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捐躯”的伯父，还在吗？

“为国捐躯”的伯父，还在吗？
☐  沈建新

 
78年前，伯父沈利为国捐躯。但78年来，却无人能告诉我们他究竟牺牲在哪里，以及他生前有哪些事迹。或许这段历史将永远尘封，但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永远无法忘怀这个未曾谋面却给了我们深远影响的伯父。
人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虽然烈士纪念日不算是佳节，但我家却每每在这个特殊日子到来之际，特别思念只留下了一张照片的伯父，反复回味从各种渠道汇集来的珍稀信息：
与姐同赴新四军
伯父沈利，在老家的时候名叫沈伯平。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沈兰池，先于他一年参加了新四军。刚刚十多岁的他，看到姐姐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心里痒痒的，也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也就是伯父15岁那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新四军。
参军后，伯父把名字改成了沈利。那是取“胜利”的谐音，这个名字显然寄寓着他对胜利的渴望，他是多么希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早日取得胜利啊！
那时大姑和伯父虽然都在新四军，但由于军事斗争任务的需要，两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分别随不同的部队转战南北，从此天各一方，极少有机会相见。
我健在的父亲沈伯初多次跟我念叨，说伯父那时曾写过一封信回来，内容是：目前形势很严峻，国民党用几十个师的兵力向我华中地区进攻，我们新四军准备北撤山东，请家里放心。可惜这封信后来找不到了！父亲常为此懊悔不已。
据当时同在新四军、后任上海市委办公厅机要处处长的大姑父朱志强回忆：1941年秋冬之间，年仅13岁的沈利在东台海边地区苏中区党委印刷厂工作。1943年“精兵简政”时，沈利因年纪小，亦在精简之列。后形势稍好，沈利又于1943年冬正式加入新四军，参加苏中区党委《抗敌报》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沈利调往淮阴新华印刷厂工作。1946年3月，沈利前往高邮一带的雪枫随营学校学习。解放战争中的1947年3月，在山东鲁村、南麻地区遇见过沈利，他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工作。1947年8月间，第三野战军向鲁西南进军渡黄河时，在行军中又遇到沈利，他仍在俘虏管理处工作。后沈兰池听人说，沈利于1948年在鲁西南濮阳地区随营学校学习，据说后来生病去医院治疗。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未听到过他的消息。
久无音讯成烈士
大姑和伯父参军后，家里的亲人日日盼、月月盼，都盼着这姐弟俩能早日平安回家。直到解放后，终于盼来穿着解放军军服的大姑回来了。奶奶问大姑：“你的弟弟伯平什么时候回来？”
早于伯父一年参加新四军的大姑说，因通讯不便，不知道啊。于是，大家等啊等，等啊等，以为他迟早会回家的。可是，始终等不到大伯的消息，爷爷奶奶的身份成了“失踪军人家属”。
一直到1958年的某一天，从有关部门传来了一个不祥的消息：伯父早就牺牲了！国家颁发的烈士证上注明：华东野战军俘虏管理处干部，在鲁西南濮阳地区执行革命任务中牺牲。爷爷奶奶的身份于是由“失踪军人家属”变成了“革命烈士家属”。
虽然爷爷奶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都懂，伯父成了烈士，这意味着他为国捐躯了，永远不能回家了！那时候，伯父没有一张像样的照片在家里，是爷爷奶奶根据他的长相请照相馆里的画师画了一幅像。如今，那张画像还挂在烈士馆里。
当时爷爷奶奶和我的爸爸、三个姑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那时他们多么希望伯父的身份还是“失踪军人”，因为那表明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可是直至爷爷奶奶离世，他们也不知道伯父是怎么失踪的，怎么牺牲的。
战友之信传“孤照”
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里，大姑和大姑父曾利用军中人脉多方打听有关伯父的信息，但始终一无所获。直到1991年，曾是大姑父和大伯共同战友的老干部滕冲寄给他家一封信，信中捎来了一张无比珍贵的照片——那是大伯留存于世的唯一一张照片。
滕冲在信中写道：1946年由江苏北撤山东途中，偶然遇到沈利同志，他给我一张照片。1947年在山东孟良固战役期间，就在孟良崮山脚下又一次遇到沈利同志，他说在俘虏管理处工作。当时国民党士兵俘虏后编入我们部队，连以上军官才到俘管处。孟良固战役结束，大概一个月，听说俘管处发生了一次暴动，管理人员肯定会有伤亡。如今事已过40多年，如果沈利至今仍无音讯，可能在那次暴乱中牺牲。最近我整理相册发现这张照片，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你们保存，比我保存更为珍惜。
梳理有关伯父的各种信息，大姑听说的“生病住院”，滕冲猜测的“在战俘暴动中牺牲”，不知哪个是真，我们无从考证。
如今，伯父依然是我们全家的牵挂。记得小时候，奶奶多次对家人说：“我们是烈士家属……不要给伯平抹黑。”我们所有后人都牢记着奶奶的话，继承伯父的遗志，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努力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们也根据爷爷奶奶的嘱托，把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九生日作为大伯的祭日，每年的这一天和清明节都会祭奠大伯。我们全家最大的遗憾是，不知大伯在哪里安息。我们多想去他的坟上看一看，把他的尸骨接回家，但至今未能做到。
十几年前，随着交通、通讯等条件的改善，我启动了“寻亲”之旅，试图查找伯父的革命轨迹、还原伯父的英勇事迹，为他的这份精神遗产添加更详细的注解。特别是退休后，更将此作为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去做。其间，区委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区融媒体中心等部门领导乃至南京军区空军的海门籍领导都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2021年的清明节前夜，我含泪写下了长文《一封寄不出去的家信——悼大伯沈利烈士》，后发表在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的《南通铁军》杂志上，旨在引起更多党史、军史研究者的注意，或能为我带来一些新的线索和信息。
然而，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用过了，能查到的地方都查过了，一切的努力最终都未能如愿。一位军史专家帮助查到的结论只有这一段话：“沈利，1928年6月出生，江苏省南通海门人，1943年参加革命，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第三队俘虏管理处干部，1948年在鲁西南濮阳地区执行革命任务中失踪”。我明白，这就是最后的结论。我也理解，就如电影里的一些潜伏者那样，伯父执行的任务或属秘密，就只能永远让他尘封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传承他的精神，不负他的理想，不负烈士家属的称谓。
“寻亲”的结果虽然遗憾依旧，但“寻亲”的过程已然让我释怀。最后，唯有深情地呼唤：伯父沈利，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