)承当说服胥的任务。(5)约定了联络关系。(6)时机成熟时相机行动。
张星柄的四弟张四胖子发现张遗、杨健来周家垛，用电话向张星柄报告说:“张遗、杨健很可疑，是新四军来的。”并向来船的行船人盘问。胥金城得悉后，也电话询江朝栋，江将准备的话相告。胥金城说:“要待好他们”。为安全计，第三日由江朝栋派部队护送张遗、杨健出哨去联抗方向。之后，胥金城谈及此事时说:张星柄还对他说，你不要太信任你的部下(张遗一九三八年曾在胥营，而郭深此时在胥部的身份是付司令部参谋，胥金城称郭深为秘书)。
此后，张星柄疑忌胥金城益深，胥金城察觉后，就与郭深商谈跟共产党走，参加新四军的愿望愈加迫切。张星柄乃密谋投降汪伪为第三集团军，限制胥金城抗日。胥金城即为此进行斗争，双方已势同水火。张星柄终于露出反共的真面目，将郭深的同乡厉力（胥部的文书，掌控电台通信）调开,直到逼郭深去“谈话”，杀气已显。郭深即要厉力销毁身边的红色书刊并告知胥金城，自己此去“凶多吉少”。胥金城即向张星柄警告，并向四胖子扬言说：“胖子(即张星柄)如对郭秘书为难，我胥金城就打过去”，郭深才化险为夷。一九四三年三月，张星柄与敌伪勾结，包括富安、东台、时捻、泰州、兴化据点敌伪军，采取包围形势，意图一举歼灭胥金城部。先击胥金城部于河东，胥金城部大部分移至河西，敌伪又于河西围击，发生激烈战斗，胥金城立即率部突围。这时，郭深即引导胥金城率部向河东集结，并商定向东南方向突围，发动部队参加新四军的行动。郭深一人连夜先去寻找联抗，按张遗来时交代的暗语接头，见到了联抗司令黄逸峰、戴为然，商定了双方部队移动联络宿营等部署。当夜，郭深回至胥金城处已经第二天，胥金城当即行动，向部队全体人员宣布:“我到共产党新四军去了，愿意者跟上，不愿者听便。”此时，胥金城所辖两个团已经各损失三分之二。敌伪仍紧紧尾追，胥金城部与联抗并肩在墩头抗击，绕经三分区，后进入联抗防区。
张星柄少数人逃出，其大部已至东台投敌，黄逸峰获悉后，反而要郭深去动员张星柄到联抗，“留则留，不留，他则护送张星柄去上海。”郭深和胥金城反复考虑，若黄逸峰令不可违，一定要去，则将部队逼近而往，即按此走了这着险棋。
张星炳在日伪和新四军之间周旋，但对国民党蒋介石愚忠。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只要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他的态度波动明显。张星炳、胥金城既已公开决裂，而张星炳拒绝了新四军联抗的召唤，终于分道扬镳。黄逸峰又要郭深劝说胥金城当联抗的副司令。实际上，此举也不符合苏中军区粟裕师长交代的任务。这时，张遗前来传达粟裕师长指示：至胥金城部任务是在胥部主持工作，率胥金城全部至苏中一师粟裕师长处，在联抗与胥部一同行动的情况下，张遗向胥金城、黄逸峰传达了粟裕师长指示。而黄逸峰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胥金城为联抗副司令；二是让一支队长江朝栋下去当紫石县区长；三是留部队之一半(即胥金城部之刘玉山部)在联抗，反复磋商近10次，导致张遗与胥金城部不能成行。最后，黄逸峰仍坚持留刘玉山部一半在联抗，等待粟裕师长命令。张遗、郭深和胥金城无奈，只得如此，去苏中军区师部再议。留下部分由郭深率一个连与孙林(军需)负责。黄逸峰以联抗党委名义令郭深去紫石县仇湖区、仇时区任区长。敌伪扫荡至海北，刘玉山部随联抗副司令李俊民转移至李堡地区活动。李俊民获悉刘玉山有亲属从李堡敌据点与刘联系，有投敌之嫌，拟予缴械。黄逸峰接电报后交郭深看，征求意见。郭深答复：不掌握情况，望请示粟师长。随后李来电告：“已将刘部缴械，刘抗拒，被击中胸部。”至此刘玉山部消亡。
张遗、胥金城率部队过富安封锁线抵苏中一师后，粟裕师长动员胥金城，以胥金城的名义公开发表通电，脱离国民党部队，与新四军合作抗日，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第三次反共高潮。粟师长点编了部队，在宴会上正式致欢迎词，代表党和新四军欢迎胥金城率部起义参加新四军。宣布胥金城部保留原番号，加称新四军新七纵队，胥金城为司令，为联抗“收缴”部分，决定令兴化独立团拨一个连和兴化县九区游击连，充实新七纵。整训后，各连都建立了党支部。
1943年8月，根据兴东泰地委、联抗党委、紫石县委联合通知：中共苏中区党委决定建立苏中堤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遗；成立苏中堤西行政办事处（不归紫石县），郭懋德为主任（兼圩北区长），武装由新四军新七纵队负责，司令胥金城，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遗。郭深接通知后，当夜出发，率原紫石县河西行政办事处人员，区队长、区游击连全部集中到达兴化窦子庄，与从苏中三仓经过草埝到达的张遗、胥金城所率部队会师。9月，在堤西陶家庄召开堤西办事处暨圩北区署成立大会。出布告前夕，按组织通知，郭懋德将原名改为郭深。从此，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同事齐心协力开辟河西新区。大转折中，胥金城由“黑”变“红”，郭深则从“地下”回到了“地上”。
 在苏中区党委的领导下，一九四三年冬，新七纵参加消灭了张星柄在花园庄的残余武装的战斗。一九四五年八月，新七纵参加解放兴化城战斗，歼灭俘虏张星柄投敌之部的全部。胥金城本人也加入党组织。
胥金城率部去新四军一师整编后，人员得到充实（从地方武装补入），加强了党的领导（派了政委，建支部于连上），按新四军正规化建设增加了战斗力，官兵明白了为谁打仗，成为我党完全领导下，能独立承担苏中军事斗争任务的一支劲旅。之后成为参与河西地区根据地的护卫、讨伐税警团、昭关阻击战、樊川保卫战、兴化攻坚战等系列战斗的重要力量。胥金城本人历任新七纵队司令、苏中特务一团团长、兴化城防司令、华野特纵炮二团团长、吴淞要塞副司令等，直至总后太原办事处副主任、山西省军区顾问离休（正军级），成为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
 
 
 
 
                   
 
主编：王茂华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