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在抗战时期 对反顽斗争所作的贡献

刘少奇同志在抗战时期对反顽斗争所作的贡献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同志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刘少奇同志为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笔者通过学习研究华中抗日斗争的历史，深感刘少奇同志为发展华中、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很多贡献，故此，仅以抗战时期刘少奇同志在反顽斗争中所作的贡献为题写一文章，以表示对刘少奇同志的缅怀和崇敬。
一、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向党中央提出反顽斗争建议
1938年11日9日，中央发出《关于中原局委员会的通知》，任命胡服（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敌后抗日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1939年，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同志到华中加强党和新四军的领导，这就把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托付给了刘少奇同志。1938年12月，汪精卫等国民党要员公开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也开始走上了消极抗战的老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 防共”、“ 限共”、“ 反共” 的反动方针。1940年春节后，国民党顽固派把反共的重点转向了华中。1939年9月5日，刘少奇同志参加完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后，再次于同年12月初，率领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深入华中敌后。当他一到皖东定远藕塘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太平集之后，就不顾路途辛劳和胃病不适，开始调查研究。他经深入调查，得知新四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已初步开辟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和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同时，也了解到，江北新四军的工作由于受到东南局及新四军负责人的影响，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未能真正发动起来，江北新四军的处境比较困难，抗日局面没有打开。当刘少奇同志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他既为皖东根据地的初创感到一丝欣慰，但更多的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他深知落实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还相当艰巨，首要的问题，是要在干部中进一步消除右倾错误的影响。
刘少奇同志到皖东之后，在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了上述情况的基础上，很快摸清了华中地区敌我顽三角斗争的情况，并及时向党中央提出了反顽斗争的建议。为了统一思想，明确发展方向，制定反顽斗争策略，刘少奇同志从1938年12月至1940年2月，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比如，在1940年2月下旬召开的第三次中原局会议上，作岀了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决策。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李品仙、韩德勤部积极向皖东进攻的形势，为了保卫皖东这一重要的抗日阵地，会议制定了反磨擦方针，决定对北取攻势，对南取守势，要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只有敢于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才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刘少奇同志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使皖东地区的不利局面得到迅速扭转。1940年4月6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提出皖东反顽作战部署的意见：新四军在津浦路东的部队准备对向北撤退的韩德勤部实施坚决突击，消灭其一部，并将韩顽赶过淮河。现在韩德勤的后方兴化等地空虚、新四军第一支队向北发展，此时是最好机会。1940年4月7日，刘少奇致电项英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江北磨擦加紧，顽方必先要摧灭我江南新四军。建议军部附近的非战斗人员、干部、伤病员以及重要物资尽可能迅速向苏南转移，避免磨擦冲突中的损失。” 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意见和建议，都是他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通过进一步分析判断后，认为必须采取的相应对策。
二、坚持统战方针，参与党中央作出反顽斗争的决策
1940年4月，顾祝同多次提出要江北部四军全部南调，并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上饶谈判，4月中旬，袁国平到上饶与顾祝同开始谈判。在项英想调叶、张两个团返江南的情况下，刘少奇同志于4月12日致电项英，指出：“中央决定江南部队立即向苏北发展，江南应为箝制方向，且江南武装冲突尚未发生，或者还可和缓一短时，请暂缓调动叶、张两团。”可是在4月16日，项英又致电中共中央：“袁到上饶征求缓和，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个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194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电项英：“叶、张两团以留在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这就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了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建议。1940年6月6日，刘少奇同志再次向中央提出：“目前我们应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主力打击韩德勤，大体上解决苏北之任务，以后集中主力向西解决皖东、皖东北问题。” 并且设想了由南下增援的八路军、从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部以及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三面配合，协同解决苏北问题的方案。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40年7月30日，毛泽东同志致电刘少奇、陈毅等人：“关于苏北问题，我们同意胡服（刘少奇）的意见。” 华中发展方向的确定，是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把中央的指示与华中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首先提出，最后由中央决定的重要决策。这个决策统一了华中我军的意志，明确了发展方向。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非常义愤，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将士报仇。194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指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1月14日，毛泽东收到新四军陷入绝境的最后一封电报，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1月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刘少奇同志收到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后，1月15日，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因为，目前还需要推动蒋介石抗日，不能全面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的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刘少奇同志的建议既坚持了反顽斗争的统战方针，又灵活运用了斗争策略。这一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采纳，及时作出了反顽斗争的相应对策。
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出动主力三万多人包围黄桥，而新四军仅有5000战斗人员，情况十分危急，黄桥决战迫在眉捷。为了配合苏北斗争，刘少奇同志电告陈毅，表示支持陈毅与韩顽决战。针对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刘少奇同志要陈毅在黄桥坚持一至两个星期，待黄克诚部南下到达后再打。但是，顽固派进攻在即，等待八路军支援已来不及，陈毅果断决定，打一个以少胜多的背水战！刘少奇同志于1940年10月2日，将黄克诚部驰援黄桥的情况火速电告党中央。党中央立即致电周恩来，要周恩来转告国民党当局，发出了“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的指示。黄克诚部的迅速南下，使国民党顽固派受到了震慑，对新四军黄桥决战起到了战略配合的作用。黄桥决战的胜利，狠狠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胜利会师，典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基础。
三、作岀正确部署，领导军民同顽固派进行英勇斗争
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日军向皖东地区发动了第一次大“扫荡”，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打开了皖东地区的抗战局面。可是在我对日军反“扫荡”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皖东地区制造的磨擦日益加深，妄图占领我新四军开创的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下旬，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部向定远大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发起进攻，刘少奇同志命令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从路东到路西支援。江苏省代主席韩德勤趁我新四军第五支队西调，路东地区空虚之际，集结六个团一万多人，在3月21日向第五支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半塔集发起围攻，企图取得东西夹击之效。在这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刘少奇同志采取了对各路顽敌的斗争策略。他电令在鄂东的李先念部停止对李品仙部的冲突，形成同桂军和缓的气氛，同时，命令路东留守的新四军“固守待援”。 当时，虽然路东部队已处于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局面，但在人民群众和广大民兵的支持配合下，坚守了半塔集阵地长达七天七夜的时间，打退了韩顽十多次进攻。3月27日，路西我军大捷后，罗炳辉率主力部队挥师东进，在叶飞率领的挺进纵队的配合下，于3月29日，兵分三路，实施了全线出击。此时，韩徳勤部被打得军心动摇，不得不仓惶逃窜至淮河南岸，至此，我半塔集保卫战取得胜利。
1940年5月，由管文蔚、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在经过大桥地区取得反“扫荡”战斗的胜利后，移住郭村休整。当时，刘少奇同志正在半塔集部署反顽斗争。叶飞遵照陈毅的命令率部驰援半塔集反顽战斗，刘少奇与叶飞第一次见面就明确告诉他：“中央的任务，现在就是解决苏北问题，这不光是新四军的问题，也是八路军的问题，是全党的问题。新四军来到苏北，一是要解决反摩擦，二是要建立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的指示给叶飞很大鼓舞，从而使叶飞坚定了保卫郭村反摩擦的决心。刘少奇同志早就预料到反顽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他认为，虽然我们千方百计争取李明扬中立，但中间分子总是摇摆不定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斗争才能求得团结。为此，在军事上积极部署部队向郭村增援。1940年5月9日，刘少奇电报指示：“如李、韩向新四军进攻，八路军绝不袖手旁观。”5月23日，刘少奇又发电报指示，要陶勇的苏皖支队向大桥一带运动，以支援挺进纵队反“扫荡”、反“摩擦”。5月31日，刘少奇打电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指示陶勇的苏皖支队即归陈毅指挥，以确保郭村反顽斗争的胜利。事实正如刘少奇同志预料的那样，就在同年6月28日，李明扬、李长江在韩德勤的挑拨下，由中立倒向了反共，纠集了十三个团的兵力围攻我新四军挺进纵队休整地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被迫自卫还击。陶勇的苏皖支队在刘少奇同志的一再指示下，由天长一带火速驰援郭村。于6月26日，击溃了李长江第四纵队陈中柱部的三个团，有力配合了郭村保卫战。对于郭村保卫战，后来，叶飞在回忆中说：“这个仗为什么坚持要打，就是执行了刘少奇同志给我们的任务，为了打开华中局面，解决苏北问题，并不是为了郭村这个小地方，这是大局。”
综上所述，刘少奇同志为夺取反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当他深入华中敌后，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摸清敌我顽三角斗争的实际情况之后，尤其是在反顽斗争的危急关头，他不仅及时向党中央提出了反顽斗争的意见和建议，坚持统战方针，参与党中央作出了许多反顽斗争决策，而且还直接置身于反顽斗争的战场指挥。人们在为刘少奇同志为夺取反顽斗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叫好的同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在那一次又次反顽斗争的过程中，无不充分体现岀刘少奇同志把政治家的胆识与灵活斗争的策略运用到军事行动上来的谋略水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撰稿人: 王茂华
编辑发布：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