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七战七捷

 

毛泽东虽然一生中未曾到过海安，但对以海安为战略中心展开的苏中七战七捷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着苏中局势的发展，认真倾听和吸取粟裕等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以“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及时而正确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一、充分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适时进行战略调整

解放战争开始前夕，毛泽东、中央军委鉴于国民党军队随时可能发动内战的形势，于1946年6月22日拟订南线作战计划，设想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时，山东、太行两区解放军主力向南进行外线作战，华中解放军主力兵出淮南配合作战，并要陈毅、张鼎丞、粟裕等人对“外线作战”计划考虑利弊，提出意见，以不断寻求最佳的作战方案。

    华中分局和粟裕等从华中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内战爆发后可能产生的情况及苏中与淮南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6月27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中主力仍留苏中作战。29日，粟裕在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共同分析华中形势后，又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战争第一阶段，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六师在苏中作战，第二阶段加入淮南作战。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次日即复电张鼎丞、粟裕等：“部队暂缓调动”，并要求刘伯承、陈毅等部暂处待机位置。

    不久，情况急剧变化。毛泽东从各方面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发动进攻，遂果断采取粟裕等人的建议，对原定外线作战计划作重要调整，7月4日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及华中分局：“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7月13日，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态势，进一步明确指示华中分局：“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决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战争初期我军作战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苏中战役就是在这一战略调整之后开始的。

 二、  密切注视苏中战场，及时进行战役战术指导

    早在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就对山东、华中作战问题作了明确指示，要求创造出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建立“一个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并只应该各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其它都是辅助作战方向，不要分散兵力”。根据毛泽东指示，1945年11月组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苏中战役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些决策的正确性。

    1946年7月，为打乱苏中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华中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先在内线打几仗的指示，在苏中解放区前沿迎战敌人。7月13至15日，首战宣家堡、泰兴等地，歼敌3000余人，正式揭开苏中战役的帷幕。毛泽东非常关心，询问是否打的敌八十三师，歼敌多少？在宣泰战斗结束的当天，就指示华中野战军须在南线准备连续作战，“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遵照这一指示，华中野战军发扬连续作战的传统，实施远途奔袭，乘敌整编四十九师于运动立足未稳之际，在7月18日至21日，发起如南战斗。战斗一结束，华中野战军即向毛泽东、中央军委报告了苏中战役十天的战果，毛泽东对此非常高兴，随即致电粟裕等：“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同时提醒道：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息，补充缺额，以利再战。

    如南战斗后，国民党军调集7个旅从如皋、姜堰两个方面，向苏中战略要冲海安进攻。在海安是守是撤的问题上，华中野战军内有不同看法。鉴于苏中前线敌我较为悬殊的情况，华中分局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战，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并把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得到认可。毛泽东还及时予以指导，他要求华中野战军在未获充分补充、休息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过了几天又提醒说：“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六师撤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7月30日，第七纵队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战，毙伤敌3000余人后，于8月3日主动放弃海安。华中野战军政治部适时发出“关于撤出海安后解释要点”，说明海安外围阻击战的意义和撤出的原因，稳定了军心和民心。敌人占领海安后，形成一种错觉，极度吹嘘：“共军伤亡过大，损失二三万人”，“已被击溃”。遂分兵冒进，连占西场、丁所、李堡等地。早在8月2日，毛泽东就致电粟裕，询问一个月内可否于苏中再歼敌两个旅。5日，粟裕回复毛泽东，表示若淮南五旅东调苏中，则8月内有把握再歼敌两个旅。7日，粟裕又电告中央军委：歼敌良机即将成熟。毛泽东审计度势，于次日复电粟裕“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并指示张鼎丞、谭震林等，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根据这一指示，谭震林即率淮南五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奔赴苏中。8月10日，华中野战军一师、六师、七纵在粟裕等指挥下，奇袭李堡，至次日下午全部结束战斗，计歼敌9000余人。李堡战斗的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在内线作战的决心。8月13日，毛泽东又致电粟裕、谭震林，鼓励华中野战军利用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之机，在苏中再布置几次作战，并指出诸如敌九十九旅及六十五师一部、交通总队等，“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同时告诫说：“切勿骄傲，每次作战均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不要轻敌。并注意休整部队，保存元气。”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指导了尔后发起的丁（堰）、林（梓）攻歼战、如黄路歼灭战和邵伯保卫战的胜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依据苏中实际，华中野战军抓住战机，深入敌后腹地，钻进敌人肚子内，于8月21、22两日，发起了丁堰、林梓攻歼战，歼交警第十一总队3500余人。1946年8月中旬，华中野战军初拟进攻南通、海门，吸引如皋、海安等地国民党南援而歼之。毛泽东同意华中主力南下，但主张不必强攻大城市，他认为攻占丁堰等地后，海安、如皋之敌有可能不敢南下，因此建议考虑第二步是否可以攻占磨头镇、张黄港、加力市，并相机攻占黄桥，调动或迫退海安、如皋之敌，将敌后方之军，那怕每处一营一连予以歼灭，均有极大意义。根据苏中敌情变化，粟裕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十分正确，十分中肯，进攻南通条件不成熟，遂决定以黄桥为主攻方向。此时，邵伯保卫战已经打响，带领华中野战军进攻黄桥等地，实施“攻黄救邵”战略，于8月25日至27日将敌九十九旅、七十九旅一部阻击包围于如黄分界、加力附近，予以全部消灭，邵伯之敌闻讯也狼狈撤回扬州，至此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实现并超过中央军委预期的战略目标。毛泽东获悉后甚为振奋，于27日亲拟电文，向粟、谭表示祝贺。

  三、及时总结苏中作战经验，向全军推广。

 毛泽东对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的作战经验和方法，极为赞赏，及时加以总结提高，推广到全军。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代表中央军委致电各战略区首长，介绍苏中的作战经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8月26日集中10个团打敌两个团，8月27日集中15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次日，在致陈毅、粟裕等人电报中，结合华东作战成果，再次肯定集中主力打敌一部的歼敌方法，认为“这种打法，从全局看来，用力省而成功多，每战必胜，既能全歼，又能速决，必须教育干部普遍采用”。8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陈毅，希望山东野战军“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休整若干天又打，打后再休整若干天。”每次歼敌一团一旅，打五六次，造成有利局势。毛泽东对苏中作战经验的充分肯定和推广，说明了这次战役实践经验具有示范性，适用于全军对敌作战。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七战七捷的关键在于坚决把握和运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指导原则，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摆脱被动，争取主动，求得大量消灭进犯敌军的有生力量。1946年9月中旬，华中野战军主力北撤后，毛泽东仍不时提醒陈毅、粟裕等人，要依照苏中经验，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后来，华东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发起一系列更大规模的战役，则是苏中战役作战经验的运用和发展。

苏中战役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活运用，为全军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践经验，其影响是深远的。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再次肯定苏中战役、定陶战役的作战经验，进一步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特别指出我军对敌作战，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围歼敌军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并选择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然后迅速扩大成果，各个歼灭敌人。我军作战应“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苏中七战七捷是解放战争之初人民解放军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成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起点。

毛泽东对苏中战役的指导，既高瞻远瞩，又缜密细致。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战略原则上一以贯之，坚定不移。而在前线具体作战部署上，则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启发诱导粟裕等前线指挥员的思路，并充分尊重他们依据战争形势变化而提出的意见，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无产阶级军事战略家的非凡气概和政治家的卓越才能。

毛泽东虽然一生中未曾到过海安，但对以海安为战略中心展开的苏中七战七捷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着苏中局势的发展，认真倾听和吸取粟裕等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以“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及时而正确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一、充分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适时进行战略调整

解放战争开始前夕，毛泽东、中央军委鉴于国民党军队随时可能发动内战的形势，于1946年6月22日拟订南线作战计划，设想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时，山东、太行两区解放军主力向南进行外线作战，华中解放军主力兵出淮南配合作战，并要陈毅、张鼎丞、粟裕等人对“外线作战”计划考虑利弊，提出意见，以不断寻求最佳的作战方案。

    华中分局和粟裕等从华中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内战爆发后可能产生的情况及苏中与淮南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6月27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中主力仍留苏中作战。29日，粟裕在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共同分析华中形势后，又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战争第一阶段，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六师在苏中作战，第二阶段加入淮南作战。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次日即复电张鼎丞、粟裕等：“部队暂缓调动”，并要求刘伯承、陈毅等部暂处待机位置。

    不久，情况急剧变化。毛泽东从各方面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发动进攻，遂果断采取粟裕等人的建议，对原定外线作战计划作重要调整，7月4日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及华中分局：“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7月13日，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态势，进一步明确指示华中分局：“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决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战争初期我军作战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苏中战役就是在这一战略调整之后开始的。

 二、  密切注视苏中战场，及时进行战役战术指导

    早在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就对山东、华中作战问题作了明确指示，要求创造出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建立“一个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并只应该各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其它都是辅助作战方向，不要分散兵力”。根据毛泽东指示，1945年11月组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苏中战役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些决策的正确性。

    1946年7月，为打乱苏中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华中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先在内线打几仗的指示，在苏中解放区前沿迎战敌人。7月13至15日，首战宣家堡、泰兴等地，歼敌3000余人，正式揭开苏中战役的帷幕。毛泽东非常关心，询问是否打的敌八十三师，歼敌多少？在宣泰战斗结束的当天，就指示华中野战军须在南线准备连续作战，“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遵照这一指示，华中野战军发扬连续作战的传统，实施远途奔袭，乘敌整编四十九师于运动立足未稳之际，在7月18日至21日，发起如南战斗。战斗一结束，华中野战军即向毛泽东、中央军委报告了苏中战役十天的战果，毛泽东对此非常高兴，随即致电粟裕等：“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同时提醒道：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息，补充缺额，以利再战。

    如南战斗后，国民党军调集7个旅从如皋、姜堰两个方面，向苏中战略要冲海安进攻。在海安是守是撤的问题上，华中野战军内有不同看法。鉴于苏中前线敌我较为悬殊的情况，华中分局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战，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并把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得到认可。毛泽东还及时予以指导，他要求华中野战军在未获充分补充、休息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过了几天又提醒说：“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六师撤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7月30日，第七纵队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战，毙伤敌3000余人后，于8月3日主动放弃海安。华中野战军政治部适时发出“关于撤出海安后解释要点”，说明海安外围阻击战的意义和撤出的原因，稳定了军心和民心。敌人占领海安后，形成一种错觉，极度吹嘘：“共军伤亡过大，损失二三万人”，“已被击溃”。遂分兵冒进，连占西场、丁所、李堡等地。早在8月2日，毛泽东就致电粟裕，询问一个月内可否于苏中再歼敌两个旅。5日，粟裕回复毛泽东，表示若淮南五旅东调苏中，则8月内有把握再歼敌两个旅。7日，粟裕又电告中央军委：歼敌良机即将成熟。毛泽东审计度势，于次日复电粟裕“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并指示张鼎丞、谭震林等，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根据这一指示，谭震林即率淮南五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奔赴苏中。8月10日，华中野战军一师、六师、七纵在粟裕等指挥下，奇袭李堡，至次日下午全部结束战斗，计歼敌9000余人。李堡战斗的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在内线作战的决心。8月13日，毛泽东又致电粟裕、谭震林，鼓励华中野战军利用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之机，在苏中再布置几次作战，并指出诸如敌九十九旅及六十五师一部、交通总队等，“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同时告诫说：“切勿骄傲，每次作战均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不要轻敌。并注意休整部队，保存元气。”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指导了尔后发起的丁（堰）、林（梓）攻歼战、如黄路歼灭战和邵伯保卫战的胜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依据苏中实际，华中野战军抓住战机，深入敌后腹地，钻进敌人肚子内，于8月21、22两日，发起了丁堰、林梓攻歼战，歼交警第十一总队3500余人。1946年8月中旬，华中野战军初拟进攻南通、海门，吸引如皋、海安等地国民党南援而歼之。毛泽东同意华中主力南下，但主张不必强攻大城市，他认为攻占丁堰等地后，海安、如皋之敌有可能不敢南下，因此建议考虑第二步是否可以攻占磨头镇、张黄港、加力市，并相机攻占黄桥，调动或迫退海安、如皋之敌，将敌后方之军，那怕每处一营一连予以歼灭，均有极大意义。根据苏中敌情变化，粟裕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十分正确，十分中肯，进攻南通条件不成熟，遂决定以黄桥为主攻方向。此时，邵伯保卫战已经打响，带领华中野战军进攻黄桥等地，实施“攻黄救邵”战略，于8月25日至27日将敌九十九旅、七十九旅一部阻击包围于如黄分界、加力附近，予以全部消灭，邵伯之敌闻讯也狼狈撤回扬州，至此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实现并超过中央军委预期的战略目标。毛泽东获悉后甚为振奋，于27日亲拟电文，向粟、谭表示祝贺。

  三、及时总结苏中作战经验，向全军推广。

 毛泽东对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的作战经验和方法，极为赞赏，及时加以总结提高，推广到全军。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代表中央军委致电各战略区首长，介绍苏中的作战经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8月26日集中10个团打敌两个团，8月27日集中15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次日，在致陈毅、粟裕等人电报中，结合华东作战成果，再次肯定集中主力打敌一部的歼敌方法，认为“这种打法，从全局看来，用力省而成功多，每战必胜，既能全歼，又能速决，必须教育干部普遍采用”。8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陈毅，希望山东野战军“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休整若干天又打，打后再休整若干天。”每次歼敌一团一旅，打五六次，造成有利局势。毛泽东对苏中作战经验的充分肯定和推广，说明了这次战役实践经验具有示范性，适用于全军对敌作战。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七战七捷的关键在于坚决把握和运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指导原则，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摆脱被动，争取主动，求得大量消灭进犯敌军的有生力量。1946年9月中旬，华中野战军主力北撤后，毛泽东仍不时提醒陈毅、粟裕等人，要依照苏中经验，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后来，华东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发起一系列更大规模的战役，则是苏中战役作战经验的运用和发展。

苏中战役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活运用，为全军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践经验，其影响是深远的。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再次肯定苏中战役、定陶战役的作战经验，进一步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特别指出我军对敌作战，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围歼敌军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并选择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然后迅速扩大成果，各个歼灭敌人。我军作战应“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苏中七战七捷是解放战争之初人民解放军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成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起点。

毛泽东对苏中战役的指导，既高瞻远瞩，又缜密细致。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战略原则上一以贯之，坚定不移。而在前线具体作战部署上，则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启发诱导粟裕等前线指挥员的思路，并充分尊重他们依据战争形势变化而提出的意见，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无产阶级军事战略家的非凡气概和政治家的卓越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