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南通县地下交通

 
抗战时的南通县地下交通
 陆子森
 
抗战时期，面临根据地被分割，日伪军连续不断的“扫荡”、“驻剿”和“清乡”， 南通县的地下交通在形势严峻、险象环生的情况下坚持工作，确保了这条沟通上下级和内外根据地的命脉畅通，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
1938年8月，中共江北特委成立，在江海大地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由于党组织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故交通工作也采取隐蔽方式进行。当时领导人员工作的流动性很大，除指派政治交通员外，还利用一些流动服务的书店、服务社做交通联络工作，地下党员吴铭负责的“苏北文化服务社”，国民党开明人士、南通县教育科长姚味香的金沙住宅和江北特委委员赵毓华在陈家酒店（四安镇）开设的“公兴百货商店”等先后都成为地下交通联络站点。
新四军东进后，1941年春夏之交开始组建苏中地下交通线。鉴于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苏中交通总局就建立了东、西、中三个中心局，四分区为东线交通局，在南通县设立了交通站。
南通县很快建立了县与区乡之间的交通站线，县以上交通线称为干线，县到区的交通线为支线。干线各站由苏中交通总局通过各地委交通站领导，负责县以上党政军的文件传递、报纸刊物发行和人员护送三大任务。支线归各县领导，负责县以下的通信联络。干、支线只有县交通局（科）长可以发生联系，区交通站和干线即使在同一区内仍不发生关系。抗战时南通县的交通局（站）长先后由陈炳清、何进、谢桂林、、郑忠荣和于文夫担任。
反“清乡”斗争开始，适应精兵简政的需要，中共四地委又提出了组织网形交通的要求。即规定所有的区交通站都与邻近的区站相互连通。县支站可灵活制定一些区站担任干线的通信任务，使流动中的领导机关随时随地都能通讯联络。这样能保证每条封锁线上都有较多方向穿插联络路线，当某一段交通线受阻时，还可以绕道联系，确保交通任务的完成，另外还设立副站、副线，随时应对突变的情况。
南通县在实行交通网形化的同时，加强了保密制度：各交通站停止使用“交通”字样，而改为使用番号；禁止寄送私人信件；一般性的书报和无关紧要的公文，避免经交通线寄送；各机关的往来人员，必须持有县以上党委的介绍信盖交通章才可以接送。各站对交通员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在进行形势、气节和保密教育的同时，还帮助他们进行隐蔽技术研究。
南通县地下交通采用一站三点制，即交通站的工作、联络、食宿地点分开；出班双人制，即一条交通线执行任务时，两个交通员一前一后，前者徒手，后者携带文件，以便遇到敌人时，能相互照应，保证文件及交通员的安全。
网形交通形成后，1943年初夏，即反“清乡”斗争开始，南通县支站在陈家酒店附近， 召开了一次区站长会议。会议指出：交通工作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党的交通工作像人体上的血脉，极端重要。会议要求各区站必须坚持原地斗争，切实做到“迅速、确实、机密、安全”，“人在信件在，人在线能通”，确保上到四地委、下至各区委和各乡党组织的正常联系。
日伪处心积虑扼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通信联系，其“清乡”计划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实行交通封锁，要将“‘清乡’区对外隔绝，防止‘敌匪’活动，同时断绝区内敌情的密输路线。”
为此，日伪军沿天生港——白蒲——丁堰——双甸——岔河——马塘——掘港——南坎，直至黄海边，筑起了延绵200多华里的竹篱笆，沿江沿海筑起了许多碉堡，瞭望哨，封锁了大小口岸，在封锁线上设立了大小检问所150多个，并派兵日夜巡逻，南通县地处封锁圈内，一时间，内外交通联系陡增了诸多风险和困难。
面对日伪的严密封锁，广大交通员不顾个人的安危，采取了多种办法，确保地下交通的畅通，他们或利用敌人来回巡逻的空隙偷偷越过封锁线，或是约定时间、地点，于篱笆格中对接传送；或是经化装将信件暗藏于不易发现处，以“合法身份”出入检问关口……另外县、区党组织还在封锁线两侧，物色适宜的人家做秘密交通联络点，作为两边交通员的交接点……
日伪“清乡”开始，介于南通和海门之间的通海地区敌情十分严峻，一度完全伪化，所有的集镇都驻了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通海交通支站撤销，通海工委书记等领导只能化装住在老百姓家里，仅由交通员保持个别联系。当“汤团”从敌人心脏里暴动归队后，通海地区又恢复了半公开的斗争，由此地下交通由点组发展为袁灶、姜灶、紫琅、汇通四个区站，不仅恢复了与四地委的干线联系，而且还恢复了与上海和江南各区地下党的联系。
面对日伪的封锁和捕杀，地下交通员提出“头可断，血可流，党的机密不可落敌手”的口号。并将口号变成可贵的行动。
三余干线站的交通员，机智勇敢地穿插在敌人的据点群间，确保了四分区领导机关至海启地区的通信联系。那时，三余站除了送信件、党报外，还要护送干部。为了保证被护送人员的安全，交通员带着干部总是绕道走偏僻难行的沿海草荡和海滩地区。有时护送一些女同志，她们不会游泳，经过九门闸外的海港时，两名交通员就各拉住她们的一只手，顶水游过海港。有时携带文件过港，交通员就一手托着文件，一手划水游泳过港。
交通员出差经常会碰到日伪军。1943年夏秋之交，三余区站站长倪永轩从恒兴站出发，途经海晏镇西北，因“青纱帐”较高，一时没看清日伪活动情况，当他见到站岗的鬼子时，已跟敌人靠得很近了，情况非常危急，倪永轩沉着应战，仍和正常情况一样慢慢行走，这时路旁是一片玉米田，倪永轩就借助“青纱帐”的遮挡，往田里跨了一步，把信藏在黄豆叶下边，然后挺上前去，鬼子见到他，就拉他做小工，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倪永轩才取回信件，安全地送到东余站。
坚持原地斗争，确保人在站在，需要依靠群众。从东余站到恒兴站联系，要走贡安乡这条小路，途中还要过一条较大的河，三余站的交通员每日送信、过河都靠群众帮助。夜间行动时，只要用预先说好的联络暗号敲门喊船主，都能做到随叫随开门，群众就用小船或大脚盆送交通员过河。
九门闸东边的毛竹桥，是九门闸日伪检问所所在地。在这里，三余站的交通员从海滩上岸时不容易看清日伪的行踪，但日伪伏在岸边上能看到我们交通员，因此过这条封锁线的难度很大。一个渔民心向共产党和新四军，每当在海滩外发现有日伪出来时，他就在船上下半旗，以便交通员及时掌握敌情。就这样多次，三余站的交通员安全通过了九门闸日伪检问所。
1944年初日伪“高度清乡”，时正处于严寒季节。三余站的交通员经常踏冰块，冲过三五条大小海港、水沟，绕道去执行任务。百里长途强行，肩挑信报过冰滩，每次出差回来脚上总有破皮血迹。交通员说：红军能爬雪山，我们也能爬冰滩。
解放后曾任广西桂林市邮电局局长、广西邮电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徐祥荣，他的老家在十总店西南四五里处的张家沙附近，当时通中的中心交通站就设在他家里，他15岁时就担任了地下交通员。那时，通中交通站东接三余、余西，西连四安、刘桥区站，南面则和金沙、紫琅和汇通区站联系，这些站点交通，就将南通县地下交通线结成网络形态，上下连结，左右贯通，对争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4年年秋收将结束时，徐祥荣同一位老同志接到任务，要尽快将一些信件从通中中心站送到三余中心站去。为了要通过日寇布下的从滥港桥至十总镇纵贯南北的封锁线。那位老同志就扮成卖柴的，挑着柴担走在前面，徐祥荣扮成打草的孩子跟在他后面百十米，他的草筐下藏着信件。
眼看前边的老同志到了公路交叉口了，突然据点里的鬼子向东北方向打起枪来，顿时警笛长鸣。老同志立刻放下了担子，装着要解手，徐祥荣赶忙闪到芦草丛里，装着割草。鬼子就在距他们前200米处集结，滥港桥的敌人也出动向这里赶来。不能通过封锁线，他们都很着急。这时近9点，离目的地还有30多里，若午前不能赶到，信件就不能及时转运出去……怎么办？
一会儿，他们看前面鬼子像发现了什么“情况”，注意力巳不在路口上，这时，前边的老同志迅速作出判断，挑起担子往前走，示意趁乱抢在滥港桥大批敌人来到之前闯过公路去。徐祥荣马上会意，就尽力保持镇静，若无其事地跟着过了公路，走过公路没多远，据点的鬼子就从他们身后一拥而过，向北猛扑，这时他们才长出了一口气。中午前，他们终于按时将信件安全送达目的地，。
骑石区站交通员丁洪涛一次出班路上突遇日本鬼子，正在手足无措时，忽然看见前边有一个老人吃力的推着装满东西的小车，他急中生智，忙上前打招呼：“老伯伯，我帮你推车，”那老人家看了他一眼，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忙停下车，让丁洪涛推着，他拉着。一会儿鬼子穿过他们身边，连看也未看走了过去。
反“清乡”斗争时期，刘桥区站除了负责通西区内的各交通点的联系，还肩负着与通如工委的联络任务，另外他们还与南通城内的隐蔽战线保持着联系，南通城内地下党传出的情报多数都是通过通西交通站传给四分区和县委领导的。1944年8月初，潜伏在南通日伪机关两年半的地下党员马世和，在日本宪兵发现真实身份即将被捕的紧急时刻，就是由通西地下交通化装进城，在小石桥附近将这位新四军谍报女杰马世和接回，然后送到通西独立营所在的游击区的。
地下交通路上总是充满着凶险，南通县有多位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曾惨遭敌人毒手，金沙区站站长姚金贵就是其中一位。
姚金贵是金沙区唐洪乡圩岸村人，读完小学后逼于生活，跟一个库匠师傅学了手艺，由此取得微薄的收入。新四军东进以后，姚金贵积极参加民运工作，被推选为乡农抗会执行委员，并在1942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反“清乡”斗争的准备中，金沙区委决定由他以库匠职业为掩护，担任金沙区机要交通站站长。在金沙区委直接领导下，姚金贵首先组建了运河南、堤南、路西三个机要交通分站，各乡还建立了联络点。当时机要交通的任务很繁重，区站每天要与分站及各乡联络点取得联系，要将各支部了解的敌情等变化，于当天送到区委领导手中，同时要将区委掌握的情况及时转送县交通总站，机要文件、报纸等的传递和上下级领导人员的来往，都必须由交通员护送， 必要时还要安排好这些人员的食宿，保证他们的安全。
姚金贵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创造了许多办法，如事先把竹棒戳通，将要传送的材料放在竹棒里，两头再封严，这样拿在手里不引人注目，一旦遇到敌情，随时可以将竹棒丢在隐蔽的地方。又如护送来往人员，有时吩咐事先训练好的小孩在前边跑，一旦发现敌情，立即用暗号联系，后面的人便可安全地避开敌人等。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刻，他还动员自己的儿子参加做交通工作。
1944年2月8日，姚金贵在家中不幸被捕，经受了日军的种种严刑拷汀，他只给敌人一个“不知道”的回答。一部分宪兵和伪警备队员埋伏在姚宅周围，企图捕捉前来与姚联络的人员.但是当地群众却早已把消息捅出去了，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敌人又强迫姚金贵下乡带路搜捕，他拒不答应，并严厉痛斥敌人。黔驴技穷的日本鬼子于两天后将姚金贵杀害。姚金贵牺牲时十分壮烈，面对敌人的刺刀，他高喊口号，连遭二十多刀才倒下去。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区委领导机关和各交通联络站的安全，充分表现了一个机要交通战士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共产党忠贞不渝的高贵品质。
1944年12月的一天，南通县交通员王步庚，身携文件执行任务，途中忽然遇敌追捕，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未能摆脱。在紧急关头，为了不使党的机密文件落入敌手，他将文件全部烧掉，被捕时敌人发现了现场烧毁的文件，气得暴跳如雷，对他严刑拷打，王步庚坚不吐实，英勇不屈，次日在敌据点慷慨就义。
时任中共南通县委书记的周一峰曾动情地说：“抗战时期，南通县地下交通战线70多名交通人员，在县委领导下，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是地下交通线上的英雄。”
 
 
  通州区新四军研究会 陆子森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