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浅谈“民族抗战之楷模”韩国钧老先生 对新四军
点击：时间：2020-07-21
韩国钧，字紫石(1857年-1942年)江苏海安人。清举人，历任知县、民政使等职，上世纪20年代曾任江苏省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陈毅和粟裕挺进黄桥之后，83岁高龄的苏北有重要影响的爱国开明士绅韩国钧被新四军的真诚抗战与严明纪律所打动，在陈毅的劝说下，坚决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主动与新四军领导人交朋友，出面呼吁苏北各界团结一心，国共两党停止纷争，共同抗日。他曾在家中两次主持召开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协商会议，后被推选为苏北临时参议会名誉议长。海安沦陷后，韩国钧不为日伪的诱惑所动，面对日伪威逼他出任伪省长，始终保持至死不从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他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涌现出的一名“民族抗战之楷模”。 本文试图从以下五个方面浅谈民族抗战之楷模韩国钧老先生对新四军发展的独特贡献！
一、从寄抗战希望于国民党，到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之后，韩国钧目睹国内政治黑暗、经济枯竭，日寇在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深为民族危机的加剧而忧心如焚。抗战爆发后，年逾80高龄的韩国钧率先募集鸡蛋10担尉劳抗击日军伤残将士，声援淞沪抗战，动员群众献金、捐物前方；组织救亡歌舞、话剧义演。1937年9月12日，在淞沪空战殉难烈士陈锡纯灵柩经过海安时，韩国钧商请地方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公祭活动，并以此动员各界民众奋起抗日。当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派人给他送来《救国公债委员会决议案》时，他当即签字同意，并带头捐出一千元，支持抗敌。
韩国钧由于本身的经历和社会地位的局限，一度对共产党不了解，而寄抗战希望于国民党。但是，当他眼看着日寇侵犯南通、如皋、海安之时，国民党韩德勤的正规军无一抵抗，而号称拥有十个旅之多的江苏保安旅，皆未有联合抗敌之行动；自己和儿孙只得徒步逃难百余里外的兴化避难，其他亲属逃难时离散四方；加之，国民党军在华北失利后，又连失山东、上海、徐州、南京及武汉等地；祖国的锦绣河山相继沦陷，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日本强盗的恣意蹂躏，他愤然怒吼：“家在哪里？国在何方？”。正是因为对国民党当局开始失望，韩国钧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国民党要他搬家去淮阴、重庆的关怀。
1940年春，陈毅在泰州李明扬处结识陆小波，经陆小波介绍与韩国钧书信，希望韩国钧支持新四军抗日救亡。此时的韩国钧对新四军虽不够深悉，但已耳闻新四军深入苏南沦陷之地抗击日寇，于是立即函复陈毅，表示愿为抗日效力，并亲自手书一联“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相赠，以表示对新四军和陈毅抗日救国的同情和拥护。陈毅当即也回赠一联“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热情地赞扬了韩国钧的爱国精神。
随着国民党不断以大军进逼苏南新四军，新四军以大局为重，移师江北。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又屡调兵在江滨阻击。这时，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韩国钧一方面反对制造摩擦，一方面又希冀保全韩德勤的势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曾奔波斡旋于韩德勤和新四军之间。然而，韩德勤坚持反共，并乘新四军于郭村休整之机，挑拨、唆使李长江以十三个团之兵力，对郭村四面包围，轮番进攻。韩国钧闻讯后，连续给李明扬、李长江去信制止。但李长江不听劝告，结果大败。事后，韩国钧当面批评、指责“二李” 进攻新四军之错误，劝导“二李”： 大敌当前，国家危亡之际，应以团结抗日为重。
陈粟率部东进黄桥后，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控制着曲塘地区的税警团陈泰运部深感疑惧；而以韩国钧为代表的中上层人士抱着观望的态度；广大工农们则盼望着出现新的抗日局面；手中握有十万大军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则南下向黄桥沿线集结力量，挑起事端，以企图将新四军逐出苏北。针对苏北形势的变化，陈粟始终不渝地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在苏北“分区抗敌”的主张，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以韩国钧为代表的苏北中上层人士对新四军的理解。韩国钧与韩德勤及其部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苏北颇有号召力。陈毅致函韩国钧，阐明新四军抗敌救国救民的宗旨，揭露韩德勤制造摩擦的真相，强调团结抗敌的重要，恳请其“纾解內部纠纷”，以展开抗日之战局。韩国钧应陈毅邀请，表示“无任钦佩”，向韩德勤转达新四军为救国力求在苏北分区抗敌的愿望；并于8月7日和9日连续两次致书陈毅，务求本着“一致抗敌之宗旨，合力对外，避免内部摩擦”。韩国钧当时对韩德勤还是存在较大期望，认为自己“既未参加国民党，又未入共产党，自问超然”超脱于党派之外而自居自信；同时，之所以出面调停各方冲突，其一个主要原因是韩德勤的军队实力难以对抗日军，只有化除党见，一致对外，才能还我河山。
而心怀鬼胎的韩德勤，在未能完成内战部署的情况下，假惺惺于8月中旬，派其属下117师政处主任仇霈生至黄桥，与新四军达成协议：省方军（即韩德勤部）、鲁苏皖军（即李明扬）、新四军三方各守原防，努力抗敌，一切纠纷静待上峰处理。并约定：省军驻海安、曲塘、姜堰一线不南下，管文蔚部（即新四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之线不北进。
8月16日，在韩德勤的代表返回时，陈毅、管文蔚又致书韩德勤，表明新四军遵守协定，已沿江向敌伪方面迈进，以抗敌战绩自效，绝不向友军行动。并严正指出：解决苏北摩擦的根本问题，在于“撤退限制异党异军方法，进而彻底开放民众运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团结抗日。
然而，“黄桥协议”墨迹未干，8月23日，韩德勤就在东台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提出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方针即：先集中主力南下消灭或驱逐陈粟部，然后，移兵北上逐歼八路军黄克诚部。31日，韩德勤对集结于姜曲海一线的20余团部队下达作战命令：要各部“向分界、黄桥附近地区攻击前进”，歼灭“盘踞分界、黄桥一带之匪”；同时，对新四军实施粮食等禁运。
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陈粟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积极准备，坚决予以还击；一方面四方呼吁，揭露韩德勤挑起事端，封锁粮食的阴谋，以争取中间人士和人民大众的同情和支持。
9月4日，陈毅派朱克靖约集黄桥士绅代表数人，前往泰州、东台“奔走和平，并向省政府请示机宜”，“力求息事宁人，疏解误会”。陈毅在给韩国钧的信中再次表述力求和平之愿望：如能解决内部纠纷，放手抗日，新四军虽然无衣无食，亦乐死疆场。韩国钧读信后，深受感动，泪沾衣襟，赞许新四军“唯有本台端力求合作，奔走和平”，并回信表示将竭力寻求解决粮食恐慌之问题。
同日晨，韩德勤所部已奉命出动，右翼军二李和陈泰运部在新四军的有效争取下，缓慢推进；左翼军由117师，独立第6旅，保安第1旅组成，是进攻的主力。陈粟决定严守不打第一枪的自卫立场，采取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术，来对付穷凶极恶的内战急先锋。
5日，韩左翼主力齐头迸进，对新四军撤退不及留在古溪的医院、修械所等进攻。6日，粟裕下令还击，迅即攻克营溪，全歼保1旅1个多团。同时令二纵九团向营溪附近雅周一线敌117师刘漫天部反击。刘部凭河固守，封锁桥头，九团团长徐绪奎集中全团火力，猛扫敌人阵地，经过激烈的对射，敌人伤亡惨重，开始丢下阵地向北逃窜。徐绪奎果断下达冲锋命令，自己带头跃出战豪，从身边战士手中抢过1挺机枪边扫射边冲锋。敌溃不成军，纷纷开始缴枪投降。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徐绪奎的左胸，年仅23岁的团长徐绪奎光荣牺牲。
新四军虽然取得了营溪战斗的胜利，但是仍然坚持主动争取团结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首先，释放了保1旅和117师的被俘人员，使保安旅团官兵大为震动。继后，陈毅又致书李明扬、韩国钧等，表明新四军的原则立场：第一步宜各守原防；第二步共同分配抗日任务，以军民代表会议协商解决纠纷。
二、义正辞严、主持正义，为新四军反摩擦、争和平的政治局面夯实基础
韩德勤在营溪战斗中受挫后，指令反共坚决的保安9旅张少华部驻防姜堰，严密封锁黄桥地区的粮食通道。为疏通粮源，解救民困，粟裕挥师于9月14日攻克姜堰。次日，陈毅指示黄逸峰继续争取地方实力派，更大范围地争取苏北上层人士，并亲自书信韩国钧，希望其主持正义，召开苏北各界代表会议，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9月中旬，在黄逸峰协助下，由韩国钧主持在海安召开“停止苏北内战，团结抗日”协商会议，季方、朱履先、李俊民等苏北著名人士以及八县代表出席了会议。韩国钧、黄逸峰、季方、李俊民等联名发出了3份函电。第一份函电是致苏北各方面军事长官的，函电“值此敌寇当前，尤以保存实力，团结对外，以期扫荡敌氛，收复失地。彼此纵有误会，亦应和平解决”。另两份电函是发给重庆政界人士、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黄炎培、吴稚晖、钮永建等人的，请他们转给蒋介石。一份控诉韩德勤在苏北的十万军旅不能收复失地，却肆意排斥异已，虐待民众，仰恳中央疾电江苏省府息战停争，或派要员莅苏挽救危局。另一份则是专门控诉韩军封锁禁运粮食和贩粮资敌的。三道函电代表了苏北中上层人士的意愿。
在得到苏北各界拥护的反摩擦、争和平的政治攻势下，韩德勤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为了欺骗舆论，他提出实现和平的前提条件是新四军必须先退出姜堰的无理要求，韩国钧即派代表转告陈毅。陈毅为了尊重中间人士的立场和人民利益，同时为了挫败韩德勤假和平的政治阴谋，于9月27日，在姜堰召开苏北军民代表会议。会上，陈毅慷慨陈词，详尽地阐述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明了新四军联合友军共同抗日的愿望。他还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韩德勤只知反共扰民不肯抗日的错误主张，并一再声明，此次我军攻打姜堰，只是再一次教训省韩，仍然希望得到和平，只要省韩保证改变政治态度，以友党友军看待新四军，协商苏北抗日问题，我们可以退出姜堰。如果，我们退出姜堰，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坚决采取必要的自卫。代表们对陈毅的发言肃然起敬，无不钦佩新四军光明磊落、委曲求全、信守诺言，一再表示倘你们退出姜堰，省韩还向你们进逼，则是欺人太甚，无理万分，这不但欺骗了你们，而且也欺骗了我们，苏北人民将共弃之。
新四军撤出姜堰以后，韩德勤又电称：“新四军一定要撤出黄桥，开回江南，方可进行谈判。否则，无商谈余地”。 并密令其部追剿，指挥李守维调集军队进攻黄桥。同时造谣说：韩国钧“被新四军包围了”，韩国钧“自杀了”；并大骂奔走调停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亲共分子”、“失意政客”、“汉奸”、“敌探”等等。各方代表得悉后，知道被韩德勤蒙蔽愚弄，认清其反动本质。韩国钧当即予以驳斥，并打电话责问韩德勤。韩国钧见和谈无望，又致函陈毅，说明李守维正在发动内战，要新四军作好迎战准备，并再三嘱咐：“信要迅速转到，要直接交仲弘（陈毅）将军本人”。韩国钧还预言：“韩德勤不是仲弘的对手，胜利属于新四军的” 。
韩德勤违背民意，以为新四军撤出姜堰是“匪胆已寒”、“不敢与我作战” ，于9月30日，发出作战密令：“集中力量，力求主动” ，“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将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纠集二十六个团三万余人的兵力，以其嫡系89军和独立6旅为主力，疯狂向黄桥发动进攻。我新四军五千健儿，在陈毅和粟裕英明指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浴血奋战，迅速取得了华中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摩擦战斗的空前胜利。黄桥决战的胜利，为新四军立足于长江以北，开展抗日斗争，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举行了一个光照日月、千秋传颂的奠基典礼。同时也促进了韩国钧思想的根本转变，他看出了共产党在政治上以民族抗战利益为重的爱国救民之宗旨，在军事上以弱胜强的高超指挥之智慧，从而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三、坚定夺取抗战胜利的坚强信念，用实际行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黄桥决战之后，新四军乘胜东进海安，陈毅和韩国钧的接触更加频繁。10月9日，陈毅到达海安时，韩国钧亲自迎接，并于当晚设宴为陈毅、粟裕、管文蔚、陶勇等新四军将领庆功。韩国钧亲见陈毅为人，盛赞“数十年来，在军人中从未见有如此雄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认为陈毅“具有管（仲）乐（毅）之才，共产党如有十个八个这样的人才，一定能够得天下。”韩国钧又书赠陈毅一联“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旗” ，表示痛恨国民党顽固派肆意制造反共摩擦，寄抗战胜利的希望于共产党、新四军。陈毅回赠七绝一首：“山河破碎思前事，抗日合作看精诚；丈夫一怒安天下，横刀越马取东瀛。”表示了对坚持团结抗日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坚强信念。陈毅在海安的四十多天均居住在韩国钧公馆之中，从此，韩国钧和陈毅“斟酒论文，接席无虚日”。
韩国钧不顾83岁的高龄，用实际行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陈毅在海安举行各界人士茶话会时，韩国钧带头参加会议，热情赞扬新四军的抗日功绩，呼吁各界共同支持新四军东进抗敌。在建立以黄逸峰为司令的联合抗日部队时，韩国钧积极支持并参与筹划。在新四军释放国民党顽固派中下级军官俘虏时，韩国钧亲自帮助联系，主动协助新四军做好工作，使共产党的政策为国民党军队所折服。
为了支持团结抗战，经过协商，由韩国钧与李明扬发起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由“联抗”进行联系和组织，并确定以“联抗”司令部所在地曲塘为开会地点，时间定于10月30日，新四军代表陈毅、管文蔚、朱克靖，八路军南下部队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税警团和一部分保安旅的代表，通、如、靖、泰、东台、江都、兴化、高邮等8个县的代表30余人，齐集曲塘；但韩德勤的代表省府秘书长马镇邦故意滞留泰州，拒不到会。31日，李明扬亲至曲塘参加会议。由于韩德勤的代表不到会，苏北抗敌和平会议改为谈话会。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完全采取了民主自由发表意见的方式，各方代表均慷慨陈词一致遣责韩德勤对休战之事无诚意。韩国钧发言指出：“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大仁大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新四军一再退让，韩德勤一再进攻，确属事实。我84岁的老头子，不是共产党，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及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战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会议结束当天，韩国钧、李明扬为曲塘会议团结抗日发表文电：就实现苏北军民党政抗敌合作，国共大团结；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以实现抗战建国纲领，实现抗日民主政治为目前任务，立即组织民意机关；实施廉洁政治，肃清贪污，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严格整军统一指挥，务必成为抗日爱民的军队；立即给人民以言论、出版、结社之民主自由；实施对敌经济封锁，调剂金融，增加生产，组织各种合作社救济农村；实施抗日教育，肃清麻醉堕落教育与敌人奴化教育，确定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等提出七项意见。通过这次会议，稳定了地方实力派，团结了中间阶层，规定了共同遵守的章程，揭露了韩德勤的反共阴谋，确立了新四军在苏北的政治领导地位。陈毅则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报告曲塘会议精神。
11月7日，刘少奇化名胡服来到海安，由陈毅、朱克靖陪同拜访了韩国钧。陈毅介绍胡服是其秘书，韩国钧当时虽然不明胡服之身份，但从韩国钧的慧眼和与其谈吐之中已明确胡服不是一般领导人员，当场称赞胡服“非凡”，并设宴为其洗尘。事后，韩国钧笑着对陈毅说了一句：“你这个秘书的水平，远远在你之上啊！”
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议在海安召开，参加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4个县，到会议员388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其中共产党员72人，工人5人，旁听代表20余人。刘少奇、陈毅出席了会议。韩国钧积极参与筹划并到会讲话。经过反复磋商，公推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会长，任命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
正是因为有韩国钧对共产党的信任，对新四军的热爱，发动各界民众团结抗日，以自己实际行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为华中新四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此，刘少奇、陈毅、粟裕等人才多次建议中共中央，集中力量巩固华中已得阵地，放弃皖南阵地，军部即速北渡江北统一华中指挥；并向中共中央陈述建立华中各部队统一领导机构的意见，否则则应即行解决总的指挥机关。中共中央同意刘少奇的建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
11月3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刘少奇：“如叶希夷过江，则你与叶总领华中军事”。刘少奇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华中实际情况，于11月10日报告中共中央：“华中各部须统一编制”，“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则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
11月17日，中共中央致东南局、中原局电，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领导整个华中及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同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华指）成立大会在海安镇西寺举行。刘少奇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华中总指挥部机关驻扎在海安，使海安一度成为华中抗战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以及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密切关注的地方。
刘少奇、陈毅、粟裕等新四军在苏北的活动，进一步坚定了韩国钧对共产党的信任和信念。此后，韩国钧为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动各界民众团结抗日，扩充地方武装等，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直到病危时，还谆谆劝导亲朋好友：“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党，人才济济，你们应该和他合作”； 并再三嘱咐“要跟共产党走” 。
四、时刻不忘抗日御侮，宁死不当一天亡国奴
“皖南事变”后，日寇乘势第二次侵占海安。韩国钧带着家人至东乡的徐庄避难。在避难中，他仍时刻不忘抗日御侮，与家人所聊多亦是抗敌之内容，与朋友和探访者所谈均系团结抗敌之事；他当时所作的“黑白未分棋未了，鸟囚至死不忘飞”七律诗，就是坚持抗敌到底的思想反映。
1941年，敌南浦旅团长，汪伪政权秘书长李士群、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等日伪要人到韩国钧居住的海安徐庄，威逼他出山担任伪江苏省省长，被严词拒绝。韩国钧痛斥道：“老朽是中国人，宁死不当一天亡国奴！”敌酋气急败坏以手枪、指挥刀相威胁。韩国钧泰然自若地微笑道：“吾八十老翁，死何足畏，谄敌图生，誓不为也，请即枪毙！”敌伪无奈，改请韩国钧移住海安故宅，欲以此软化韩国钧。遭到韩国钧拒绝：“垂死之人，不能再见海安惨状”。敌伪只得将他软禁起来。
韩国钧怨愤成疾，日渐加重，他以“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自勉，于临危前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1月 23日，韩国钧叫人将他搀扶到桌前，执笔给陈毅、黄逸峰、李明扬分别写信，要求各方团结，坚持联合抗日；又口授家人拟一电稿至重庆全国参政会，希望国民党以大局为重：“誓死殉国，命在旦夕，年逾八旬，死何足惜。惟愿两党团结，共御外侮，恢复大业。”最后嘱咐家人：“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予开吊，违此者不孝。”言毕气绝。
陈毅惊闻韩国钧老先生逝世，即提笔作挽诗一首：“忍视神州竟陆沉，几人酣醉几人醒？坚持晚节昭千古，誓挽狂澜励后生。御侮力排朋党论，同仇谋止阋墙争。海陵胜地多人杰，文信南归又见君。”新四军和“联抗”分别派代表前往徐庄悼念，刘少奇、饶漱石、陈毅等分别敬献挽联。新四军还在军部所在地盐阜地区特地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陈毅致悼词，颂扬韩国钧老先生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报导了这次追悼会的消息。重庆全国参政会也为韩国钧老先生召开了追悼大会，会上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都发表讲话高度赞扬其爱国精神，对其高度的评价。重庆《新华日报》、上海《大公报》分别发表社论“追悼民族老战士韩紫石先生” 。
“民族抗战之楷模”，是陈毅所写的《记韩紫石先生》一文中给予其的评价，文章发表在1942年5月11日的《盐阜报》上。为了纪念“民族抗战之楷模”——韩紫石老先生，在其逝世一周年的1943年1月23日，经粟裕领导的中共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批准，以泰兴、泰县、东台和如皋的一部分乡村为基础，成立“紫石县” ，以表彰韩紫石老先生在抗日救亡中的功绩。
五、以民族抗战之楷模为傲，奋力谱写新时代新征程新篇章
韩国钧老先生作为“民族抗战之楷模”，永远值得我们每一位华夏子孙缅怀和敬仰，尤其是他以国家、民族为重，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爱国忧民的宗旨，永保富贵不淫，威武不屈，陷敌怀壮志，卫国而亡身，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国、心中有民，在内心深处打牢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的思想根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党的纪律和廉政准则，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自觉预防和抵御一切腐败现象，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更要把韩国钧老先生的爱国精神和坚持民族气节的高贵品德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率先垂范，开拓创新，积极进取，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埋头苦干，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处处彰显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作风，正确处理好“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培养高尚情操，始终做到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在群众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以“四个全面”统一思想、引领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新篇章，为建设“强富美高”的新江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尽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切实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何苏平，海安市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苏中七战七捷》杂志执行主编、海安市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先后有500多篇理论文章、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在全国各类报刊、网络、电台、电视台录用，并多次获奖。先后出版了《军事奇才粟裕公》、《抗日名将粟裕》、《海陵儿女》、《粟裕在苏中》等四本书 ，主编《苏中七战七捷》杂志二十期，先后为青少年、农家书屋和社会各界赠送革命书刊20000余册。
主编：王茂华
编辑：蒋玉武
一、从寄抗战希望于国民党，到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之后，韩国钧目睹国内政治黑暗、经济枯竭，日寇在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深为民族危机的加剧而忧心如焚。抗战爆发后，年逾80高龄的韩国钧率先募集鸡蛋10担尉劳抗击日军伤残将士，声援淞沪抗战，动员群众献金、捐物前方；组织救亡歌舞、话剧义演。1937年9月12日，在淞沪空战殉难烈士陈锡纯灵柩经过海安时，韩国钧商请地方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公祭活动，并以此动员各界民众奋起抗日。当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派人给他送来《救国公债委员会决议案》时，他当即签字同意，并带头捐出一千元，支持抗敌。
韩国钧由于本身的经历和社会地位的局限，一度对共产党不了解，而寄抗战希望于国民党。但是，当他眼看着日寇侵犯南通、如皋、海安之时，国民党韩德勤的正规军无一抵抗，而号称拥有十个旅之多的江苏保安旅，皆未有联合抗敌之行动；自己和儿孙只得徒步逃难百余里外的兴化避难，其他亲属逃难时离散四方；加之，国民党军在华北失利后，又连失山东、上海、徐州、南京及武汉等地；祖国的锦绣河山相继沦陷，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日本强盗的恣意蹂躏，他愤然怒吼：“家在哪里？国在何方？”。正是因为对国民党当局开始失望，韩国钧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国民党要他搬家去淮阴、重庆的关怀。
1940年春，陈毅在泰州李明扬处结识陆小波，经陆小波介绍与韩国钧书信，希望韩国钧支持新四军抗日救亡。此时的韩国钧对新四军虽不够深悉，但已耳闻新四军深入苏南沦陷之地抗击日寇，于是立即函复陈毅，表示愿为抗日效力，并亲自手书一联“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相赠，以表示对新四军和陈毅抗日救国的同情和拥护。陈毅当即也回赠一联“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热情地赞扬了韩国钧的爱国精神。
随着国民党不断以大军进逼苏南新四军，新四军以大局为重，移师江北。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又屡调兵在江滨阻击。这时，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韩国钧一方面反对制造摩擦，一方面又希冀保全韩德勤的势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曾奔波斡旋于韩德勤和新四军之间。然而，韩德勤坚持反共，并乘新四军于郭村休整之机，挑拨、唆使李长江以十三个团之兵力，对郭村四面包围，轮番进攻。韩国钧闻讯后，连续给李明扬、李长江去信制止。但李长江不听劝告，结果大败。事后，韩国钧当面批评、指责“二李” 进攻新四军之错误，劝导“二李”： 大敌当前，国家危亡之际，应以团结抗日为重。
陈粟率部东进黄桥后，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控制着曲塘地区的税警团陈泰运部深感疑惧；而以韩国钧为代表的中上层人士抱着观望的态度；广大工农们则盼望着出现新的抗日局面；手中握有十万大军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则南下向黄桥沿线集结力量，挑起事端，以企图将新四军逐出苏北。针对苏北形势的变化，陈粟始终不渝地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在苏北“分区抗敌”的主张，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以韩国钧为代表的苏北中上层人士对新四军的理解。韩国钧与韩德勤及其部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苏北颇有号召力。陈毅致函韩国钧，阐明新四军抗敌救国救民的宗旨，揭露韩德勤制造摩擦的真相，强调团结抗敌的重要，恳请其“纾解內部纠纷”，以展开抗日之战局。韩国钧应陈毅邀请，表示“无任钦佩”，向韩德勤转达新四军为救国力求在苏北分区抗敌的愿望；并于8月7日和9日连续两次致书陈毅，务求本着“一致抗敌之宗旨，合力对外，避免内部摩擦”。韩国钧当时对韩德勤还是存在较大期望，认为自己“既未参加国民党，又未入共产党，自问超然”超脱于党派之外而自居自信；同时，之所以出面调停各方冲突，其一个主要原因是韩德勤的军队实力难以对抗日军，只有化除党见，一致对外，才能还我河山。
而心怀鬼胎的韩德勤，在未能完成内战部署的情况下，假惺惺于8月中旬，派其属下117师政处主任仇霈生至黄桥，与新四军达成协议：省方军（即韩德勤部）、鲁苏皖军（即李明扬）、新四军三方各守原防，努力抗敌，一切纠纷静待上峰处理。并约定：省军驻海安、曲塘、姜堰一线不南下，管文蔚部（即新四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之线不北进。
8月16日，在韩德勤的代表返回时，陈毅、管文蔚又致书韩德勤，表明新四军遵守协定，已沿江向敌伪方面迈进，以抗敌战绩自效，绝不向友军行动。并严正指出：解决苏北摩擦的根本问题，在于“撤退限制异党异军方法，进而彻底开放民众运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团结抗日。
然而，“黄桥协议”墨迹未干，8月23日，韩德勤就在东台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提出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方针即：先集中主力南下消灭或驱逐陈粟部，然后，移兵北上逐歼八路军黄克诚部。31日，韩德勤对集结于姜曲海一线的20余团部队下达作战命令：要各部“向分界、黄桥附近地区攻击前进”，歼灭“盘踞分界、黄桥一带之匪”；同时，对新四军实施粮食等禁运。
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陈粟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积极准备，坚决予以还击；一方面四方呼吁，揭露韩德勤挑起事端，封锁粮食的阴谋，以争取中间人士和人民大众的同情和支持。
9月4日，陈毅派朱克靖约集黄桥士绅代表数人，前往泰州、东台“奔走和平，并向省政府请示机宜”，“力求息事宁人，疏解误会”。陈毅在给韩国钧的信中再次表述力求和平之愿望：如能解决内部纠纷，放手抗日，新四军虽然无衣无食，亦乐死疆场。韩国钧读信后，深受感动，泪沾衣襟，赞许新四军“唯有本台端力求合作，奔走和平”，并回信表示将竭力寻求解决粮食恐慌之问题。
同日晨，韩德勤所部已奉命出动，右翼军二李和陈泰运部在新四军的有效争取下，缓慢推进；左翼军由117师，独立第6旅，保安第1旅组成，是进攻的主力。陈粟决定严守不打第一枪的自卫立场，采取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术，来对付穷凶极恶的内战急先锋。
5日，韩左翼主力齐头迸进，对新四军撤退不及留在古溪的医院、修械所等进攻。6日，粟裕下令还击，迅即攻克营溪，全歼保1旅1个多团。同时令二纵九团向营溪附近雅周一线敌117师刘漫天部反击。刘部凭河固守，封锁桥头，九团团长徐绪奎集中全团火力，猛扫敌人阵地，经过激烈的对射，敌人伤亡惨重，开始丢下阵地向北逃窜。徐绪奎果断下达冲锋命令，自己带头跃出战豪，从身边战士手中抢过1挺机枪边扫射边冲锋。敌溃不成军，纷纷开始缴枪投降。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徐绪奎的左胸，年仅23岁的团长徐绪奎光荣牺牲。
新四军虽然取得了营溪战斗的胜利，但是仍然坚持主动争取团结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首先，释放了保1旅和117师的被俘人员，使保安旅团官兵大为震动。继后，陈毅又致书李明扬、韩国钧等，表明新四军的原则立场：第一步宜各守原防；第二步共同分配抗日任务，以军民代表会议协商解决纠纷。
二、义正辞严、主持正义，为新四军反摩擦、争和平的政治局面夯实基础
韩德勤在营溪战斗中受挫后，指令反共坚决的保安9旅张少华部驻防姜堰，严密封锁黄桥地区的粮食通道。为疏通粮源，解救民困，粟裕挥师于9月14日攻克姜堰。次日，陈毅指示黄逸峰继续争取地方实力派，更大范围地争取苏北上层人士，并亲自书信韩国钧，希望其主持正义，召开苏北各界代表会议，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9月中旬，在黄逸峰协助下，由韩国钧主持在海安召开“停止苏北内战，团结抗日”协商会议，季方、朱履先、李俊民等苏北著名人士以及八县代表出席了会议。韩国钧、黄逸峰、季方、李俊民等联名发出了3份函电。第一份函电是致苏北各方面军事长官的，函电“值此敌寇当前，尤以保存实力，团结对外，以期扫荡敌氛，收复失地。彼此纵有误会，亦应和平解决”。另两份电函是发给重庆政界人士、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黄炎培、吴稚晖、钮永建等人的，请他们转给蒋介石。一份控诉韩德勤在苏北的十万军旅不能收复失地，却肆意排斥异已，虐待民众，仰恳中央疾电江苏省府息战停争，或派要员莅苏挽救危局。另一份则是专门控诉韩军封锁禁运粮食和贩粮资敌的。三道函电代表了苏北中上层人士的意愿。
在得到苏北各界拥护的反摩擦、争和平的政治攻势下，韩德勤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为了欺骗舆论，他提出实现和平的前提条件是新四军必须先退出姜堰的无理要求，韩国钧即派代表转告陈毅。陈毅为了尊重中间人士的立场和人民利益，同时为了挫败韩德勤假和平的政治阴谋，于9月27日，在姜堰召开苏北军民代表会议。会上，陈毅慷慨陈词，详尽地阐述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明了新四军联合友军共同抗日的愿望。他还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韩德勤只知反共扰民不肯抗日的错误主张，并一再声明，此次我军攻打姜堰，只是再一次教训省韩，仍然希望得到和平，只要省韩保证改变政治态度，以友党友军看待新四军，协商苏北抗日问题，我们可以退出姜堰。如果，我们退出姜堰，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坚决采取必要的自卫。代表们对陈毅的发言肃然起敬，无不钦佩新四军光明磊落、委曲求全、信守诺言，一再表示倘你们退出姜堰，省韩还向你们进逼，则是欺人太甚，无理万分，这不但欺骗了你们，而且也欺骗了我们，苏北人民将共弃之。
新四军撤出姜堰以后，韩德勤又电称：“新四军一定要撤出黄桥，开回江南，方可进行谈判。否则，无商谈余地”。 并密令其部追剿，指挥李守维调集军队进攻黄桥。同时造谣说：韩国钧“被新四军包围了”，韩国钧“自杀了”；并大骂奔走调停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亲共分子”、“失意政客”、“汉奸”、“敌探”等等。各方代表得悉后，知道被韩德勤蒙蔽愚弄，认清其反动本质。韩国钧当即予以驳斥，并打电话责问韩德勤。韩国钧见和谈无望，又致函陈毅，说明李守维正在发动内战，要新四军作好迎战准备，并再三嘱咐：“信要迅速转到，要直接交仲弘（陈毅）将军本人”。韩国钧还预言：“韩德勤不是仲弘的对手，胜利属于新四军的” 。
韩德勤违背民意，以为新四军撤出姜堰是“匪胆已寒”、“不敢与我作战” ，于9月30日，发出作战密令：“集中力量，力求主动” ，“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将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纠集二十六个团三万余人的兵力，以其嫡系89军和独立6旅为主力，疯狂向黄桥发动进攻。我新四军五千健儿，在陈毅和粟裕英明指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浴血奋战，迅速取得了华中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摩擦战斗的空前胜利。黄桥决战的胜利，为新四军立足于长江以北，开展抗日斗争，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举行了一个光照日月、千秋传颂的奠基典礼。同时也促进了韩国钧思想的根本转变，他看出了共产党在政治上以民族抗战利益为重的爱国救民之宗旨，在军事上以弱胜强的高超指挥之智慧，从而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三、坚定夺取抗战胜利的坚强信念，用实际行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黄桥决战之后，新四军乘胜东进海安，陈毅和韩国钧的接触更加频繁。10月9日，陈毅到达海安时，韩国钧亲自迎接，并于当晚设宴为陈毅、粟裕、管文蔚、陶勇等新四军将领庆功。韩国钧亲见陈毅为人，盛赞“数十年来，在军人中从未见有如此雄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认为陈毅“具有管（仲）乐（毅）之才，共产党如有十个八个这样的人才，一定能够得天下。”韩国钧又书赠陈毅一联“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旗” ，表示痛恨国民党顽固派肆意制造反共摩擦，寄抗战胜利的希望于共产党、新四军。陈毅回赠七绝一首：“山河破碎思前事，抗日合作看精诚；丈夫一怒安天下，横刀越马取东瀛。”表示了对坚持团结抗日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坚强信念。陈毅在海安的四十多天均居住在韩国钧公馆之中，从此，韩国钧和陈毅“斟酒论文，接席无虚日”。
韩国钧不顾83岁的高龄，用实际行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陈毅在海安举行各界人士茶话会时，韩国钧带头参加会议，热情赞扬新四军的抗日功绩，呼吁各界共同支持新四军东进抗敌。在建立以黄逸峰为司令的联合抗日部队时，韩国钧积极支持并参与筹划。在新四军释放国民党顽固派中下级军官俘虏时，韩国钧亲自帮助联系，主动协助新四军做好工作，使共产党的政策为国民党军队所折服。
为了支持团结抗战，经过协商，由韩国钧与李明扬发起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由“联抗”进行联系和组织，并确定以“联抗”司令部所在地曲塘为开会地点，时间定于10月30日，新四军代表陈毅、管文蔚、朱克靖，八路军南下部队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税警团和一部分保安旅的代表，通、如、靖、泰、东台、江都、兴化、高邮等8个县的代表30余人，齐集曲塘；但韩德勤的代表省府秘书长马镇邦故意滞留泰州，拒不到会。31日，李明扬亲至曲塘参加会议。由于韩德勤的代表不到会，苏北抗敌和平会议改为谈话会。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完全采取了民主自由发表意见的方式，各方代表均慷慨陈词一致遣责韩德勤对休战之事无诚意。韩国钧发言指出：“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大仁大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新四军一再退让，韩德勤一再进攻，确属事实。我84岁的老头子，不是共产党，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及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战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会议结束当天，韩国钧、李明扬为曲塘会议团结抗日发表文电：就实现苏北军民党政抗敌合作，国共大团结；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以实现抗战建国纲领，实现抗日民主政治为目前任务，立即组织民意机关；实施廉洁政治，肃清贪污，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严格整军统一指挥，务必成为抗日爱民的军队；立即给人民以言论、出版、结社之民主自由；实施对敌经济封锁，调剂金融，增加生产，组织各种合作社救济农村；实施抗日教育，肃清麻醉堕落教育与敌人奴化教育，确定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等提出七项意见。通过这次会议，稳定了地方实力派，团结了中间阶层，规定了共同遵守的章程，揭露了韩德勤的反共阴谋，确立了新四军在苏北的政治领导地位。陈毅则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报告曲塘会议精神。
11月7日，刘少奇化名胡服来到海安，由陈毅、朱克靖陪同拜访了韩国钧。陈毅介绍胡服是其秘书，韩国钧当时虽然不明胡服之身份，但从韩国钧的慧眼和与其谈吐之中已明确胡服不是一般领导人员，当场称赞胡服“非凡”，并设宴为其洗尘。事后，韩国钧笑着对陈毅说了一句：“你这个秘书的水平，远远在你之上啊！”
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议在海安召开，参加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4个县，到会议员388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其中共产党员72人，工人5人，旁听代表20余人。刘少奇、陈毅出席了会议。韩国钧积极参与筹划并到会讲话。经过反复磋商，公推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会长，任命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
正是因为有韩国钧对共产党的信任，对新四军的热爱，发动各界民众团结抗日，以自己实际行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为华中新四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此，刘少奇、陈毅、粟裕等人才多次建议中共中央，集中力量巩固华中已得阵地，放弃皖南阵地，军部即速北渡江北统一华中指挥；并向中共中央陈述建立华中各部队统一领导机构的意见，否则则应即行解决总的指挥机关。中共中央同意刘少奇的建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
11月3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刘少奇：“如叶希夷过江，则你与叶总领华中军事”。刘少奇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华中实际情况，于11月10日报告中共中央：“华中各部须统一编制”，“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则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
11月17日，中共中央致东南局、中原局电，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领导整个华中及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同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华指）成立大会在海安镇西寺举行。刘少奇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华中总指挥部机关驻扎在海安，使海安一度成为华中抗战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以及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密切关注的地方。
刘少奇、陈毅、粟裕等新四军在苏北的活动，进一步坚定了韩国钧对共产党的信任和信念。此后，韩国钧为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动各界民众团结抗日，扩充地方武装等，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直到病危时，还谆谆劝导亲朋好友：“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党，人才济济，你们应该和他合作”； 并再三嘱咐“要跟共产党走” 。
四、时刻不忘抗日御侮，宁死不当一天亡国奴
“皖南事变”后，日寇乘势第二次侵占海安。韩国钧带着家人至东乡的徐庄避难。在避难中，他仍时刻不忘抗日御侮，与家人所聊多亦是抗敌之内容，与朋友和探访者所谈均系团结抗敌之事；他当时所作的“黑白未分棋未了，鸟囚至死不忘飞”七律诗，就是坚持抗敌到底的思想反映。
1941年，敌南浦旅团长，汪伪政权秘书长李士群、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等日伪要人到韩国钧居住的海安徐庄，威逼他出山担任伪江苏省省长，被严词拒绝。韩国钧痛斥道：“老朽是中国人，宁死不当一天亡国奴！”敌酋气急败坏以手枪、指挥刀相威胁。韩国钧泰然自若地微笑道：“吾八十老翁，死何足畏，谄敌图生，誓不为也，请即枪毙！”敌伪无奈，改请韩国钧移住海安故宅，欲以此软化韩国钧。遭到韩国钧拒绝：“垂死之人，不能再见海安惨状”。敌伪只得将他软禁起来。
韩国钧怨愤成疾，日渐加重，他以“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自勉，于临危前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1月 23日，韩国钧叫人将他搀扶到桌前，执笔给陈毅、黄逸峰、李明扬分别写信，要求各方团结，坚持联合抗日；又口授家人拟一电稿至重庆全国参政会，希望国民党以大局为重：“誓死殉国，命在旦夕，年逾八旬，死何足惜。惟愿两党团结，共御外侮，恢复大业。”最后嘱咐家人：“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予开吊，违此者不孝。”言毕气绝。
陈毅惊闻韩国钧老先生逝世，即提笔作挽诗一首：“忍视神州竟陆沉，几人酣醉几人醒？坚持晚节昭千古，誓挽狂澜励后生。御侮力排朋党论，同仇谋止阋墙争。海陵胜地多人杰，文信南归又见君。”新四军和“联抗”分别派代表前往徐庄悼念，刘少奇、饶漱石、陈毅等分别敬献挽联。新四军还在军部所在地盐阜地区特地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陈毅致悼词，颂扬韩国钧老先生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报导了这次追悼会的消息。重庆全国参政会也为韩国钧老先生召开了追悼大会，会上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都发表讲话高度赞扬其爱国精神，对其高度的评价。重庆《新华日报》、上海《大公报》分别发表社论“追悼民族老战士韩紫石先生” 。
“民族抗战之楷模”，是陈毅所写的《记韩紫石先生》一文中给予其的评价，文章发表在1942年5月11日的《盐阜报》上。为了纪念“民族抗战之楷模”——韩紫石老先生，在其逝世一周年的1943年1月23日，经粟裕领导的中共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批准，以泰兴、泰县、东台和如皋的一部分乡村为基础，成立“紫石县” ，以表彰韩紫石老先生在抗日救亡中的功绩。
五、以民族抗战之楷模为傲，奋力谱写新时代新征程新篇章
韩国钧老先生作为“民族抗战之楷模”，永远值得我们每一位华夏子孙缅怀和敬仰，尤其是他以国家、民族为重，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爱国忧民的宗旨，永保富贵不淫，威武不屈，陷敌怀壮志，卫国而亡身，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国、心中有民，在内心深处打牢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的思想根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党的纪律和廉政准则，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自觉预防和抵御一切腐败现象，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更要把韩国钧老先生的爱国精神和坚持民族气节的高贵品德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率先垂范，开拓创新，积极进取，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埋头苦干，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处处彰显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作风，正确处理好“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培养高尚情操，始终做到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在群众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以“四个全面”统一思想、引领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新篇章，为建设“强富美高”的新江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尽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切实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何苏平，海安市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苏中七战七捷》杂志执行主编、海安市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先后有500多篇理论文章、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在全国各类报刊、网络、电台、电视台录用，并多次获奖。先后出版了《军事奇才粟裕公》、《抗日名将粟裕》、《海陵儿女》、《粟裕在苏中》等四本书 ，主编《苏中七战七捷》杂志二十期，先后为青少年、农家书屋和社会各界赠送革命书刊20000余册。
主编：王茂华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