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陶勇
点击：时间：2019-09-21
陶勇原名张道庸，1912 年1 月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周南庄一个雇农家庭。1927 年加入农民协会，担任农民自卫队小队长，参加了抗租税、斗恶霸的斗争，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红军游击队，先后担任游击队的班长、排长、连长。
1931 年6 月，已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的陶勇，随部分地方武装编入红四军主力部队，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36 年春，陶勇被任命为红九军教导师师长。他与部队一起经过艰苦转战，三过雪山草地，历尽千辛万苦，于1936 年10 月完成长征，紧接着又开始更为艰苦、悲壮的西路军转战。1937 年3 月，他因战伤被俘，在狱中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坚持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面营救，陶勇出狱到达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1938 年春，陶勇从延安分配到皖南，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不久调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战斗在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宣城等沿江江南一带抗日前线，所部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
1939 年5 月，陶勇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团长。7 月间，他率部攻打当涂朱门的一个日军碉堡，以诱伏战术将碉堡内的日军引进伏击圈，予以全歼。在一次肉搏战中，他手刃日军指挥官，缴获一把指挥刀。粟裕很快就看出陶勇是个智勇过人的军中硬汉，称他为“拼命三郎”。11 月，为执行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打破日伪、顽军的封锁、限制，他率第四团主力第二营渡江北上，按陈毅、粟裕首长“瞒天过海”之计，他改名陶勇。二营与挺进纵队梅嘉生支队合编后改称苏皖支队，陶勇任司令员。苏皖支队挺进苏皖边境的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同活动在皖东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取得联系，从而造成江南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陶部进驻仪征以北的月塘集地区后，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一个月内全歼伪军两个连，l 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了天（长） 扬（州）公路。日伪军十分惊慌，立即纠集大队人马进攻月塘集。国民党仪征县大队500 余人也隐蔽于月塘集西侧，企图趁火打劫。面对数倍于己之日、伪、顽军，陶勇毫不畏惧，指挥若定。他采用正面伏击、两翼突袭战术，悄悄将部队拉到移居集设下埋伏，亲自带领第四连扼守正面，待日伪军放至离阵地一二十米的近距离时，出其不意地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人；与此同时，其余部队也遵照陶勇的命令，从两翼出击，一举击溃敌人，毙伤日伪军近百人。观战的顽军见无利可图，也败兴而退。苏皖支队收复了月塘集，在苏北站稳了脚跟。
1940 年春，苏皖两省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大举进攻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3 月，陶勇率部远程赴援淮南津浦路西，经定远县藕塘镇、界牌集、大桥、定远城、施集等地作战，打退了顽军的进攻。4月上旬，陶部不怕疲劳，紧急回援路东，经黄泥港一路攻略半塔周围的张山集、古城、王店集等地，打乱顽军的部署，配合兄弟部队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在皖东地区的反共磨擦。
同年6 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纠集10 倍于我的兵力，包围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郭村，陈毅急调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增援。陶勇率部日夜兼程，突破日伪几道封锁线，及时投入战斗，配合挺进纵队打退顽军的多次冲锋，保卫了郭村。
7 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所属部队改编为3 个纵队。第三纵队由陶勇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三、第七、第八团。下旬，陶勇率三纵攻占泰兴县黄桥镇及其以南地区，歼韩顽保四旅2000 余人。苏北指挥部即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并派第二、第三纵队协同作战，攻克姜堰，全歼韩顽保九旅，打破日伪顽的封锁。韩德勤气急败坏，亲自指挥26 个团3 万余兵力南下，妄图全歼苏北新四军主力于黄桥地区。陈毅、粟裕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并根据第三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的特点，命令陶勇率部坚守黄桥。
10 月4 日清晨，顽军主力一开始便以6 个团在飞机掩护下猛攻黄桥东门，并逐次增加兵力。三纵阵地一片火海，工事大部被毁，伤亡甚多，前沿几个支点相继失守。险象环生中，陶勇和全纵指战员以“有我无敌”的决心和勇气浴血奋战，打退顽军的一次次集团冲锋。在顽军一部突入东门时，他甩掉上衣，举起指挥刀，亲率预备队冲入敌阵拼杀，硬将顽军逐出东门，守住黄桥，尔后率部配合第一、第二纵围歼顽军。黄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韩顽主力1.1 万人，奠定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黄桥决战后，陶勇率三纵东进黄海之滨的南通、如皋（包括今如东）、启东、海门地区，开辟和建立苏中第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并兼任苏中四分区司令员。这一地区临江滨海，邻近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北部，被善弈围棋的陈毅称为“金角银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该地区驻有日军南浦旅团4000 多人和伪军2000 余人，国民党所属军队3.5 万人以及多如牛毛的海匪杂处其问，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一次，陶勇带1 个班刚在村里住下，日军就把他们包围了。打到最后，只剩下陶勇一个人，子弹也打光了，日本兵嗷嗷叫着要抓活的。陶勇拿起一根扁担劈倒两个日军，冲出了包围。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陶勇沉着应对，充分利用新四军在全局上和政治上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和地方人士的统战工作，很快与各界人士达成实行民主改革、推行抗战法令的具体协议，进而派出武装工作队，放手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按“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
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普遍建立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性抗战组织，使通、如、海、启地区抗日救国浪潮日益高涨。12 月间，他率部参加曹甸战役，接着回师如东，消灭围攻三纵后方机关的国民党江苏省游击第六纵队徐承德部主力。
1941 年2 月，三纵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陶勇任旅长。就在这时，李长江率部1 万多人在泰州公开投敌，被日军委任为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新四军第一师发起讨逆战役，陶勇率部攻克姜堰后，向西北方向追歼逃敌。至泰州城附近，被大河所阻，一时又难以找到渡河工具，陶勇带头冒着严寒，跳入冰冷的河水。部队人人争先恐后，不顾叛军火力封锁，泅水过河，一举攻占泰州城东门，为次日攻克泰州城铺平了道路。
泰州战役后，李长江残部配合日军在通、如、海、启地区增设据点，推行伪化政策。陶勇率第三旅及苏中四分区军民不断打击日伪军，巩固抗日根据地。二三月间，他指挥第七团先后3 次进逼海（安） 富（安） 公路上的黄家集、柴湾、冯家庄、冯家尖等地，破坏公路，伏击日伪军。他还亲率第八团插入敌后，不断袭击北刘桥、金沙等地敌人。
此时，盘踞在启东县城西北久隆镇的顽军徐宝富旅1 个团与日军勾结，企图蚕食我抗日根据地。陶勇率部围攻，并展开政治攻势，使其军心动摇。徐宝富眼看大势已去，但又不甘心归顺新四军，遂刁顽地提出：“要我投降，除非陶司令亲自来跟我谈判。”陶勇闻讯后，就将一支心爱的钢笔交给战友彭德清保存，以免发生打斗时损坏，随后带着一个警卫员赶到镇前，大声叫道：“我就是陶勇！”徐宝富急令放下吊桥，走出镇外，紧紧握住陶勇的手说“陶司令真是虎胆英雄，我服了！”遂率部归降。
当时影响四分区建设和发展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沿海的匪患，各股海匪经常骚扰新四军，欺压渔民百姓。陶勇对海匪武装进行调查分析，区别对待，抽调主力歼灭了作恶多端的渔霸王明中部海匪，通过统战关系联络改编了陆洲舫部，又设计活捉了海匪头目孙二虎。经过调查，陶勇认为孙二虎出身贫苦，讲义气，有民族意识，是可以争取教育的，便义正辞严地向他指出：“如今国难当头，有血性的男儿应该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为匪是可耻的”，希望他为抗日出力。第二天，陶勇单刀赴会，如约到孙的海船上谈判，使孙二虎一帮人感到震
惊，十分感动，领悟到共产党政策的伟大，共产党人的品德高尚，表示愿意听候收编，跟着共产党抗日。
1941 年秋，苏中军区组建海防团，陶勇兼任团长，孙二虎部编为海防团特务营，担负海上业务，并保护渔民生产和海上交通。同时，陶勇带领从其他部队抽调来的指战员加强海上训练，决心把“旱鸭子”变成水上“蚊龙”，首先从游泳和开船学起。他虚心地拜渔民出身的战士为师，请他们手把手地教，一练就是一两个小时。有一次，他一连喝了几口苦涩的海水，皮肤也泡肿了。大家劝他休息，他仍然奋臂击水，坚持苦练。由于他以身作则，带头苦练，指战员们很快就适应了海上生活环境，初步掌握了海上作战技术。不久，海防团就在茅家湾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到1944 年春，四分区已收编海匪800 多人，枪400 余支，海船200 多艘，新四军苏中军区海上武装编成3 个团，成立新四军海防纵队，陶勇兼任司令员。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紧张时期，黄海成为苏中军区的可靠后方。
苏中四分区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战斗最频繁的地区之一。1941 年，第三旅兼苏中四分区对日伪顽共作战160 次，占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作战总数的44％，共毙伤日伪军3900 余人、顽军2000 余人，而第三旅主力和地方武装虽伤亡1000 多人，却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一次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
1943 年春，日伪军将苏中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企图以1.6 万优势兵力在6 个月内彻底消灭四分区内的抗日武装。陶勇根据军区和区党委的指示，从主力部队抽调骨干力量充实地方武装，加强政治保卫队和锄奸队，分散在“清乡”圈内，实行“农村兵营化”、“党员军事化”，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破击战和反保甲、反伪化斗争，与日伪斗智斗勇，使敌人疲于奔命。他带领部队在日伪间隙中灵活穿插，机动作战，两个月内先后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等7 处日军据点，平毁碉堡108 座。
日伪全面“清乡”遭受沉重打击后，随即调整部署，又从武汉调来四十师团之青木旅团，并补充新兵4000 余人，实施强化“清乡”，更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推行“武装特务化”、“特务军事化”，组成许多机动的“扫荡”队，不分昼夜到处流动，采用“以游击对游击”
和梳篦式、拉网式战术，对四分区军民严密封锁、血腥屠杀。为彻底打破敌人的封锁，陶勇带领干部战士深入群众，发动民工同日伪磨洋工，破坏封锁线，组织群众乘隙向封锁圈外转移疏散，同时不断袭击日伪据点，破袭封锁线，并于7 月l 日夜发动80 万军民在150 公里长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锯倒电杆，割断电线，挖毁公路，火烧几百里长的竹篱笆。9 月间，由陶勇参与策划并单线联系的“汤团” （团长汤景延），在打入伪军167 天后也破腹而出，再次将日伪封锁线撕开一个大口子。至年底，在9 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陶勇指挥四分区抗日武装共作战2165 次，毙伤俘日军315 人，伪军5301 人，镇压汉奸、特务1465 人，攻克据点55 处，破击竹篱313 公里，破坏公路281.5 公里。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在给陶勇等人的嘉勉电中指出：“四分区工作是苏中最有成绩的”，“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是中国抗战史上大事件”。
1944 年春，四分区军民又陆续粉碎日伪的所谓“屯垦”、“肃整”、“高度强化清乡”、“保养清乡”等罪恶目的。陶勇率第三旅主力跳到“清乡”圈外，在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泰州、如皋等地对日伪顽发动连续进攻，其中在车桥战役中，担任主攻的第三旅第七团攻下日伪碉堡52 座，毙伤日伪官兵298 人，俘168 人，创华中生俘日军之新记录。5 月中旬，苏中区党委发出“抓紧反据点斗争”的号召，陶勇指挥分区主力连续出击。三旅特务第四团突入“清乡”圈内，首战童家甸取得胜利；接着，东南警卫团又攻克竖河镇。6 月23 日，
有“新四军老虎团”之称的第七团，在如东耙齿林全歼出外“扫荡”的日伪军500 余人，击毙日军中队长加藤，俘日伪军200 余人。6 月27 日，陶勇率特务第四团在民兵配合下，一举攻克日伪重要据点南坎镇，打开了“清乡”区内外的通道。
日军为对付陶勇部队神出鬼没的出击，专门配制了一种特制的精巧轻便、射击速度快、有夜间瞄准器、带有刺刀的九六式机枪。当时日伪方面有传说：“日本天皇有令，部队如被击散也要先毁掉此枪，不能落到新四军手里。”陶勇听说后向部队号召：“把什么‘弯夹子’
缴来我看看，先缴一支，再缴一打，大家比赛，看谁先缴到。”他亲自布置分区特务营的两个连，以“掏心战术”夜间突进到封锁线内，打掉兵房镇据点，抓到1 个日军，缴了1 支九六式机枪。全分区军民不到半年时间就缴获13 支。他还和姬鹏飞亲率部队深入丰利据点，以神速行动，活捉了几百伪军。陶勇之威名，使苏中日、伪、顽闻风丧胆，而广大人民则称赞陶勇为勇将、虎将。
四分区军民在1944 年夏、秋季攻势中，先后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9 个，平毁碉堡200 多座，不仅收复了“清乡”以来被日伪军占领的地方，而且使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有所扩大。到1944 年10 月，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2 月间，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陶勇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一部渡江南下，在苏浙皖边区开辟敌后战场。1945 年2月，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苏中第一批南下部队改编为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率部挺进天目山地区，参加三次反顽战役，实现了大兵团在山地运动作战的战役要求，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1945 年8 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拒绝向新四军投降。陶勇率部向日伪军进攻，先后攻克宜兴、安吉、广德、郎溪4 座县城及市镇24 座。11 月，渡江北上的三纵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5 个团。12 月上旬，原驻扬州的日伪军5000 多人进驻军事要地高邮城，不但拒不向新四军缴械投降，反而扬言要配合国民党军“收复失地，北攻宝应”。新四军华中军区决定发起高邮战役，以第八纵队主攻高邮城。陶勇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亲作战前动员，对战役进行周密的部署，于19 日晚开始对高邮外围展开猛烈的攻击，然后以政治攻势配合军事攻坚，至26 日解放高邮，生俘日军第九十旅团长岩奇大佐以下891 人、伪师长以下3493人，缴获大小炮80 多门、枪6000 多支。第八纵队受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军区“军政双优”的嘉奖。
1946 年1 月，陶勇率部攻歼陇海路东段拒降之日伪军，先后攻克瓦窑、炮车、碾庄、运河、新安镇等日军据点，为打通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的联系做出了贡献。
1946 年5 月，八纵改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兼任师长和政委，陶勇任副师长，参与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的军事指挥。随后，由陶勇任师长的第一师参加了两淮保卫战、鲁南战役，歼灭号称“国军精华”的国民党军第一快速纵队，攻克枣庄后生俘敌中将师长周毓英以下官兵7700 余人。
1947 年2 月，新四军第一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西南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陇海铁路破击战、平汉铁路破击战、豫东战役等，在淮海战役中，第四纵队共歼国民党军7.2 万人，其中生俘敌徐州“剿总”副
总司令杜聿明以下56946 人，第四纵队由2.3 万人增加到4.3 万人。
1949 年2 月，四纵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陶勇任军长。在渡江战役中，陶勇果断命令炮兵奋勇还击英国军舰的挑衅，打得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挂着白旗逃往长江口，引起中共中央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舆论纷纷谴责英军的侵略行径。
第二十三军渡江后，陶勇先后任杭州警备司令、第九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解放杭州、嘉兴等地，并参加上海战役。
1950 年11 月，陶勇与司令员宋时轮率九兵团15 万人进入朝鲜参加第二次战役，独立担负朝鲜战场东线作战任务。1951 年11 月，陶勇代理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他指挥九兵团继续战斗在朝鲜东线战场上，多次粉碎美伪军的攻势作战，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2 年11 月，陶勇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从此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新中国海军和海防建设事业。1955 年9 月，陶勇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当年10 月，陶勇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从1956 年9 月起担任中共东海舰队委员会第一书记，1959 年11 月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3 年5 月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为海军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不朽的功勋。陶勇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从1962 年起，就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夺权阴谋进行了抵制和坚决斗争，不幸于1967 年l月21 日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致死，终年55 岁。
1975 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为陶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海军党委决定陶勇的家属子女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编辑：蒋玉武
1931 年6 月，已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的陶勇，随部分地方武装编入红四军主力部队，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36 年春，陶勇被任命为红九军教导师师长。他与部队一起经过艰苦转战，三过雪山草地，历尽千辛万苦，于1936 年10 月完成长征，紧接着又开始更为艰苦、悲壮的西路军转战。1937 年3 月，他因战伤被俘，在狱中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坚持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面营救，陶勇出狱到达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1938 年春，陶勇从延安分配到皖南，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不久调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战斗在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宣城等沿江江南一带抗日前线，所部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
1939 年5 月，陶勇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团长。7 月间，他率部攻打当涂朱门的一个日军碉堡，以诱伏战术将碉堡内的日军引进伏击圈，予以全歼。在一次肉搏战中，他手刃日军指挥官，缴获一把指挥刀。粟裕很快就看出陶勇是个智勇过人的军中硬汉，称他为“拼命三郎”。11 月，为执行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打破日伪、顽军的封锁、限制，他率第四团主力第二营渡江北上，按陈毅、粟裕首长“瞒天过海”之计，他改名陶勇。二营与挺进纵队梅嘉生支队合编后改称苏皖支队，陶勇任司令员。苏皖支队挺进苏皖边境的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同活动在皖东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取得联系，从而造成江南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陶部进驻仪征以北的月塘集地区后，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一个月内全歼伪军两个连，l 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了天（长） 扬（州）公路。日伪军十分惊慌，立即纠集大队人马进攻月塘集。国民党仪征县大队500 余人也隐蔽于月塘集西侧，企图趁火打劫。面对数倍于己之日、伪、顽军，陶勇毫不畏惧，指挥若定。他采用正面伏击、两翼突袭战术，悄悄将部队拉到移居集设下埋伏，亲自带领第四连扼守正面，待日伪军放至离阵地一二十米的近距离时，出其不意地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人；与此同时，其余部队也遵照陶勇的命令，从两翼出击，一举击溃敌人，毙伤日伪军近百人。观战的顽军见无利可图，也败兴而退。苏皖支队收复了月塘集，在苏北站稳了脚跟。
1940 年春，苏皖两省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大举进攻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3 月，陶勇率部远程赴援淮南津浦路西，经定远县藕塘镇、界牌集、大桥、定远城、施集等地作战，打退了顽军的进攻。4月上旬，陶部不怕疲劳，紧急回援路东，经黄泥港一路攻略半塔周围的张山集、古城、王店集等地，打乱顽军的部署，配合兄弟部队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在皖东地区的反共磨擦。
同年6 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纠集10 倍于我的兵力，包围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郭村，陈毅急调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增援。陶勇率部日夜兼程，突破日伪几道封锁线，及时投入战斗，配合挺进纵队打退顽军的多次冲锋，保卫了郭村。
7 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所属部队改编为3 个纵队。第三纵队由陶勇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三、第七、第八团。下旬，陶勇率三纵攻占泰兴县黄桥镇及其以南地区，歼韩顽保四旅2000 余人。苏北指挥部即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并派第二、第三纵队协同作战，攻克姜堰，全歼韩顽保九旅，打破日伪顽的封锁。韩德勤气急败坏，亲自指挥26 个团3 万余兵力南下，妄图全歼苏北新四军主力于黄桥地区。陈毅、粟裕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并根据第三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的特点，命令陶勇率部坚守黄桥。
10 月4 日清晨，顽军主力一开始便以6 个团在飞机掩护下猛攻黄桥东门，并逐次增加兵力。三纵阵地一片火海，工事大部被毁，伤亡甚多，前沿几个支点相继失守。险象环生中，陶勇和全纵指战员以“有我无敌”的决心和勇气浴血奋战，打退顽军的一次次集团冲锋。在顽军一部突入东门时，他甩掉上衣，举起指挥刀，亲率预备队冲入敌阵拼杀，硬将顽军逐出东门，守住黄桥，尔后率部配合第一、第二纵围歼顽军。黄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韩顽主力1.1 万人，奠定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黄桥决战后，陶勇率三纵东进黄海之滨的南通、如皋（包括今如东）、启东、海门地区，开辟和建立苏中第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并兼任苏中四分区司令员。这一地区临江滨海，邻近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北部，被善弈围棋的陈毅称为“金角银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该地区驻有日军南浦旅团4000 多人和伪军2000 余人，国民党所属军队3.5 万人以及多如牛毛的海匪杂处其问，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一次，陶勇带1 个班刚在村里住下，日军就把他们包围了。打到最后，只剩下陶勇一个人，子弹也打光了，日本兵嗷嗷叫着要抓活的。陶勇拿起一根扁担劈倒两个日军，冲出了包围。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陶勇沉着应对，充分利用新四军在全局上和政治上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和地方人士的统战工作，很快与各界人士达成实行民主改革、推行抗战法令的具体协议，进而派出武装工作队，放手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按“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
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普遍建立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性抗战组织，使通、如、海、启地区抗日救国浪潮日益高涨。12 月间，他率部参加曹甸战役，接着回师如东，消灭围攻三纵后方机关的国民党江苏省游击第六纵队徐承德部主力。
1941 年2 月，三纵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陶勇任旅长。就在这时，李长江率部1 万多人在泰州公开投敌，被日军委任为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新四军第一师发起讨逆战役，陶勇率部攻克姜堰后，向西北方向追歼逃敌。至泰州城附近，被大河所阻，一时又难以找到渡河工具，陶勇带头冒着严寒，跳入冰冷的河水。部队人人争先恐后，不顾叛军火力封锁，泅水过河，一举攻占泰州城东门，为次日攻克泰州城铺平了道路。
泰州战役后，李长江残部配合日军在通、如、海、启地区增设据点，推行伪化政策。陶勇率第三旅及苏中四分区军民不断打击日伪军，巩固抗日根据地。二三月间，他指挥第七团先后3 次进逼海（安） 富（安） 公路上的黄家集、柴湾、冯家庄、冯家尖等地，破坏公路，伏击日伪军。他还亲率第八团插入敌后，不断袭击北刘桥、金沙等地敌人。
此时，盘踞在启东县城西北久隆镇的顽军徐宝富旅1 个团与日军勾结，企图蚕食我抗日根据地。陶勇率部围攻，并展开政治攻势，使其军心动摇。徐宝富眼看大势已去，但又不甘心归顺新四军，遂刁顽地提出：“要我投降，除非陶司令亲自来跟我谈判。”陶勇闻讯后，就将一支心爱的钢笔交给战友彭德清保存，以免发生打斗时损坏，随后带着一个警卫员赶到镇前，大声叫道：“我就是陶勇！”徐宝富急令放下吊桥，走出镇外，紧紧握住陶勇的手说“陶司令真是虎胆英雄，我服了！”遂率部归降。
当时影响四分区建设和发展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沿海的匪患，各股海匪经常骚扰新四军，欺压渔民百姓。陶勇对海匪武装进行调查分析，区别对待，抽调主力歼灭了作恶多端的渔霸王明中部海匪，通过统战关系联络改编了陆洲舫部，又设计活捉了海匪头目孙二虎。经过调查，陶勇认为孙二虎出身贫苦，讲义气，有民族意识，是可以争取教育的，便义正辞严地向他指出：“如今国难当头，有血性的男儿应该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为匪是可耻的”，希望他为抗日出力。第二天，陶勇单刀赴会，如约到孙的海船上谈判，使孙二虎一帮人感到震
惊，十分感动，领悟到共产党政策的伟大，共产党人的品德高尚，表示愿意听候收编，跟着共产党抗日。
1941 年秋，苏中军区组建海防团，陶勇兼任团长，孙二虎部编为海防团特务营，担负海上业务，并保护渔民生产和海上交通。同时，陶勇带领从其他部队抽调来的指战员加强海上训练，决心把“旱鸭子”变成水上“蚊龙”，首先从游泳和开船学起。他虚心地拜渔民出身的战士为师，请他们手把手地教，一练就是一两个小时。有一次，他一连喝了几口苦涩的海水，皮肤也泡肿了。大家劝他休息，他仍然奋臂击水，坚持苦练。由于他以身作则，带头苦练，指战员们很快就适应了海上生活环境，初步掌握了海上作战技术。不久，海防团就在茅家湾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到1944 年春，四分区已收编海匪800 多人，枪400 余支，海船200 多艘，新四军苏中军区海上武装编成3 个团，成立新四军海防纵队，陶勇兼任司令员。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紧张时期，黄海成为苏中军区的可靠后方。
苏中四分区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战斗最频繁的地区之一。1941 年，第三旅兼苏中四分区对日伪顽共作战160 次，占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作战总数的44％，共毙伤日伪军3900 余人、顽军2000 余人，而第三旅主力和地方武装虽伤亡1000 多人，却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一次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
1943 年春，日伪军将苏中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企图以1.6 万优势兵力在6 个月内彻底消灭四分区内的抗日武装。陶勇根据军区和区党委的指示，从主力部队抽调骨干力量充实地方武装，加强政治保卫队和锄奸队，分散在“清乡”圈内，实行“农村兵营化”、“党员军事化”，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破击战和反保甲、反伪化斗争，与日伪斗智斗勇，使敌人疲于奔命。他带领部队在日伪间隙中灵活穿插，机动作战，两个月内先后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等7 处日军据点，平毁碉堡108 座。
日伪全面“清乡”遭受沉重打击后，随即调整部署，又从武汉调来四十师团之青木旅团，并补充新兵4000 余人，实施强化“清乡”，更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推行“武装特务化”、“特务军事化”，组成许多机动的“扫荡”队，不分昼夜到处流动，采用“以游击对游击”
和梳篦式、拉网式战术，对四分区军民严密封锁、血腥屠杀。为彻底打破敌人的封锁，陶勇带领干部战士深入群众，发动民工同日伪磨洋工，破坏封锁线，组织群众乘隙向封锁圈外转移疏散，同时不断袭击日伪据点，破袭封锁线，并于7 月l 日夜发动80 万军民在150 公里长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锯倒电杆，割断电线，挖毁公路，火烧几百里长的竹篱笆。9 月间，由陶勇参与策划并单线联系的“汤团” （团长汤景延），在打入伪军167 天后也破腹而出，再次将日伪封锁线撕开一个大口子。至年底，在9 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陶勇指挥四分区抗日武装共作战2165 次，毙伤俘日军315 人，伪军5301 人，镇压汉奸、特务1465 人，攻克据点55 处，破击竹篱313 公里，破坏公路281.5 公里。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在给陶勇等人的嘉勉电中指出：“四分区工作是苏中最有成绩的”，“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是中国抗战史上大事件”。
1944 年春，四分区军民又陆续粉碎日伪的所谓“屯垦”、“肃整”、“高度强化清乡”、“保养清乡”等罪恶目的。陶勇率第三旅主力跳到“清乡”圈外，在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泰州、如皋等地对日伪顽发动连续进攻，其中在车桥战役中，担任主攻的第三旅第七团攻下日伪碉堡52 座，毙伤日伪官兵298 人，俘168 人，创华中生俘日军之新记录。5 月中旬，苏中区党委发出“抓紧反据点斗争”的号召，陶勇指挥分区主力连续出击。三旅特务第四团突入“清乡”圈内，首战童家甸取得胜利；接着，东南警卫团又攻克竖河镇。6 月23 日，
有“新四军老虎团”之称的第七团，在如东耙齿林全歼出外“扫荡”的日伪军500 余人，击毙日军中队长加藤，俘日伪军200 余人。6 月27 日，陶勇率特务第四团在民兵配合下，一举攻克日伪重要据点南坎镇，打开了“清乡”区内外的通道。
日军为对付陶勇部队神出鬼没的出击，专门配制了一种特制的精巧轻便、射击速度快、有夜间瞄准器、带有刺刀的九六式机枪。当时日伪方面有传说：“日本天皇有令，部队如被击散也要先毁掉此枪，不能落到新四军手里。”陶勇听说后向部队号召：“把什么‘弯夹子’
缴来我看看，先缴一支，再缴一打，大家比赛，看谁先缴到。”他亲自布置分区特务营的两个连，以“掏心战术”夜间突进到封锁线内，打掉兵房镇据点，抓到1 个日军，缴了1 支九六式机枪。全分区军民不到半年时间就缴获13 支。他还和姬鹏飞亲率部队深入丰利据点，以神速行动，活捉了几百伪军。陶勇之威名，使苏中日、伪、顽闻风丧胆，而广大人民则称赞陶勇为勇将、虎将。
四分区军民在1944 年夏、秋季攻势中，先后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9 个，平毁碉堡200 多座，不仅收复了“清乡”以来被日伪军占领的地方，而且使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有所扩大。到1944 年10 月，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2 月间，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陶勇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一部渡江南下，在苏浙皖边区开辟敌后战场。1945 年2月，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苏中第一批南下部队改编为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率部挺进天目山地区，参加三次反顽战役，实现了大兵团在山地运动作战的战役要求，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1945 年8 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拒绝向新四军投降。陶勇率部向日伪军进攻，先后攻克宜兴、安吉、广德、郎溪4 座县城及市镇24 座。11 月，渡江北上的三纵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5 个团。12 月上旬，原驻扬州的日伪军5000 多人进驻军事要地高邮城，不但拒不向新四军缴械投降，反而扬言要配合国民党军“收复失地，北攻宝应”。新四军华中军区决定发起高邮战役，以第八纵队主攻高邮城。陶勇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亲作战前动员，对战役进行周密的部署，于19 日晚开始对高邮外围展开猛烈的攻击，然后以政治攻势配合军事攻坚，至26 日解放高邮，生俘日军第九十旅团长岩奇大佐以下891 人、伪师长以下3493人，缴获大小炮80 多门、枪6000 多支。第八纵队受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军区“军政双优”的嘉奖。
1946 年1 月，陶勇率部攻歼陇海路东段拒降之日伪军，先后攻克瓦窑、炮车、碾庄、运河、新安镇等日军据点，为打通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的联系做出了贡献。
1946 年5 月，八纵改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兼任师长和政委，陶勇任副师长，参与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的军事指挥。随后，由陶勇任师长的第一师参加了两淮保卫战、鲁南战役，歼灭号称“国军精华”的国民党军第一快速纵队，攻克枣庄后生俘敌中将师长周毓英以下官兵7700 余人。
1947 年2 月，新四军第一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西南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陇海铁路破击战、平汉铁路破击战、豫东战役等，在淮海战役中，第四纵队共歼国民党军7.2 万人，其中生俘敌徐州“剿总”副
总司令杜聿明以下56946 人，第四纵队由2.3 万人增加到4.3 万人。
1949 年2 月，四纵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陶勇任军长。在渡江战役中，陶勇果断命令炮兵奋勇还击英国军舰的挑衅，打得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挂着白旗逃往长江口，引起中共中央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舆论纷纷谴责英军的侵略行径。
第二十三军渡江后，陶勇先后任杭州警备司令、第九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解放杭州、嘉兴等地，并参加上海战役。
1950 年11 月，陶勇与司令员宋时轮率九兵团15 万人进入朝鲜参加第二次战役，独立担负朝鲜战场东线作战任务。1951 年11 月，陶勇代理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他指挥九兵团继续战斗在朝鲜东线战场上，多次粉碎美伪军的攻势作战，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2 年11 月，陶勇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从此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新中国海军和海防建设事业。1955 年9 月，陶勇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当年10 月，陶勇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从1956 年9 月起担任中共东海舰队委员会第一书记，1959 年11 月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3 年5 月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为海军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不朽的功勋。陶勇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从1962 年起，就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夺权阴谋进行了抵制和坚决斗争，不幸于1967 年l月21 日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致死，终年55 岁。
1975 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为陶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海军党委决定陶勇的家属子女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