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心向党敢于守后方

一、战火灼童心 踏上革命路
我叫王珊英，1928年5月13日出生在江苏泰兴。我从小就没有见过爷爷和奶奶，只知道他们是农民。当时正处于乱世，生活窘迫，导致大家庭分家，子女拆散了。我父亲离开家到泰兴开荒种田，抚养我兄妹三人，那时候开荒种田养家糊口不易，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根本无法维计，之后全家就迁到靖江。
在靖江，父亲既种田又蒸糕，家庭生活稍有改善，但仍入不敷出。后来，我的哥哥在1937年到靖江西来（今江苏省靖江市西来镇）开中药店，我姐姐也出嫁了，我就在家里做些简单的家务，有时跟在父亲身后，他在田间劳作我在旁边玩耍。当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时，看到一样大的孩子上学，就跟母亲嚷嚷说上学事情。母亲是同意的，但父亲受男尊女卑的思想影响，一直比较犹豫，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父亲终于同意了。我小学只上到三年级，至今还记得上学时唱的一首歌——《大刀进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虽然我不完全明白歌词中的含义，但朦胧懂得生活的不易和世道的艰难。
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占领沿海许多城市，日本鬼子也来到了靖江，烧了我们的学校，我失学了，那时我才十三岁。鬼子常下乡到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我曾亲眼目睹鬼子上房揭瓦，老百姓一逃跑，鬼子就开枪，他们的枪法很准，一枪就把人打死。这些给我带来了极大恐惧，由于年龄小，不懂革命，只有恐惧和害怕。但我还是想上学，耳边常想起学校朗朗读书声，回忆起老师们教的唱歌、跳舞、扭秧歌，一心就想读书，可是学校没了，求知心切的我就加入儿童团，从此接受了革命教育。
说实话，接受革命教育，并不是说我思想上进步，至少在我小的时候，还不很懂“革命”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但随着参加儿童团学习、宣传抗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渐渐使我明白革命的道理。之后，我参加了土地改革，积极开展动员、收公粮、拿棍子插地界活动，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后来我就参加了妇联工作。当时村里许多人家受男尊女卑思想影响，不愿意让女孩在外做事，但我父母比较开明，尊重我的意愿，于是我成为妇女工作积极分子，并担任妇女小组长，后来成为妇女主任。我年龄不大，却组织承担大量妇女工作，白天缝被子、做军鞋、特别是到部队里缝军服。我记得有一年自己做了将近一个月的棉裤、棉衣，那个时候没有被服厂，在部队里帮忙缝被子都是义务劳动，加班加点做冬装，就是为了支援前线部队，大家虽然累一点，但大家都感到愉快和值得。夜幕降临，我还安排大家挨家挨户地去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发动工作，宣讲革命道理。
二、做地下工作 敢于斗争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时，我就在家里，当地没有庆祝活动，我是从家里订的一份报纸上看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我记不得报纸的名字了，是一份当地农村的小报，是共产党宣传的报刊，我为抗战胜利而高兴。
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的敌人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时期的斗争异常残酷和艰苦的。为什么呢？县里的干部北撤了，游击队也北撤了，我们不能跟随他们一起北撤，组织联系被迫中断，从事的革命工作与组织失去联系。我很彷徨，但革命信念没有变。我经靖江县工作队王素芬、许梓仁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因当时到处白色恐怖，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组织都是单线联系，秘密加入，组织上的人撤离后与我失去了联系。但我坚信要跟党走，走革命路，做革命事，1948年经农会主任吴少兰、通信站站长羊玉清两位同志介绍，再次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1947年的斗争形势极为严峻，革命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当时，我家对面就有个通讯站，通讯站的工作都是保密的，成员都是单线联系。1948年羊玉清站长（2018年去世，去世前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负责组织青年参军工作，吸纳我进站。组织上认为我是女同志，不宜被人怀疑，安排我做地下监视工作。当时，我们村住着两户地主人家，我暗中不分昼夜地监视他们一切行踪，要知道家里来了什么人，如果是亲戚，还要进一步调查亲戚是什么人，在确认情报正确无误后及时上报，一切信息做到准确严谨，丝毫不马虎，这方面工作没有出过差错。此外，我还负责观察吸毒、吃鸦片、抽大烟的人以及流氓的情况，收集信息交组织处理。我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勇于斗争，工作把握分寸，得到羊玉清站长的好评。
1947年后，形势有所好转，当叛变者、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联系、作风不正派的人逐渐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后，斗争环境有所改善。经过组织考察，1948年4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光荣参军入伍，成为华东财经公安总队一大队的一名解放军战士。
三、白衣天使 救死扶伤
我参军后，通讯站站长羊玉清派通讯员秘密送我和另外两人（一位叫张秀英，一位叫张美英）一同前往泰兴，再辗转其他地方，一路艰辛难以言表。那时候没有休息的地方，有时我们夜里行军一跑就近百里路，实在瞌睡就闭着眼睛走路，摔倒就爬起来。等我们到了盐城郊区，发现脚上打满了血泡，疼痛难忍，但当时我们有强烈的信念，一定要坚持到底。到达目的地后，因为我上过小学，有一点文化，喜出望外地看到牌子上写着华中医务学校，明白此后要当白衣天使，去治病救人了。
当时的学校，条件极其简陋，教室里没有凳子，大家就拿布袋子、背包当凳子，没有桌子，就用自己的腿当桌子。白天上课，学习内科、外科、细菌学等知识，晚上还要参加训练，哨子一吹，打背包、走夜路，尽管学习过程很艰苦，却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在学习中，我积极主动，较快掌握了医疗基础知识，但深知自己文化水平比较低，没有读过初中，需加倍努力和刻苦才行，我经常是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书温习，经自己的努力，取得较好的成绩。
学校里有四个排的女同志，一共一百多人，我脱颖而出，1949年1月，被分配到苏北军区直属医院转运室。转运室是负责什么的呢？战争年代缺医少药，各个地方作战负伤的战士都要进行分类，如爆破伤、外伤、贯穿伤等，都要在分类后转移到医院。重伤的战士分到一院、二院、三院和野战医院进行治疗；轻伤的战士如果能跟随部队行军，我们就带着走，我们是属于最前方的后方，是转运单位，无固定场所，有时住在庙里。
由于医疗器械、药品、包扎绷带、酒精奇缺，无法消毒，我们有时用盐水清洗伤口，用衣服、毛巾堵血包扎，处理好就赶紧转运。除了外伤，还有致死率很强的传染病，像疟疾、伤寒、日本血吸虫病等（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祸害）。当时有些大肚子病号，实际上就是日本血吸虫病，这些病人需要医护人员日夜守护，反复擦拭用药。就是疥疮（由人型疥螨寄生于人体皮肤表层内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皮肤病），都要想办法治疗。我记得有些伤员生了疥疮，我就用尺子长度差不多宽的板子，让战士躺在上面，用硫磺抹在身上。疥疮现在都很少见了，那时候卫生条件差，像盐城那一带是盐水地区，衣服不易晒干，总是潮乎乎的，睡地铺，睡稻草，身上很容易生虱子，长疥疮。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由于医院集体床铺，也都被感染了。
战火纷飞，保护好每一位伤员是我的职责，虽然一些伤员有传染病，但我不怕接触伤员，因为解放军是自己的部队，我一直把伤员当兄弟对待，像亲人一样照顾，虽然工作很累，日子很苦，但心里很踏实。但对待俘虏的国民党伤兵，还是有点害怕的！俘虏后的伤员也会送到我们这里来治疗，其实也不是害怕，就是不喜欢他们，曾兵戎相见，感情上不能接受。尽管如此，我对于国民党的伤员，还是一样帮他们治疗。有一位给我们讲医药学的老师，就是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因为他在国民党那边是药剂师，就过来给我们讲药剂学。刚开始，我们都不太愿意跟他接触，后来时间长了，接触才多了起来，但始终和自己的同志有区别。看见自己同志负伤会很同情，很关心，对于国民党的俘虏，就没有这种感觉。
四、渡江战役 做好医疗保障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我被分到苏北军区医院参加渡江。当时天天下雨，我跟随部队行进到靖江，泥路难行，边走边休整边救治，治好的战士都参加了渡江战役。我记得是先从黄河故道八滩镇（今属盐城市滨海县）夜行军到盐城，一路向南，基本上是昼伏夜出。白天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我们下午四点开饭，六点开始行军。我们刚从盐城动身，就遇到敌机，头上和身上的背包都插着树枝做好伪装，大家伏在地上一动不动，不幸的是一匹驮着药品和急救用品的白马炸得粉碎，宝贵的药品也都炸没了。老百姓的坟墓被炸出一个大坑，死人的棺材飞上了天。当行军路过靖江，正好路过我家门口，但部队有纪律，离家再近也不能回家，我遵守这个要求没有回家。
渡江的这一天，我记得是4月23或者24日，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大部队渡过长江后，我们是坐小船渡江，正好赶上退潮，船上不了岸，只好顺风到了常州。我们在常州的一个庙里停留一个晚上，第二天再急行军，驻扎在无锡荣巷，医护人员住在老百姓家，伤病员住在荣巷的一个庙里。我们安顿好伤员后，立即对患者进行治疗，有些传染病需要用特殊的药进行静脉注射，此药不能滴在皮肤上，否则会皮肤溃烂。我技术比较好，患者都要我打，我尽心尽力打好每一针，照顾好每一位伤病员。当时荣巷周围环境极为复杂，又离梅园很近，我们一位指导员在梅园就被人打了黑枪牺牲了。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为以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为此，我荣获一枚“渡江胜利纪念章”。
五、不忘初心 建设大西北
1950年，部队进驻上海并进行改编，苏北军区直属医院改为苏南军区直属医院，驻扎在福州路17号，经常换地方，七宝我也住过，浦东我也住过。直属医院改编了好几次，部队番号也经常变。我们在医院，除了行医，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我曾报名参加解放台湾和朝鲜战争，但医院需要大量医生医治当时由侵华日军细菌战引起的很多怪病的病人，组织未批准我去参战。
1951年，我被调到华东公安十七师后勤直属医院任医助即付（副）排级干部，工作勤恳、认真，多次在三八节大会上受到表彰，荣获华东军区公安十七师后勤医院记四等功2次。在上海，我认识了我的爱人刘毅，我爱人在1952年6月被调任华东财经公安总队政治部干部科助理员，他曾在文化速成班任指导员兼教务主任，当时我是学员，我们就此相识相爱。我爱人是南通人，我是靖江人，可谓是老乡，我俩关系很好、很融洽。1953年2月，经部队批准，我们结了婚。1954年，我所在的部队整编转入地方，我转业到了上海贸易职工医院，分在门诊部，既看病也做行政工作，之后成为门诊部主任。那时的我做事很拼命，一边主持门诊日常工作，一边在黄埔区的上海医学院上夜大，一边要组织参加大炼钢铁，一边还要组织晚上政治学习，到家还要管孩子，曾累的吐过血，但仍带病坚持工作。
1960年，为了加强边防建设，保卫祖国，武警部队上海总队调我爱人到新疆总队工作。从条件优裕的上海，到气候、生活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各种考验接踵而来——家庭的困难，特别是爱人身体不适应，各种疾病缠身等。尽管如此，我还是在1961年毅然决然地决定举家迁往新疆，支持丈夫工作，建设大西北，于是我被调往新疆独立师部队医院工作。因为当时我已经转业到地方，如果再穿军装，需送到中央军委批准，手续很复杂，所以我就没能再穿上军装，就这样在部队医院一干就是六年。
为了提高医术水平，我在新疆军区总医院进修深造，受益匪浅。我除了为部队服务外，为了更好地服务少数民族，我还学了维吾尔族口语，至今还记得一些维语词。再后来由于爱人工作调动，我又被分配到新疆公安厅少年管教所做医务工作。1969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新疆独立师与青海独立师换防，我爱人调任青海独立师，任一团副政委，后调任七团任政委，我又随军来到青海，青藏高原的缺氧，自然环境的恶劣，生活和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战火纷飞年代走过来的我，依然具有坚强的意志，勇于斗争的勇气，不忘初心，仍然选择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工作，在青海省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做了一名小儿科医生，曾多次当选西宁市党代会代表，受到当地群众的尊敬和信赖。我记得有个小女孩，经常哭闹，夜间常把大便弄到床上，她母亲到处求医无果，打听到我，慕名而来。我判断是因腮腺炎未治愈，虚弱又引起结肠炎而导致的。因我曾经进修学习过中医，采取中西并举，中药调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小女孩痊愈了。这样的事例很多，举不胜举。我年轻的时候投身革命，参军入伍，从医37年，一直到1985年10月离休，无怨无悔。
【学生感悟】
王珊英老人自幼便受到抗日打鬼子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农村土地改革和妇女工作。像王珊英这样身处后方的女性虽然不直接在战场上杀伤敌人，但她们缝制棉被和冬装，给战士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资以及医疗救助。若是没有这些女性的付出，又何谈战士们在前线无后顾之忧地战斗。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改造是巨大的，其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妇女的解放，由此促成了妇女政治觉悟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妇女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进入了国家政权建设序列之中，传递情报，救助伤员，缝衣做饭，在支前工作中发挥了作用。编辑发布：蒋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