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泽革命人生的三件事 看他高尚的人格魅力

从洪泽革命人生的三件事
看他高尚的人格魅力
 
在学习和研究苏中抗战历史和解放战争历史的过程中，有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率领军民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领导同志，他们率先垂范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洪泽同志就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位。故此，笔者以“从洪泽革命人生的三件事，看他高尚的人格魅力” 为领撰写一文，以表示对洪泽这位战争年代长期战斗在江海大地上的革命先辈的崇敬和怀念
一、从他对“黄圩子事件”的自责，看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1940年3月，如皋抗战支队在扩编为苏北第二游击纵队时，梁灵光利用合法途经，在马塘成立了二支队，梁灵光任支队长，洪泽负责支队的政治工作。4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电令第二游击纵队北上洪泽湖边，此时，梁灵光估计到是要他们参加反共磨擦。洪泽向梁灵光谈了中共江北特委的紧急会议情神后，经研究决定，采取佯装受令北上的办法，待靠近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时再举行阵前起义。在部队到了金锁镇时，梁灵光和洪泽得知韩德勤要他们参加阻止八路军南下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洪泽两次派连指导员廖绪忠秘密与八路军联系，虽然找到了八路军，但八路军团长说 ，他们部队暂时要离开，一个星期后才能返回，一时联络不上。此时， 梁灵光着急，他想去泰州找陈伟达，通过陈伟达向新四军挺进纵队请示。他在临走之前找洪泽，洪泽已下了连队，于是，留下一个便条，便匆匆赶往泰州去。梁灵光走后，洪泽召集了连队党员干部会议，部署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这时，第二游击纵队首脑突然带了部队来到梁灵光二支队下辖的一大队驻地，命令一大队配合他们向八路军进攻，一大队只好提前在火线上起义了，并把起义情况通知了洪泽。洪泽在后面的二大队，对前面的情况不甚了解，又接到顽军后撤的命令。此时，他召集二大队党员负责人商量，廖绪忠认为非马上行动不可，冒险也要冲出去，郭守信却坚决反对，加之后撤命令已下来，兵慌马乱，情况难以判明，郭守信一再强调不能动，动就是冒险，他认为无论如何要等梁灵光回来。作为领导，洪泽当时是犹豫的，时间不允许找其他干部开会商量，最后，洪泽同意了郭守信的意见，把二大队撤下来了。就这样，在黄圩子遭到二纵队包围伏击，死伤了二十余人，部队被顽军缴了械，这就是“黄圩子事件”。洪泽因未到达，幸而脱难。事后，洪泽因起义未能圆满，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在江北特委委员会议上，他作了自我批评，并自请处分。
其实，那时他虽然是党在二大队的负责人，但部队是梁灵光带的，梁灵光掌握着指挥权，梁灵光当时离开部队去找陈伟达，客观上让敌人钻了空子，也使洪泽很难决断。当时部队从马塘出发时，部队要开到什么地方，面对的是什么部队，洪泽等人都不清楚。江北特委也只是原则地告诉他们，将把组织关系转过去，由当地的党组织领导他们工作。从特委方面的领导关系来说，特委决定由陈伟达负总责，洪泽只负责管部队中党的工作。可部队途经东台时，改水路北进。因搬运弹药爆炸，陈伟达受伤住院。洪泽到医院去看陈伟达时，陈伟达对洪泽说，他已同梁灵光讲了，有什么事情可找梁商量，到了那边，组织上会来找你们的。当夜，部队随即开拔。当时，洪泽因陈伟达不能带部队同行，他将挑起这副重担子独立作战，心里感到很沉重。他首先注重掌握好部队，一路上，他从一条船换到另一条船，找各中队党员做工作，防止部队发生包括逃跑、自己瓦解等变故问题，更主要的是防止被国民党分化破坏。洪泽同志在那种情况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尽心尽力做了许多杂杂实实的工作，如果梁灵光和陈伟达均在位，按原定里应外合的这场起义是有可能得到很大胜利的。最后，虽然起义未能圆满，这也不能算是洪泽的过错。关于“黄圩子事件”，粱灵光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着:“要处分当然应该处分我。平心而论，两个大队，一个起义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可以说是功过相抵吧。更何况老洪本一介书生，从来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当时他手中连地图都没有一张，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反摩擦斗争中实际上指挥了一个大队的起义，开了南通顽军弃暗投明的先例。这也是他平日里政治工作的实绩”。对于这一事件，可洪泽同志彵不仅作了自我批评，而且还自请处分，这就充分说明了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
二、从他身患重病仍坚持在斗争一线英勇作战，看他模范带头抗敌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1942年底，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形势紧张起来，日伪加紧“扫荡”、“清剿”、至1943年春季开始了“清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来说，这是一场特殊形式的战争。南通、海门、启东滨江临海，日伪在连接我根据地一面构筑了碉堡工事和封锁线，把“清乡”区与根据地分割开来。在“清乡”区内，日伪占领我村镇作为据点，来回“扫荡”、“清剿”、“清乡”，企图把我坚持在“清乡”区内的抗日军民赶走消灭，最后达到全面占领。洪泽同志于1943年1月受命担任海启县委书记，兼东南警卫团政委，领导全县的反“清乡”斗争。他自知受命于危难之际，但抱定必胜的信念。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病残之躯率领启海百万人民与穷凶极恶的日伪军战斗在江海地区。当时他的肺部病灶已现，他的左眼自幼失明，右眼因苦读而高度近视，就这两点，如他是一般干部，已足够“打埋伏”到安全区隐蔽的条件。然而他模范带头，跳进了敌人的“清乡”区，与敌人周旋。可是因抗敌斗争情况复杂，参战人员始终处于动态之中，而且常常是在夜间行动，有时情况紧急，前半夜刚到达一个地方，刚刚稳定下来，后半夜遇到敌情，又迅速连夜转移，有时甚至一夜之间多次转移。由于他疾病在身，给他的战斗生活带来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尤其是夜行军，只能靠前面的同志背挂白纸或白布条引路，就这样，还常常摔倒在河沟或田野里。洪泽同志率先垂范，带领县委成员在敌人“清乡”区内依靠人民群众，以群众游击战的形式与日伪作战。反封锁、围据点，阻击下乡的日伪军。在反“清乡”斗争最困难的阶段，我们遭到严重的挫折和牺牲。洪泽同志坚决执行区党委的指示，和战友们率领地方武装，没日没夜地潜行穿梭于海启数百平方公里的战场上，与抗日群众同生死、共浴血，伺机打击日伪，锄奸反特，继续坚持武装斗争，辅以公开的合法斗争，与敌斗智斗勇，逐步扭转了形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46年6月下旬，洪泽同志病倒了，7月中旬被迫停止工作，在乡间勉强地休息了十几天，8月初临危受命去新组建的九分区担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在抱病行进的途中，他又发高烧，只得躺在担架上被抬着去上任。以后，在炮火连天又空前残酷的解放战争中，他在病情继续恶化与不断折磨中，坚守岗位、坚持工作。到1947年8月以后，又被迫休息只过问一些大事，直至1948年春离职疗养。组织上曾派人到上海购来链霉素给他注射治疗，但出现了药物中毒反应，平衡神经受损、前庭功能丧失，事实上已难以继续工作，因此安排他去大连治疗养病。洪泽同志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仍带病坚持工作，即使因注射链霉素药物中毒，损害了平衡功能，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锻炼和学习，他的坚韧不拔、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精神，不仅深深地感染了周围的同志，而且也深深地感染了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洪泽在刚到大连时，走路很困难，经常偏向一边，跌跌撞撞，冲向身旁的墙壁、树木、桌椅、沙发，或行人车辆，尽管手里拿着拐杖，还是控制不住失却平衡的躯体，可他坚持同疾病作斗争。他在肺疾情况稳定后，就艰苦地锻炼学步，有意不用拐杖，不让别人帮助。别人想上前搀扶时，洪泽同志总是婉言拒绝，说：“让我自己锻炼。” 还说：“跟疾病斗争与跟敌人斗争一样，不用怕，要坚持斗，积小胜为大胜，要有信心、耐心，我就不信恢复不过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洪泽他坚持艰难的锻炼，其目的就是想早日使身体得到恢复，快快回到工作岗位，为党和人民做事。据当时大连的医生说，链霉素中毒的耳聋、平衡神经受损，还设有见到过治好的病例。可是洪泽同志在两年时间里，凭着坚强毅力和乐观精神，配合医生的治疗，自觉地进行艰难的锻炼，终于基本恢复平衡，能够基本正常行走。最后竟奇迹般地能够不用手杖行走了，从而为建国初期重上工作岗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无论是在战火中带病率领军民坚持战斗在工作一线，还是在治病疗养期间同疾病斗争，坚持艰难锻炼，都充分说明，洪泽同志有着崇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不怕艰难的英雄气概。
三、从他为宣传抗日反“清乡”斗争历史的感人愿望，看他对弘扬传承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高度负责精神
《三百万颗民族心》一书，是由新四军老战士龚德同志全面作的反映我苏中四分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反“清乡”斗争的文艺作品。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讲到：“该书是在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同志发起下搞出来的”。新四军老战士颜辉同志说：“我和胡石言（新四军老战士）同志也是因为看了洪泽同志给赵一德（新四军老战士原江苏省委政法委秘书长）的一封信，才萌发出了促成搞出这部作品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洪泽同志在信中谈到搞一部电视系列片和一本个人著作的地方史，指的是要把苏中四分区抗日反“清乡”斗争这一重大题材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在较大的历史背景上较为完整地在荧屏上和书籍中表现出来。这是一封让我们读后感人肺腑的信。洪泽同志在信中这样写着：“大家老了，对于当前的国家大事已无能为力（其实，有能也无从为力），坐着、躺着等死，总不是滋味，怎么办？是应该考虑一番的。以权谋私的事，与民争利的事，当然不能干，干也愧对先烈啊！抱残守缺，怨天尤人，更属无聊，怎么办？大家还得想想，除了汇龙（指启东县城的镇名）之议，还有啥好主意，不妨和后死的我们这一代人再谈谈。你是老积极，心火不灭的活动分子，而且始终保持当年硬干加巧干的实干家，与老区人民血肉相联的子弟兵，因此，很大程度上靠你了！我估计还可活三年，顶多五年吧！这是非常冷静的自知之明。你如果把香烟戒掉，应该还可活十年以上，这是靠得住的。想到还有你活着，那么我们至少是我，在最后时刻也是宽慰的，抱着期望的！”
多么感人的信，多么感人的愿望。洪泽同志他作为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浴血奋战者，在走向耄耋之年并确知自己来日已了了的时刻，耿耿于怀的、放心不下的不是无聊的抱残守缺而等死，更不是追逐愧对先烈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这类事，而是要把革命人民在党领导下不怕流血牺性而开创的伟美业绩用纪实的艺术形象传给后来者。他觉得这样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才不致以愧对于党和人民。当他自己感到力不从心之时，他要把手中的接力棒交托给他信赖的在战争年代共过生死同过患难的亲密战友，只有这样，他在最后时刻才感到宽慰。正因为在洪泽同志的感召与推动下，许多热心者和《三百万颗民族心》一书的作者一起，经过艰苦努力，赶在纪念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五十周年之前，于1993年9月，由江苏文艺岀版社出版。1995年6月，江苏省委宣传部等9单位联合向全省青少年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三百万颗民族心》一书位列第14名，由于该书供不应求，1995年8月再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叶飞同志为该书作序。2013年10月，该书被列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全书，并被称为是一部全面描述新四军和苏中人民反“清乡”斗争的纪实文学作品，是一部代表着全体炎黄子孙爱国主义心声的著作，再次出版。故此，该书先后三次出版。如今，虽然硝烟已飘散了，炮声已远走了，但人们通过品读《三百万颗民族心》一书，当年三百万苏中四分区军民高举的爱国主义大旗，在腥风血雨中发出的呼喇喇的响声，伤佛就在人们的耳边回荡。从《三百万颗民族心》这部书产生的深远影响，使我们进一步从洪泽同志为宣传抗日反“清乡”斗争历史的感人愿望，看到了他对弘扬传承革命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的高度负责精神。
 
 
 
撰稿人：王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