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四军组建时的运作过程 看蒋介石对中共暗藏

从新四军组建时的运作过程看蒋介石对中共暗藏的阴谋
 
过去在学习和研究新四军抗战历史的过程中，对新四军组建后如何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奔赴抗日战场同日伪作战等方面学习研究得多一些，而对新四军组建过程的这段历史学习研究得不够。其实，新四军在组建过程中遇到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这其中主要矛盾就在于蒋介石暗藏反共阴谋，处处对组建工作刁难、设难题。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也为了更好地开展对这方面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最近，笔者通过对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以从新四军组建时的运作过程，看蒋介石对中共暗藏的阴谋为题写一文。
（一）蒋介石在军长人选上暗藏的阴谋
新四军的组建颇为曲折，主要涉及到领导权的问题，国共两党意见有分歧。1937年9月中旬，博古、叶剑英首先就南方红军游击队干部选派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和部队侵入及破坏苏区。”而这正是国民党方面所不能接受的，蒋介石就是企图以此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收编。特别是在军长人选问题上，双方一直僵持不下。蒋个石打算派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企图以此夺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权，削弱共产党在江南的实力。对于蒋介石的企图，中共中央看得十分清楚，坚决不同意国民党插人，并提出让叶剑英担任军长，但国民党方面不同意。要找到一个国共双方都满意的军长人选是相当不容易的。对于这件事情，周恩来早就预料到了。后来，周恩来在上海巧遇了北伐名将叶挺。叶挺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名将，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不但受到疏远和排挤，还遭受不公正的处分和批评，因此，愤然岀走，旅居海外已长达10年之久了。他从报纸上得知中国抗战不利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按捺不住保卫祖国的赤诚之心，踏上了归国的征程。周恩来考虑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干部人选问题，蒋介石希望派人来，中共方绝对不会接受，可是中共提名的人选，蒋介石也不会轻易接受。周恩来对叶挺提到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情况，对叶挺的抗日愿望表示欢迎，同时，希望他能出任抗日部队的军事领导。于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与叶挺商量，是否他岀任军长一职，叶挺欣然接受了这一重托。周恩来的热诚激励，使叶挺受到很大鼓舞。其实，叶挺他“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国内团结与抗战，尽自己的力量”，①毅然表示接受这一使命。
叶挺在接受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一重托之后，他找到了当年在保定军校时的校友陈诚。出于抗日爱国的热情，陈诚答应出面向蒋介石推荐叶挺。所以，在陈诚的推荐下，叶挺找到了蒋介石，提出：“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部队。改编之后的番号就叫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吧。”②蒋介石对叶挺提岀的这一问题，感到着实松了一口气。在他看来，这个合适的人选终于找到了。因为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势在必行，同时，他需要一支部队来协助自己牵制日军，但这个区域包括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如果在这里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岂不是养虎为患？可是在其中插入一个国民党军队将领，中共是坚决不同意的。蒋介石认为，叶挺已脱离中共，不一定为中共所信任，如果由国民党政府委任其为军长，叶挺就会将收编的部队带来转向国民政府，这样，就可以削弱中共在南方的势力了。于是，蒋介石就催促中共中央就新四军军长人选做出决定。可是在中共中央对叶挺是否合适担任新四军军长还未最后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就于1937年9月28日发布了关于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任命通报。
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张云逸等的电报中指出：“叶挺须来延安，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③中共中央对此时的叶挺不太了解，其原因是叶挺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而“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④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三年游击战争初期，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吸引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周围，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的战略转移。此后又在对国民党重兵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清剿”中，以劣势装备，在被分割、封锁的环境中各自独立地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取得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正因如此，中共中央考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能把这些队伍轻易地交给还不了解的人。叶挺是否完全同意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政治、军事原则，是否愿意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是关系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能不能保持其独立性和中共的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所以，中共中央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联系，详细询问周恩来与叶挺见面时的谈话内容。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博古和叶剑英通过对叶挺的考察与了解，于1937年10月19日向中央报告：“叶挺愿前来面陈，已得何（应钦）同意，约一两日即启程------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⑤1937年11月3日，叶挺风尘仆仆地赶到延安，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表示：“暂时在中央组织之外，但愿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工作。”叶挺热诚的态度赢得了毛泽东同志的信任，并正式同意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在欢迎会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发言：“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受到中共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心情十分激动，他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很不平坦的，十年内战时期，许多好同志倒下了，也有个别人叛变了。坚持下来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二）蒋介石在其他干部及编制等问题上暗藏的阴谋
军长的人选问题解决了，可是在其他干部的安排上，国共双方还是分歧较大。国民党方面为了控制新四军，坚决要派人到新四军担任支队、团、营的职务，并要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离开部队。党中央和毛泽东坚决要保持改编后部队的独立性，“国民党不得干渉，不得插任何人”。 蒋介石一直不承认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正规部队，不给师和旅的番号。直到1937年12月23日，蒋介石才勉强同意新四军按正规军编制，建立一个军，军下设四个旅级支队共八个团，新四军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区序列。关干国民党方面要派人到新四军的问题，共产党方面经让步，同意国民党方面在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派联络员。就这样，于1938年1月8日，何应钦核准新四军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兼）、高敬亭为新四军四个支队的领导人。在叶挺的交涉下，以后国民党又陆续批准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至此，在新四军改编问题上，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一些共识。
南方红军游击队由于长期遭到封锁，不仅缺衣少食，而且武器弹药也少得可怜。不少游击队员听说在改编问题上国共双方形成了一些共识，都希望再通过谈判成功，能得到新式武器、新军衣。大家都认为，到那时穿着崭新的军衣，拿着称手的机关枪去打日本鬼子，多痛快啊！可是蒋介石他暗藏阴谋，怕让新四军这支部队发展起来后会威胁到他自己。叶挺和叶剑英同蒋介石交涉，希望国民党方面向新四军发放经费和武器，蒋介石却借口财政困难和武器已经发完，不同意拨给新四军经费和武器，转而推给地方政府解决。后来，经叶挺和叶剑英多次争取，蒋介石、何应钦才批准了新四军的薪饷和装备，也只是核准每月6﹒5万元经费。整个新四军的经费只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丙等师的经费，维持新四军的伙食费还差1万元，“购买枪支更谈不上，一切衣毯均无，严冬作战大成问题”。⑥后来，周恩来、叶挺与国民党交涉，经费增加到9万元。关于新四军请拨1万套棉衣的事项，国民党方面竟批道：“新四军打游击，不需要军衣。”对于武器就更不要提了，根本没有。这就说明，国民党方面不同意给新四军多拨经费，不拨武器、不拨军衣等，原因还在于蒋介石暗藏的反共阴谋。当初国共双方能坐到同一张谈判桌上来，这是因为在种种条件的促使下，特别是在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和共产党的一片诚意中，才得出的这一初步结果。但蒋介石的内心是如何想的，我们就看他的谈判代表陈立夫在同中共代表潘汉年谈判时的发言。陈立夫在听完潘汉年的陈述后，站了起来，首先着重声明，他是代表蒋介石个人提出国民党方面意见的：(1)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2)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3)(中共)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量才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任职;(4)只要军队问题能如此解决，则中共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商量。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提出的这些都是收编条件，而不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事隔多年之后，蒋介石提到当年的国共谈判时也承认：“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⑦
1937年11月12日，叶挺从延安回到武汉，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新四军的筹建工作。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和新四军的组建从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他一方面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交涉有关新四军改编的具体事宜，另一方面与延安保持着密切的电讯联系。为了壮大抗日力量，叶挺四处奔走，多方联系，继续筹款、筹枪。12月23日，项英率由延安到新四军工作的赖传珠等一批干部到达武汉。新四军创建之初，为解决新四军机关及作战部队干部不足的问题，中共中央先后抽调了一批原主力红军的师、团干部，如赖传珠、李一氓等人，担任新四军军部机关有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同时还派刘炎、王必成、张道庸（陶勇）等人到新四军各支队、团、营等任职。这些来自主力红军的干部，有着丰富的领导部队建设和指挥作战经验，为新四军的成长、壮大和夺取战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新四军编四个支队和支队以上干部人选。叶挺主持召开会议，宣读了命令。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副司令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副司令粟裕，参谋长刘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兼），副司令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为了便于集结和指挥部队，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月4日离开武汉，于1月6日到达南昌。据赖传珠曾留下的珍贵日记，记叙了他初到新四军后几天工作的情况，其中记叙了12月25日这天的情况，早饭后因叶有事，改至15时集合讲话。叶、项讲话内容为：上海、南京失守经过及原因；现在的形势、任务；如何编组等。晚上写干部分配方案。赖传珠在12月25日的日记中所记载的会议，也就是新四军军部的正式成立大会。后来，新四军成立日统一确定为1937年10月12日。这是因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在达成建立新四军这一共识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37年10月6日命令电告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地的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由叶挺调用。10月12日，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报。此后，从1939年新四军成立两周年起，新四军领导人一致确定1937年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为了尽快把分散在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叶挺、项英、陈毅等进行了紧张而艰巨的筹备工作：陈毅到皖浙赣动员部队，并传达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项英与曾山到湘赣粤等地集中部队；张云逸到闽赣、闽东及闽西南集中部队；温仰春及黄道、叶飞前往刘英处动员部队。1938年1月4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我们明日出发集中部队，向皖南休宁、徽州一带集中。如何，望复。”⑧1月15日，长江局复电：“同意部队即向皖南集中。”⑨就这样，留在南方8省14个游击区四十多个县的红军游击队，终于能够下山接受改编，奔赴抗日前线了。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抗日义勇军进行曲》，浩浩荡荡向前迈进。
综上所述，从新四军组建的运作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共提出的条件，是从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日的大局岀发的，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蒋介石暗藏阴谋，其目的就是要解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最后对共产党以政治问题用政治方法来解决。由于中共方面早就清楚地看岀了蒋介石暗藏的阴谋，并采取了某些让步等对策，从而不仅保证了组建的新四军具有其独立性，而且保证了新四军是一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撰稿：王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