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武工队长

我当武工队长
袁锡范
 
我于1942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之后的几年里在海门地区从事对敌武装斗争工作。每当回忆当年对敌斗争中的一些往事，总是心潮澎湃。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现在想起仍历历在目……
“以毒攻毒”智救“人质”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大举进攻江苏、山东解放区，海门地区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还乡团反攻倒算，到处抓人迫害我军属和群众骨干，制造白色恐怖。一天我接到报告，驻麒麟镇的还乡团头目季锡祥、龚保言和蔡刚等人把我军战士高祥元的母亲、杨章福的父亲抓入敌据点当做人质，逼迫他们的儿子从部队回来投降，否则就要杀害两位老人。我当时是唐袁乡武工队长，听到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和同志们商量营救办法。由于当时许多民兵骨干先后补充到正规部队去了，现有力量不能与敌人硬碰硬，必须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万不得已才进行武装解救。开始我冒着生命危险直接出面与还乡团接触，几经交涉，他们始终拒不放人，气焰十分嚣张。在此情况下，我们被迫采用“以毒攻毒”的方式进行武装解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摸清还乡团头目季锡祥和骨干龚保言的家庭情况后，化装潜入大洪镇，把在层层保护下的季锡祥的老婆以及住在一匡的龚保言的老婆带到武工队，对她们进行了警告和教育，让她们规劝自己的丈夫尽快放人；同时我们也严厉正告据点内敌人，让他们尽快释放人质。季锡祥等人一看情况不妙，为保家人，无奈只好先期释放了我方两位军属老人。
这次针锋相对营救“人质”，在当地影响很大，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贫苦群众，同时也为动员群众大参军和支前作了准备，在随后的大参军运动中，广大贫苦农民踊跃报名参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左耳轮上的枪伤
在我左耳轮上有一枪伤缺口，是解放战争时期对敌斗争形势紧张时刻留下的。
1947年初，敌我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尖锐、残酷，敌人在三厂、麒麟、悦来、三阳镇等交通要道筑据点、架电线，向我解放区疯狂反扑。为针锋相对地打击敌人，让他们变成“瞎子”、“聋子”，我带领武工队员采取游击战术，晚上出击，四处放倒电杆，割断敌人电话线，破坏敌人的通讯。初夏的一个晚上，我们趁着月黑风高又破坏了敌人的电话线，天亮前把割下来的电话线掩埋收藏好，然后分散到“堡垒户”（战争年代斗争环境极端残酷的情况下，觉悟群众舍生忘死、隐藏保护共产党干部和子弟兵的关系户，是保护和积蓄对敌斗争力量的基地）家中休整。上午10时许，我正在一张姓“堡垒户”家中休息。突然，敌人向张家包围过来，等张大爷发现时已来不及呼喊我了，只能用锄头使劲敲击地面。我听到沉重的敲击声，一骨碌翻身坐起，看见敌人已到前宅边上，相距只有十几米远了，情况十分危险。我立即抄起短枪，打开后门跑出隐蔽。敌人发现后，立刻朝我开枪射击。我边打边撤，游过后宅沟，穿过芦苇丛，借着庄稼地掩护飞奔离去。在撤退中敌人的子弹嗖嗖地打得周围泥土飞溅，芦苇断倒，其中一颗子弹打中我的左耳轮，血流不止。我边捂着伤口边还击，越跑越远。敌人隔着河眼看实在追不上我了，才放了一阵乱枪悻悻离去。

主编：王茂华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