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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讲述抗日经历

点击:时间:2019-01-05
【张正,男,1927年2月出生,江苏南通人,1945年3月参加革命,194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省昆明市副市长、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后享受副省长级医疗等待遇。】
看到你们来,我很高兴!最近我心情十分激动。首先,党的十九大召开是一件大喜事,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毛泽东领导我们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一部分人富起来,习近平领导我们强起来。这是我们参加革命时的初心。我是老战士中的幸存者,看到今天的大好形势,感到非常满意!其次,我们正在过重阳敬老节。过去提50半百,60一个花甲,70古稀,现在提花甲重开、古稀双庆,希望活到120、140岁,了不起。第三就是你们家乡人来看望我。我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
我的老家住在南通市东郊的三圩头,现为南通市通州区先锋镇。我的祖父是个私塾教书先生,祖父辈兄弟3人,老大、老二家未有生育,祖父排行老三,生了我父亲兄弟6人。按当地风俗,大伯过继给大祖父,我父亲排行老二,过继给二祖父。我父亲种过田,当过学徒,做过小贩,当过佃户,打过工,差一点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憎恨日本侵略者,主动送子参军打鬼子。我的外祖父也是私塾教书先生,共生育7个子女,我母亲是老大,大舅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民,思想进步,主张抗日救国,送子参军,解放后曾任南通县政协委员。小舅当过中学教师,做过当地区长,后参加国民党军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五姨母是他们五姐妹中最有文化的,也是参加革命最早的一位。我的表兄弟姐妹中,因受五姨母影响,有10多人参加了革命。
我于1927年2月2日,即农历丁卯年正月初八出生。我有一个哥哥,叫张闰;有一个妹妹,叫张素兰。在上世纪3、40年代,由于战乱和贫穷,我们兄妹3人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读书机会,应该享受的未能享受到。父亲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木箱加工厂做工,由于日本鬼子轰炸上海,工厂被炸毁,有的员工被炸死。我父亲和其他没被炸死的员工被解雇。这些国恨家仇,在我心里埋下了仇恨旧社会、憎恨侵略者的种子。1941年,一位远房亲戚见我家贫苦,建议我去当和平军(伪军),混碗饭吃,被我和我的父母断然拒绝。1942年清明节后,我的堂兄张耕嘉约我去海门三星镇找新四军,我当即跟他出了门。谁知找了3天没找到,自带的干粮已经吃完,少量零花钱已经用完,不得不返回家里。
1943年,日本鬼子在我家乡实行大清乡、大扫荡,在我家的四周都设立了据点。其中西面观音山的据点因为离南通城近,日伪军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准备夜袭观音山据点。区里发动周围数千名群众配合。我当时也参加了。战斗打响后,四周的群众齐声高喊缴枪不杀,以助军威。日伪军不知底细,一面开枪还击,一面拼命向西往城里逃。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拿下了据点。
1943年冬,在父母支持下,我兄张闰离开小学教师岗位,参加了革命。他将名字改为苏建中,被分配在紫琅区财经分局任财经助理。以后我们家就成了区里的联络站,区里的同志经常来我们家,大家相互比较了解和信任。区里需要的物品,乡间集镇上买不到的,就委托我父亲到南通城,以运垃圾作掩护,将东西放在垃圾堆里安全运出,受到区里好评。
那时候,我受五姨母(1940年入党,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和哥哥的影响,曾多次向区里的同志提出参加新四军的要求,区里的同志总是不答应,说干革命不仅要吃苦,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你哥哥已经参加了革命,你如再参加,你父母亲会舍不得而不会同意的。你还小,可以留在家里为我们收集情报,传递信息,这也是革命工作。但是,那时我要参加新四军的意志比较坚决。1945年春节过后,我正式向父母提出参军要求。父母没有反对,但也没有答应。他们的心里是矛盾的,从情感上说,他们肯定舍不得。再说,大儿子参加革命,外面已经有了风言风语,现在小儿子去革命,对外怎么说?被鬼子汉奸知道了可不得了。后来,明理的父母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毅然同意了我的要求。父亲还亲自将我送到了共产党紫琅区委书记周浩然的手上。为了掩人耳目,父母亲对外造舆论,说小白兔(我的乳名)嫌父母不帮他做新衣服,怄气出走了。后来才知道,我走后,母亲背地里一直向着北方哭,把眼睛都哭伤了。
1945年3月,我正式踏上革命之路。当时,我的要求是,或者把我送到新四军苏中公学去学习,或者送我到新四军主力部队去当兵。区委书记周浩然决定满足我的要求,将我送到新四军苏中公学去学习。他把我交到地下交通员手上,要交通员把我送出去。出发之前,交通员向我作了交代,行动要听他指挥,要与他相隔3、50米距离,紧跟着他。当天过第一道封锁线,由于靠我家比较近,地形比较熟悉,很快地渡河向北,走到天黑时到达下一个交通站。交通员作了交接。当晚睡在一位老百姓家里。第二天一早,新的交通员喊我们吃早饭。共进早餐的还有一位青年,叫成利,也是去苏中公学的。我们吃过早饭就匆匆上路,除了吃中饭,几乎没有休息,一下走了8、90里路,天黑以前到达下一个交通站。吃晚饭时,又多了两位女同志,一位叫陆美芳,一位叫毛胜,是三星镇一带的。她们也是去苏中公学的。第三天要绕过掘港镇封锁线,要多走3、40里路。为了赶时间,交通员让我们自带干粮,中午在树荫下吃干粮、喝凉水。后来干脆白天休息,晚上赶路。走的大多是田间小道,涉水过了好几条小河。这样走了10多天,我们队伍也在一天天扩大。安全抵达宝应县苏中行署驻地时,我们已经有了20多人。当天晚上,苏中行署通知开会。首长首先讲话表示欢迎我们从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投身革命。然后分析当前形势,说金融战线迫切需要增加人员。行署和分区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将我们这批青年统统分配到华中印钞厂工作,明天就去报到。对这个决定,自己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知道干革命要服从安排。于是第二天就乘船来到宝应县新舍村华中印钞厂。这里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从外面往里看,就是一个芦苇荡,保密工作做得很严密,对外称新四军枪械修理所。第二天人事部门分别找我们谈话,我和成利分在材料科任保管员和采购员。我们的科长是老红军,叫林立。
我们到厂的第三天下午开欢迎大会。会上大家首先高唱新四军军歌,接着是老红军、厂长胡金魁致欢迎词。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唱新四军军歌欢迎大家?因为我们是新四军的工厂,是新四军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总目标、总任务与军队是一致的,军队从军事战线上消灭敌人,我们从金融战线上打击敌人。大家到这里来,就是从经济战线上与日伪作斗争。我们印的钞票是供根据地军民用的,是革命的财产。我们天天与钞票打交道,但不能用它分文。我们享受的是供给制。相信大家有这个觉悟,很快熟悉印钞工作,热爱印钞工作,在印钞战线上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听了以后十分佩服领导的水平,几句话就解开了我的思想疑虑。接着,会议主持人点名要我代表新同志讲话。我走上主席台,首先向大家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引来全场一阵大笑。这一笑让我心里发了慌,思路乱了套,只好如实反映自己的情况。我讲自己是小学生,不是知识青年,要求去苏中公学学习是希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要求去前线消灭日本鬼子是我多年的愿望。叫我来当工人,算不算革命,当时自己确实拿不准。刚才听了厂长的话,让我懂得了革命道理,印钞和打仗都是打鬼子的需要。我一定向老同志学习,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我的讲话也获得了一片掌声。当天晚餐,全厂都加了红烧肉。以后吃到红烧肉,大家就开玩笑说是不是又开欢迎大会。
开欢迎大会后的第二天,我和成利来到材料科,科长林立,股长李萍给我们布置任务,并介绍我们的工作性质。让我们知道,印钞厂是新四军系统非作战单位,属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双重领导。厂里的主要设备和材料大部分来自上海、香港等地,由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采购来的。要十分珍惜。成利负责在本地的采购工作,我和比我们先来不久的王永才担任材料保管员。材料科每天进出的材料约有1、20吨。这些材料全都是从水路运来的。从船上卸下来搬进仓库,再从仓库里发到各个车间。我和王永才每天每人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靠扁担绳索装卸,其难度可想而知。全厂同志都说我们是大力士。除了参加体力劳动外,我们还要熟记材料的名称、用途等,对千种以上的材料,我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能够熟练地叫出它们的名称,认出它们的形状,懂得它们的性能和用途,无论白天和黑夜,都能正确无误地取出需要的材料。平时我还抓紧学习政治知识和业务知识。我深知自己只是小学文化,所以十分注意学习。我拿到的第一个月津贴,就买了一本王云五编撰的四角号码字典,碰到生字就查字典。我还利用材料包装箱,做了两张桌子,这样学习起来更方便。由于我工作认真,学习刻苦,进步很快,组织上有意培养我。于是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李萍股长征求谁做我入党介绍人时,我表示希望李股长和林立科长做我入党介绍人。李萍股长当即表示同意。当年7月中旬,李萍股长告诉我,党支部已同意我的申请。7月下旬,支部大会正式通过我的入党,并举行了宣誓仪式。
1945年8月15日傍晚,传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好消息。全厂和新舍村立刻沸腾起来。顿时锣鼓震天,鞭炮齐鸣,男女老少欢声笑语,载歌载舞,含着热泪高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这种火热的场面一直持续到深夜。第二天上午,我们厂还召开了军民联欢庆祝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并没有过上几天太平日子。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协议,全面进攻我解放区。到当年11月,形势十分紧张,我们印钞厂被迫转移北上。当时组织上明确由我负责从陆路转移工作。我们工厂有500多工人,凹凸版印刷的机器设备有200多吨重。当时没有汽车运输,我们就雇用当地老百姓的牛马,动员当地民工1000多人帮我们搬运,历经1个多月的努力,克服了种种难于想象的困难,胜利到达鲁南目的地,圆满地完成了转移任务。为此我还荣立了三等功。当时我还不到20周岁。
南通市赴云贵寻访组施文彬、尤来宗、王桂萍、谢建奇          整理:施文彬    编辑:蒋玉武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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