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为何会兼任新四军两个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电，要求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实现全民抗战。同时及时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经过激烈的谈判斗争，由叶挺建议使用“新四军”这个番号，以纪念北伐时期的著名“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其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战斗序列。1937年9月28日，国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领导由中共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改编的新四军。新四军创建时下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共1万余人。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并于25日在盐城正式成立新的军部。重建新四军军部后，将活动于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和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1至第7师和独立旅。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未到职）。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后邓子恢任政治委员)，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吴芝圃代)。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新四军第六师由原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而成。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曾希圣任政治委员，李志高任参谋长，何伟任政治部主任。重建的新四军已发展为9万人，实力已非1937年10月刚改编时的1万人相提并论。
这新四军的七个师长，都是蒋介石一直头痛的牛人。尤其是粟裕和他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及苏中军政党以非凡的功绩脱颖而出。
新四军第一师是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而成立的，随后又成立苏中军区、苏中军政党委员会和苏中行政公署，粟裕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刘炎被任命为第一师政委、苏中军区政委、苏中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刘炎因病一直未到位，其职务由粟裕兼任。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3个纵队分别改编为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第三旅，旅长陶勇，政委刘先胜。苏中战略区管辖范围当时是：盐城的的斗龙港至淮安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下辖4个分区，1个特区：第一分区包括江都、高邮、宝应3县；第二分区包括兴化、东台、台北、泰东4县；第三分区包括泰兴、泰州、如西、靖江4县；第四分区包括如东、如中、通中、通西、通海及海启6县；兴（化）东（台）泰（州）特区为中共领导下的联合抗日部队活动区域。
粟裕从苏中的实际情况出发，自觉地把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联系起来思考，辩证的处理全局与局部、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抗日斗争与反顽斗争、抗日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关系，以及军事斗争策略上的进与退、攻与防、大打与小打等方面的关系，探索形成了既符合中共中央战略意图，又符合苏中实际的战略指导思想，并在斗争的实践中灵活运用，是难能可贵的。在日伪 “清剿”、“扫荡”、“清乡”，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衅、摩擦、破坏等极其艰难、复杂、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正确的方向，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及时实行战略转变。积极率领苏中党政军民在经济上不但要自力更生，还要担负增加在财政上援助全国及各根据地的艰巨之任务；在政治上、军事上予以敌人沉重打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巩固、发展、壮大了苏中抗日武装力量，而且把苏中建成真正的打不挎、摧不毁的人民民主根据地，并为下一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粟裕还颇有远见地把同敌人的争夺扩展到海上，把陆上斗争与海上斗争结合起来，采取分化瓦解、争取改造的正确政策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创建海上根据地。
日本帝国主义把“清乡”作为对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汪精卫伪政府也把“清乡”列为国策。早在1941年1月，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首次提出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方案。1941年夏到1942年夏，日伪首先在苏南的苏、常、太地区“清乡”。1942年12月1日，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出《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决定对苏中地区实行“清乡”，并将易于分割封锁的、对其威胁最大的第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日军任命第61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为苏北“清乡”地区日军现地最高指挥官；并调来有所谓“清乡”经验的菊池联队四个大队，开到通如海启，接替南浦旅团石原大队的防务，作为“清乡”机动兵力。另从苏南调来五个“清乡”大队、三个伪警察大队以及大批特工和行政人员随军担任“清乡”任务。霎时间，苏中日伪军兵力的密集度，为敌后华中战场所罕见。日伪军企图在6个月内消灭苏中新四军主力，摧毁苏中抗日民主政权；并且“扫荡”一切“敌对军队”，在苏中建立起彻底的殖民地统治。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扬言：要把苏中新四军统统赶到黄海边消灭，在江北造成一个“大东亚圣战的华中确保区”。日伪以1.6万余人的优势兵力扑向四分区。苏中军民面临着一场空前残酷的严峻考验。
作为苏中区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粟裕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高昂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心。他以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巧妙灵活的斗争艺术，领导和指挥苏中军民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要求各级干部“提高胜利的信心，打破一切可能产生的悲观失望的情绪和防止动摇逃跑的倾向”。 他强调要求：“根据地是我们生存、发展、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没有了根据地，我们就失掉了一切。所以，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坚持斗争，要有为坚持苏中根据地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精神。我们有绝对胜利的把握。退却逃跑、流寇主义思想，只有陷自己于绝境，我们全区党政军民都应坚决反对。”他让区党委、行政公署和军区机关转移到一、二分区，自己则率领十几名工作人员留在四分区吸引敌人，具体指导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
苏中抗日根据地在粟裕的正确领导和灵活的指挥下，经过苏中党政军民长期艰苦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壮大。全面展示了他驾驭全局，掌握未来的战略才能；表明了他作为战略家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苏中抗日根据地在六年的斗争中，对敌作战六千多次，毙、伤、俘日伪在十万人以上，占华中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诚如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而华中几次反磨擦的主要决战，又是一师部队担负的或有一师部队担负的”。“在无数次的反‘扫荡’战斗中，一般都获得最大的战果与胜利。
与此同时，谭震林率领的新四军第六师驻扎在江南，却遭遇了不小的挫折。新四军第六师，于1941年3月，由原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而成。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新四军第六师下辖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兼)，政治委员廖海涛；第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政治委员温玉成；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吴仲超；江南西路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韦永义。
1941年8月14日，新四军军部指出：敌对苏南“清乡”是分区“清乡”性质，六师各旅、团应以分区转移应付“清乡”。在原地只留秘密工作同志打埋伏，保持联络或完全不留，待“清乡”过后再转原地工作。江南区党委、六师师部及时总结苏常太“反清乡”经验教训，遵照上级指示，部署澄锡虞地区反“清乡”斗争。路东特委有计划地撤退面目公开的党政干部，在苏中靖江建立江南办事处和江南干部大队。同时在澄锡虞地区建立地下党组织，布置各县地下党派员和区联络员采用秘密工作方式，做好长期坚持斗争的准备。8月下旬，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六师师部率第十八旅主力越过锡澄公路“清乡”封锁线，转移到澄西、丹北地区。地方党政机关在公开发布《告东路地区人民书》之后，也撤离“清乡区”。
1941年10月，新四军军部对六师行动方针作了重要指示：第十六旅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在江南坚持，打破敌人的“清乡”，并将“反清乡”斗争的经验转告各地，还要注意与二师、七师打通联系，以便在必要时转移部队；十八旅向铁路以南转移，因在目前的形势下与顽军争夺很难奏效，江北有广大地区足够六师部队转移；在路西地区必须布置秘密党组织、地方武装及打入伪军内部的工作，确保长江南北之交通线；沙洲地区的部队和党组织暂时撤离，待日伪“清乡”结束后再秘密回去工作；切实调查清楚苏常太的情形，以便再去进行秘密活动。遵照军部指示，六师师部率十八旅于年底之前到达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担负起开辟新区的任务。撤离前，十八旅发表《告江南同胞书》。
1941年7月，日伪军开始了残酷的“清乡”，仅编竹篱笆的竹子就用掉了200万根。敌伪对人民则实行连保制，一人抗日，全家杀光，一家不报，十家杀光，数以千百计的干部群众被抓到敌人监牢里，或当场枪决、刀劈、活埋、火烧、水煮、沉荡等，还制造了一系列血腥大屠杀，大批的民房被烧毁，粮食被抢走，敌人对东路地区实行空前的恐怖政策。今天著名的旅游胜地昆山的周庄，当时有一个叫朱润苍的老人在《贞丰八年血泪录》作了这样的记载：“四镇所属各村遭受惨祸史无前例，被敌焚毁者计二十余村，无辜人民惨遭非命者不知凡几，各乡河荡浮尸飘流日起，认尸者号哭之声半月不绝。”当时，有的人脱队走了，有的人投敌了，连曾任江抗总指挥、时任江阴、武进、无锡三县抗敌委虽会主任的梅光迪，也在“清乡”时脱离抗日队伍。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总部对这一地区的严峻形势，评价为“苏南危局”。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抗日军民与敌伪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据有的资料说，新江抗当时总兵力约3000余人，在东路地区有1000多人，装备也落后于敌，有的连只有五六十人．面对强敌，新江抗在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总部的领导下，在谭震林的指挥下，还是进行了气壮山河的保卫战，坚决保卫根据地和苏南人民，但遭受了重大牺牲。最后一直边打边退到沙洲一隅，实在坚持不住，才分路突围，渡过长江，逐步转移到苏中地区。如五十四团一、三营与警卫二团编为东路支队。在反“清乡”斗争中，结果绝大部分损失，仅少数同志突围。二营解散后充实一营，实际上也没有了。五十二团二营，在当地存身不住，进入路南太湖地区，归十六旅指挥。
1941年8月，新四军六师师部率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团各一营，在江阴西部渡江转至靖江。9月，五十三团分别补充至五十二，五十四团，这个团也取消了。10月初，除五十一团留江阴外，我部队全部撤出江南，北渡长江，10月7日到达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所属另一支主力第十六旅，11月28日，在溧阳县塘马村召集苏南根据地各县党政负责干部会议，日伪军3000多人马突然袭击塘马村。时值寒冬，浓雾笼罩，尽管能见度极低，廖海涛在查哨时，仍从望远镜里发现日军骑兵这一动向。不巧，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均在别处执行任务，只剩下直属连队，加上地方武装仅1000人枪，不及日伪兵力的三分之一。在处境险恶的情况下，廖海涛当机立断，沉着指挥，命令旅侦察连等直属部队，抢占村前、村侧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命令参谋长兼四十八团团长王胜带领四十八团为撤退人员开路；命令旅组织科长王直率领地方干部迅速转移。廖海涛与罗忠毅一起指挥旅直属部队阻击进犯的日伪军，掩护地方干部和机关人员撤退，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下午，重机枪手中弹阵亡，廖海涛立即接过烈士的机枪，对准日伪军猛烈扫射。日伪军遭到阻击，便集中所有火力，向重机枪阵地轰击，廖海涛与罗忠毅相继中弹，英勇牺牲。
在此情形下，新四军军部于11月不得不采取紧急举措，决定已到江北的第十八旅直接划归粟裕的一师建制，尚在江南的第十六旅划归粟裕指挥。六师的建制虽还在，但仅有的两个主力旅已经完全归属于粟裕的名下了。
1941年10月10日，新四军军部指令第四师移防皖东北地区，由粟裕的第一师接替该师在苏北盐城地区的防务。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调整各师战略区活动范围。粟裕领导的第一师和苏中区活动范围向北扩大到盐城，向南扩展到江南京沪铁路以北的镇江、丹阳、武进地区。后来又决定将苏南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新四军第六师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师政委。第六师部队统一由第一师指挥，第六师番号不变。谭震林未到位，刘炎已因病长期休养，他的职务（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一师政委兼苏中军区政委）皆由粟裕兼任。7月29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电令：“一、六两师政委，谭未到前即由粟师长兼代，一、六两师统一归粟裕指挥，以便利事权统一”。
1942年5月，华中局将长江以南的镇江、丹阳、武进、苏州、常熟、太仓、江阴、无锡等地区正式划归江北的苏中区，改建为苏中区第五、第六分区，统一由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负责。
1942年底，为加强苏南力量，进一步开辟两溧地区，伺机发展，粟裕遵照军部指示，派二旅旅长王必成率四团、旅教导队和盐城、兴化警卫团各一部共2000余人渡江南下，于1943年1月13日到达溧水地区，与六师十六旅会师，合编为新的十六旅。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该旅辖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四十八团、五十一团和独立第二团。
这样，粟裕不仅名正言顺地同时兼任了两个师的师长，而且集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身，担负起一、六两师的指挥重任和苏中以及江南部分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和指挥重担。人马也从原来的3个主力旅增加到5个，地盘也几乎扩大了两倍，成为新四军各路诸侯实力最强、区域最大的一股。他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也仅次于军长陈毅（不久陈毅去延安，张云逸代军长）、政委饶漱石，超过了张鼎丞、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等人。
同时兼任两个师师长的经历，为粟裕抗战胜利后，担任在新四军地盘上组建的苏皖军区即华中军区（辖原新四军一师大部、六师、四师、七师及二师一部）司令奠定了基础；因而，中共中央在组建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苏皖军区）时，决定任命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而粟裕以大局为重、以张鼎丞为尊，再三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诚恳的请求：“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曾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功绩卓著，且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孚众望以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党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大为感慨，认为粟裕不只是一种谦虚，而是出于对革命全局利益的考虑，是他大公无私高尚品德的集中表现（包括他以后的再让司令）。遂于10月29日电示华中局：“中央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供稿:何苏平
主编：王茂华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