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仓与新四军地下交通站

袁家仓与新四军地下交通站
 
管  霖
 
2011年4月，笔者从大豫镇机关退休后，出于个人爱好，便开始了对大豫镇古地名的调查挖掘整理工作。全镇地名众多，以“仓”冠名的就有10多个（“仓”就是旧时大户人家用以囤积粮食的库房），这些“仓”均是民国初年民族实业家张謇创立大豫盐垦公司留下的痕迹，讫今成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在调查中，意外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位于丁家店村三十三组的袁家仓曾是新四军的地下交通站。欲知该仓是如何成为新四军地下交通站的？还得追溯其建仓历史。
 
袁家仓溯源
 
袁家仓，亦叫协和仓（仓址在今马家店境内）。源自清末南通城里一位号称袁员外的湖南人，真名叫袁念生。此人家财万贯，满腹经纶，善交朋友，义气过人，与民族实业家张謇是至交，大豫盐垦公司有其股份，并获得公司南二区9.375平方公里荒田所有权。俗话说“无巧不成书”。一次，在南通望仙桥（位于今南通市城区南大街）种小花圃的湖南人袁志清，送花到袁念生的协和公馆里，袁念生见是湖老乡格外亲热，一来二往后，胜似亲兄弟。袁念生看中袁志清憨厚老实，吃苦耐劳，走南闯北也算是个老江湖，就聘他到大豫盐垦公司南二区建仓做“管家”。名曰“管家”，实为开荒垦殖。袁志清独自来到荒滩野荡，力单势薄，人生地不熟，得有个帮手。于是，写信到湖南省平江县东厢三眼桥燕岩湾头屋里，叫儿子袁鸿均一起来开荒垦殖，子从父命，袁鸿均在民国8年（1919）初秋，卖掉家里的早山芋作盘缠（路费），肩挑细软，携妻子陈碧莲千里迢迢抵达南二区。结芦而居、粗茶淡饭、饱饮风霜、不懈垦荒。4年后，荒滩草荡呈现出喜人景象，逐渐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袁念生赞不绝口打心眼儿里高兴，为答谢袁志清父子为其所做付出，便赠予袁志清4（合100亩）茅草田。从此，袁志清父子以此为基础，开启了新生活，在袁家仓内也建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袁家小仓（本文开头提到的袁家仓，指小仓。下文相同）。几年后，袁志清年事己高，力不从心,将仓交予儿子袁鸿均打理。
 
地下交通站
 
袁家仓，地处协和镇(今大豫镇丁家店村部)东侧200米，四町宅（围）沟，庭院内建有三关厢青砖小瓦房，主房为座北朝南6间，东西两侧厢房各6间，另有仓库10余间，宅占地总面积约8亩。正南河上架设吊桥，过桥后沿路向东，大门辟在东面围墙上(为何大门朝东开除风水外，原因有二：一是不显出露富，二是可防强盗抢劫)，两扇大红铁门在阳光照射下红光闪烁豪华气派。这是一座融启海特色、湖南民间建筑风格于一体的深宅大院。
袁家仓，地理位置优越, 水陆交通便利，四贯马路、四贯河纵贯南北，南至丁家店1.25公里、九门闸3.75公里，北至兵房3．75公里，向东越过荒滩草荡便是茫茫大海，西连协和镇。在20世纪30年代，协和镇市面繁荣，要比丁家店、兵房规模大，是沿海地区南北交通的中心，也是日伪封锁线外的一个重要军事战略要地。
据袁礼周（哈工大原党委副书记）在《岁月回眸》一文中披露：从民国28年（1939）起，中共地下组织就把袁家仓作为秘密联络点，经常在这里联络工作、召开会议。
新四军东进后，时任中共掘东区委书记王太祥、区长曹持衡以仓为家，常在仓里密商重要工作，有时白天驻在仓里，夜间出去活动。时任新四军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钟其光（湖南省平江县人）、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政委、副司令员刘先胜（湖南省湘潭县人）都是仓主——袁鸿均的湖南老乡, 彼此了解，相互信任。他们多次亲临这里与袁鸿均相逢、叙旧、交谈抗战局势。袁家仓不仅驻过新四军部队，新四军的地下中转站、交通站、后方医院也设立于此。新四军的弹药、医疗器械、药品、布匹、印刷机和纸张等军需物资都要经这里转运出去，遇有敌情，就把军需物资藏在仓房里的棉花堆里或转移至草荡深处，伺机运出去。从前线负伤的新四军伤病员，在医护人员悉心护理下，也安置在这里治疗和休养，伤员少时五六个，多时20多个把仓里的5间库房挤得满满的。袁礼芬（退休干部，广州新四军研究分会会员）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令人感动的情节，“我记得有一次伤员抬到我家后，女医生给他们做手术，没有麻药也没有消炎药，就把器械放在锅里煮，用煮开的盐水消毒伤口，取子弹时，伤员痛得大声喊叫还骂人，女医生忍气吞声还耐心安慰他们，做完手术后跑到我家西房里哭得伤心……”
由此可见，在战争年代，面对十分落后的医疗环境和条件，那些“白衣”战士，为了挽救战友们的生命，保存革命实力，敢于吃苦、默默奉献、忍辱负重的精神是何等的伟大和崇高！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还有一批批抗日志士、爱国进步学生，为了保家卫国北上抗日，也从上海途经这里辗转至延安根据地。当时，小小袁家仓真正成为新四军可靠的大后方和陆上大通道的枢纽。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抗战局势异常紧张，刘先胜副司令员的夫人陈子贞及儿子刘春生（当时14岁）被转移到袁家仓，刘夫人在此停留了一年多时间后，便将春生寄养在此，由袁鸿均夫妇负责照料。为了掩护保护好革命后代，袁氏一家人勇于担责, 但也没少费心，把春生视为亲人，怕遭人怀疑，袁鸿均吩咐家人对外称春生是妻子陈碧莲的弟弟，并将春生改名陈碧贵，送他到镇上读书。演绎了一段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如东版》军民鱼水情，真可谓，血浓似水,恩重于山；万众齐抗日，军民一家亲。一年后，抗战形势有所好转，刘副司令员才派人将其接回部队。临别时，春生与袁家人一一拥抱，特别是与“姐姐、姐夫”相拥更紧、恋恋不舍、难分难解、挥泪告别的场面，至今还在袁氏兄弟姐妹的脑海中回荡。
 
拥护共产党
 
溯端竟委、原始反终，袁家仓之所以成为新四军地下交通站，为苏中四分区的抗日反“清乡”斗争胜利做出不朽功绩，显然，仓主袁鸿钧功不可没、名载青史。
袁鸿钧，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山东郓城县黄飞府人。本姓武，排行老二，一家四口主要靠讨饭度日，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悲惨生活。9岁那年，在郓城讨饭时巧遇太平军的伙头军（旧军队中烧饭的人）袁志清，因袁要子心切，征得武氏夫妇同意，用30只馒头换到一个乖巧听话的儿子。之后，袁鸿钧便随养父来到湖南平江县。民国8年（1919）迁居大豫盐垦公司南二区（今丁家店村）。走上垦荒创业之路。
我在采访袁礼明（78岁、袁鸿均的小儿子）时，他对父亲的为人坦露出这样一段话，他说：“父亲是一个诚实、苦干、善良、内向、开明的人，他平时少言寡语，很少考虑自己的事。起初，在开荒垦殖过程中，他同工友们同吃、同宿、同劳动，没有一点主人架子。即使他们做得有些不到位、不满意的地方，也从不责怪于人。尤其是在棉花上市期间，我家拾花工价要比人家高，所以不论干什么活，周围百姓都愿意到我家来。土改时，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土改政策，将所有土地、房产主动交给了政府，一家人无怨无悔住进小房子。此举，受到时任掘东区区长陈祖尧的大会表扬。”看似一席平淡的交流，但每个细节都证实了其父开宗明义的高尚品行，由此勾起我对这位老人的钦佩和敬畏之心。
1960年9月下旬，正是霜寒露冷、黄叶凝露成霜之际。袁鸿均应女婿王冲、女儿袁礼芬邀请，去北京过国庆节。途经南京时，登门拜访了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先胜。刘见到袁，万分激动，相互紧拥，安排宾馆，设家宴招待，特邀几位部队老乡相陪。宴席间，刘副司令员夹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夸奖袁说：“我的这位老乡，是一位拥护共产党，力挺抗日的开明人士；虽演变为富户，但不忘自己的悲惨过去、不忘乡邻，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体恤贫民百姓，热衷于做善事、好事，人脉关系密切，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次日，临别时，刘将身上的军大衣脱给了袁，说北京天气冷穿上它好御寒。
有付出，必有回报。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袁鸿均对抗日反“清乡” 斗争及解放战争中对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的一致认可，并给予了他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1953年至1981年连续八届，作为社会进步人士、开明绅士，被推选为如东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名录已载入《如东县人大志》《大豫镇志》等史料。
1986年6月26日，袁鸿均因病去逝。中共南通地委原副书记王太祥以个人名誉送了挽联、花圈；如东县人民政府、人大及区、乡政府均派员参加了追悼会，敬献了花圈。
 
供稿：管  霖 
主编：王茂华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