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讲述抗日经历

【张正，男，1927年2月出生，江苏南通人，1945年3月参加革命，194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省昆明市副市长、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后享受副省长级医疗等待遇。】
看到你们来，我很高兴！最近我心情十分激动。首先，党的十九大召开是一件大喜事，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毛泽东领导我们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一部分人富起来，习近平领导我们强起来。这是我们参加革命时的初心。我是老战士中的幸存者，看到今天的大好形势，感到非常满意！其次，我们正在过重阳敬老节。过去提50半百，60一个花甲，70古稀，现在提花甲重开、古稀双庆，希望活到120、140岁，了不起。第三就是你们家乡人来看望我。我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
我的老家住在南通市东郊的三圩头，现为南通市通州区先锋镇。我的祖父是个私塾教书先生，祖父辈兄弟3人，老大、老二家未有生育，祖父排行老三，生了我父亲兄弟6人。按当地风俗，大伯过继给大祖父，我父亲排行老二，过继给二祖父。我父亲种过田，当过学徒，做过小贩，当过佃户，打过工，差一点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憎恨日本侵略者，主动送子参军打鬼子。我的外祖父也是私塾教书先生，共生育7个子女，我母亲是老大，大舅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民，思想进步，主张抗日救国，送子参军，解放后曾任南通县政协委员。小舅当过中学教师，做过当地区长，后参加国民党军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五姨母是他们五姐妹中最有文化的，也是参加革命最早的一位。我的表兄弟姐妹中，因受五姨母影响，有10多人参加了革命。
我于1927年2月2日，即农历丁卯年正月初八出生。我有一个哥哥，叫张闰；有一个妹妹，叫张素兰。在上世纪3、40年代，由于战乱和贫穷，我们兄妹3人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读书机会，应该享受的未能享受到。父亲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木箱加工厂做工，由于日本鬼子轰炸上海，工厂被炸毁，有的员工被炸死。我父亲和其他没被炸死的员工被解雇。这些国恨家仇，在我心里埋下了仇恨旧社会、憎恨侵略者的种子。1941年，一位远房亲戚见我家贫苦，建议我去当和平军（伪军），混碗饭吃，被我和我的父母断然拒绝。1942年清明节后，我的堂兄张耕嘉约我去海门三星镇找新四军，我当即跟他出了门。谁知找了3天没找到，自带的干粮已经吃完，少量零花钱已经用完，不得不返回家里。
1943年，日本鬼子在我家乡实行大清乡、大扫荡，在我家的四周都设立了据点。其中西面观音山的据点因为离南通城近，日伪军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准备夜袭观音山据点。区里发动周围数千名群众配合。我当时也参加了。战斗打响后，四周的群众齐声高喊缴枪不杀，以助军威。日伪军不知底细，一面开枪还击，一面拼命向西往城里逃。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拿下了据点。
1943年冬，在父母支持下，我兄张闰离开小学教师岗位，参加了革命。他将名字改为苏建中，被分配在紫琅区财经分局任财经助理。以后我们家就成了区里的联络站，区里的同志经常来我们家，大家相互比较了解和信任。区里需要的物品，乡间集镇上买不到的，就委托我父亲到南通城，以运垃圾作掩护，将东西放在垃圾堆里安全运出，受到区里好评。
那时候，我受五姨母（1940年入党，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和哥哥的影响，曾多次向区里的同志提出参加新四军的要求，区里的同志总是不答应，说干革命不仅要吃苦，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你哥哥已经参加了革命，你如再参加，你父母亲会舍不得而不会同意的。你还小，可以留在家里为我们收集情报，传递信息，这也是革命工作。但是，那时我要参加新四军的意志比较坚决。1945年春节过后，我正式向父母提出参军要求。父母没有反对，但也没有答应。他们的心里是矛盾的，从情感上说，他们肯定舍不得。再说，大儿子参加革命，外面已经有了风言风语，现在小儿子去革命，对外怎么说？被鬼子汉奸知道了可不得了。后来，明理的父母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毅然同意了我的要求。父亲还亲自将我送到了共产党紫琅区委书记周浩然的手上。为了掩人耳目，父母亲对外造舆论，说小白兔（我的乳名）嫌父母不帮他做新衣服，怄气出走了。后来才知道，我走后，母亲背地里一直向着北方哭，把眼睛都哭伤了。
1945年3月，我正式踏上革命之路。当时，我的要求是，或者把我送到新四军苏中公学去学习，或者送我到新四军主力部队去当兵。区委书记周浩然决定满足我的要求，将我送到新四军苏中公学去学习。他把我交到地下交通员手上，要交通员把我送出去。出发之前，交通员向我作了交代，行动要听他指挥，要与他相隔3、50米距离，紧跟着他。当天过第一道封锁线，由于靠我家比较近，地形比较熟悉，很快地渡河向北，走到天黑时到达下一个交通站。交通员作了交接。当晚睡在一位老百姓家里。第二天一早，新的交通员喊我们吃早饭。共进早餐的还有一位青年，叫成利，也是去苏中公学的。我们吃过早饭就匆匆上路，除了吃中饭，几乎没有休息，一下走了8、90里路，天黑以前到达下一个交通站。吃晚饭时，又多了两位女同志，一位叫陆美芳，一位叫毛胜，是三星镇一带的。她们也是去苏中公学的。第三天要绕过掘港镇封锁线，要多走3、40里路。为了赶时间，交通员让我们自带干粮，中午在树荫下吃干粮、喝凉水。后来干脆白天休息，晚上赶路。走的大多是田间小道，涉水过了好几条小河。这样走了10多天，我们队伍也在一天天扩大。安全抵达宝应县苏中行署驻地时，我们已经有了20多人。当天晚上，苏中行署通知开会。首长首先讲话表示欢迎我们从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投身革命。然后分析当前形势，说金融战线迫切需要增加人员。行署和分区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将我们这批青年统统分配到华中印钞厂工作，明天就去报到。对这个决定，自己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知道干革命要服从安排。于是第二天就乘船来到宝应县新舍村华中印钞厂。这里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从外面往里看，就是一个芦苇荡，保密工作做得很严密，对外称新四军枪械修理所。第二天人事部门分别找我们谈话，我和成利分在材料科任保管员和采购员。我们的科长是老红军，叫林立。
我们到厂的第三天下午开欢迎大会。会上大家首先高唱新四军军歌，接着是老红军、厂长胡金魁致欢迎词。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唱新四军军歌欢迎大家？因为我们是新四军的工厂，是新四军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总目标、总任务与军队是一致的，军队从军事战线上消灭敌人，我们从金融战线上打击敌人。大家到这里来，就是从经济战线上与日伪作斗争。我们印的钞票是供根据地军民用的，是革命的财产。我们天天与钞票打交道，但不能用它分文。我们享受的是供给制。相信大家有这个觉悟，很快熟悉印钞工作，热爱印钞工作，在印钞战线上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听了以后十分佩服领导的水平，几句话就解开了我的思想疑虑。接着，会议主持人点名要我代表新同志讲话。我走上主席台，首先向大家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引来全场一阵大笑。这一笑让我心里发了慌，思路乱了套，只好如实反映自己的情况。我讲自己是小学生，不是知识青年，要求去苏中公学学习是希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要求去前线消灭日本鬼子是我多年的愿望。叫我来当工人，算不算革命，当时自己确实拿不准。刚才听了厂长的话，让我懂得了革命道理，印钞和打仗都是打鬼子的需要。我一定向老同志学习，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我的讲话也获得了一片掌声。当天晚餐，全厂都加了红烧肉。以后吃到红烧肉，大家就开玩笑说是不是又开欢迎大会。
开欢迎大会后的第二天，我和成利来到材料科，科长林立，股长李萍给我们布置任务，并介绍我们的工作性质。让我们知道，印钞厂是新四军系统非作战单位，属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双重领导。厂里的主要设备和材料大部分来自上海、香港等地，由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采购来的。要十分珍惜。成利负责在本地的采购工作，我和比我们先来不久的王永才担任材料保管员。材料科每天进出的材料约有1、20吨。这些材料全都是从水路运来的。从船上卸下来搬进仓库，再从仓库里发到各个车间。我和王永才每天每人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靠扁担绳索装卸，其难度可想而知。全厂同志都说我们是大力士。除了参加体力劳动外，我们还要熟记材料的名称、用途等，对千种以上的材料，我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能够熟练地叫出它们的名称，认出它们的形状，懂得它们的性能和用途，无论白天和黑夜，都能正确无误地取出需要的材料。平时我还抓紧学习政治知识和业务知识。我深知自己只是小学文化，所以十分注意学习。我拿到的第一个月津贴，就买了一本王云五编撰的四角号码字典，碰到生字就查字典。我还利用材料包装箱，做了两张桌子，这样学习起来更方便。由于我工作认真，学习刻苦，进步很快，组织上有意培养我。于是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李萍股长征求谁做我入党介绍人时，我表示希望李股长和林立科长做我入党介绍人。李萍股长当即表示同意。当年7月中旬，李萍股长告诉我，党支部已同意我的申请。7月下旬，支部大会正式通过我的入党，并举行了宣誓仪式。
1945年8月15日傍晚，传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好消息。全厂和新舍村立刻沸腾起来。顿时锣鼓震天，鞭炮齐鸣，男女老少欢声笑语，载歌载舞，含着热泪高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这种火热的场面一直持续到深夜。第二天上午，我们厂还召开了军民联欢庆祝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并没有过上几天太平日子。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协议，全面进攻我解放区。到当年11月，形势十分紧张，我们印钞厂被迫转移北上。当时组织上明确由我负责从陆路转移工作。我们工厂有500多工人，凹凸版印刷的机器设备有200多吨重。当时没有汽车运输，我们就雇用当地老百姓的牛马，动员当地民工1000多人帮我们搬运，历经1个多月的努力，克服了种种难于想象的困难，胜利到达鲁南目的地，圆满地完成了转移任务。为此我还荣立了三等功。当时我还不到20周岁。
南通市赴云贵寻访组施文彬、尤来宗、王桂萍、谢建奇          整理：施文彬    编辑：蒋玉武
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