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一个不愿当伪军旅长的革命英烈
点击：时间：2018-12-29
一个不愿当伪军旅长的革命英烈
新四军挺进苏北之后，苏北有四种军事力量：日军居第一位，韩德勤居第二位，李明扬等地方实力派居第三位，新四军则是名副其实的老四。而韩德勤在苏北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是苏北人民头上的“扫帚星”；如不从他那里夺回抗日的领导权，不扫除抗日的障碍，苏北必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新四军要发展苏北，除了与日伪军作斗争外，还得与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较量。为此，陈毅和粟裕从实际出发，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击敌、联李、孤韩”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苏北的方针。
李明扬表示严守中立，同时请黄逸峰转告陈毅，希望成立一支李、陈和新四军三方面都信赖的部队，作为三者之间的桥梁。李明扬的这个建议得到了陈毅的赞同，他立即请示中共中央由黄逸峰负责筹建。
其实早在1939年夏，中共中央就已经委派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且在通如海泰领导武装斗争的黄逸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设计委员的身份，从重庆前往苏北，考察在苏北组建游击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可行性。
黄逸峰作为国民党的“钦差大臣”到达苏北时，差不多和新四军挺进纵队主力同时渡江北上，但彼此间尚无联系。黄桥决战前后，黄逸峰一面做统战工作，一面就已着手建立“联抗”部队。他联系了大革命时期同在上海党组织工作的周至堃，请他负责军事工作，召集了一批知识青年作为基本干部。10月6日，新四军胜局刚定，李明扬便找到黄逸峰恳谈从速成立部队之事。因为韩德勤战败后仍有一定的实力，李明扬、陈泰运还不能立即取代韩，李、陈与韩更加深隔阂；而新四军发展了导致苏北局面他们也不能左右。所以，想仰仗黄逸峰委员，与重庆方面和新四军方面加强联系，稳住局势，以便他们左右逢源，再图进退。陈毅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党的外围军的指示，消除李、陈的疑惧心理，争取更多的军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指示黄逸峰立即成立部队，其番号用李、陈的。黄逸峰把征得陈毅同意的情况告诉了李明扬，李十分高兴，决定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的名义，并提供一个连的人员和枪支。陈泰运亦表示，可用其“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的名义。于是，黄逸峰偕李俊民等至曲塘组建部队。韩国钧亦积极予以大力支持。
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在海安曲塘正式成立。为区别于李明扬和陈泰运的部队，副司令李俊民从部队联合友军共同抗日的宗旨出发，为部队取代号“联抗”二字。因此，这支部队以“联抗”闻名，其番号全称鲜为人知。
“联抗”部队的建立，在苏中树立起一面团结抗日的旗帜，吸引着爱国的人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各地慕名而来的官兵和进步青年逾千人；同时，来参加“联抗”部队的很多是有组织的武装。其中，有一个不愿当汪伪军旅长的人，却主动派人与“联抗”司令黄逸峰联系要求参加“联抗”部队。而在接到黄逸峰司令亲笔写的委任他为“联抗”支队长的委任状的当天，国民党税警总团陈泰运也送来了委任其为税警某团团长的委任状。面对两张委任状，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舒适、安逸、条件十分优越的税警总团，毅然选择了非常艰苦的“联抗”。他就是黄重厚。
黄重厚又名黄舜遗，1909年1月29日，出生于泰县洪林乡红庙村一个地主家庭。他13岁毕业于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后又考取了中央大学国立南京中学。大革命中，他受到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启发和教育，立志要做一个爱国青年。1929年，他考取上海私立大厦大学。翌年，考入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在校时，他认识了黄逸峰。1935年2月，黄重厚大学毕业。这时国民党里的郦某主动和他联系，请他到萧县任县长，黄重厚婉言拒绝，返回家乡。
1938年春，黄重厚在张沐乡许家庄一带自发组织抗日武装，后经朋友联络，编入国民党江苏省保安8旅杨仲华部，任营长。1939年秋，他进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受训，雄心勃勃要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久，保安8旅杨仲华部投靠了汪伪，编入汪伪的第2集团军，杨虽提升黄重厚为旅长，但黄重厚十分愤慨，坚持爱国立场，不肯就职。他毅然决然地表示：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民族的败类！愤然解甲归田。
回乡期间，正碰上“联抗”扩充部队。黄重厚主动派人与“联抗”司令黄逸峰联系。黄逸峰知道黄重厚不但很有才干，而且爱憎分明，就亲笔写了委任状，委任他为“联抗”支队长，并要求他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扩充部队。就在接到“联抗”委任状的当天，国民党税警团陈泰运部也送来了委任状，委任黄重厚为税警某团团长。两张委任状，对黄重厚是个考验，从待遇上看，税警团舒适、安逸、条件好，“联抗”比较艰苦。但自皖南事变以后，他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行为看得更清楚了。3月10日，在接到黄逸峰的委任状的第二天，他旗帜鲜明，就派人去“联抗”驻地曲塘王家楼领回500只臂章。接着他又亲自乘船去“联抗”领回手榴弹300枚，长、短枪150余支，开始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抗日队伍。
黄重厚首先在本村找青壮年谈心，动员热血青年参加“联抗”，很快就扩充了十几个人。继而率部到丁舍、官庄、青墩等地活动。到处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道理，部队逐渐扩大到100多人。他把支队分为3个大队，分别驻张俞、袁刘、青墩一带继续扩充。1941年4、5月间，黄重厚部队扩充到近500人。部队扩大后，急需军械粮饷，黄重厚主动从自己家里拿出1000多块银元来弥补军费开支的不足。他听说官庄、白扬、高峰等地的地主家里有暗藏枪支，在“联抗”司令部的支持下，他把藏枪者请去开会协商，动员他们借出部分枪支弹药。经过努力，部队武器装备得到加强。
黄重厚治军严谨有方。部队驻东台期间，一天晚上，勤务兵从外面捧回两只西瓜，黄重厚问：“这西瓜哪里来的，给钱了没有？”勤务兵说：“是群众送的，没有给钱。”他严肃地说：“一定要把钱送去，决不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随即掏出钱，按价送给老百姓。刚扩充的部队，成份比较复杂，有从旧军队来的，军阀作风严重，妨碍了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有的地富子弟，对于共产党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政策有抵触情绪；也有少数兵痞，过不惯艰苦生活，不能严格遵守纪律。对这些问题，黄重厚在认真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制定了一整套的纪律制度；对破坏纪律者，严惩不贷。如张俞乡的毛俊山投奔黄重厚部后，以“联抗”名义在张俞、胡练等乡扩充40多人，其中有吸毒的、有盐匪、有兵痞，这些家伙向殷实富户勒索钱财，严重损害了“联抗”的声誉。黄重厚将毛俊山及大部分不纯分子清洗出队，纯洁了队伍。
黄重厚对士兵很关心，不搞特殊。1941年7月，“联抗”奉新四军军部命令，北上盐城军部整训。按规定支队干部配有马匹，但是黄重厚叫勤务兵牵着马，驮着战士们的背包，自己则戴草帽，穿草鞋，和战士们一起步行。
7月22日，部队到达盐城时，正逢日军“扫荡”，新四军军部已经转移，“联抗”部队遂向盐城西北方向前进。部队行至宋家楼附近时，与日军遭遇。激战中，黄重厚率部奋力掩护“联抗”大部队突围，自己却在突围渡河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2岁。
编辑：蒋玉武
新四军挺进苏北之后，苏北有四种军事力量：日军居第一位，韩德勤居第二位，李明扬等地方实力派居第三位，新四军则是名副其实的老四。而韩德勤在苏北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是苏北人民头上的“扫帚星”；如不从他那里夺回抗日的领导权，不扫除抗日的障碍，苏北必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新四军要发展苏北，除了与日伪军作斗争外，还得与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较量。为此，陈毅和粟裕从实际出发，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击敌、联李、孤韩”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苏北的方针。
李明扬表示严守中立，同时请黄逸峰转告陈毅，希望成立一支李、陈和新四军三方面都信赖的部队，作为三者之间的桥梁。李明扬的这个建议得到了陈毅的赞同，他立即请示中共中央由黄逸峰负责筹建。
其实早在1939年夏，中共中央就已经委派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且在通如海泰领导武装斗争的黄逸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设计委员的身份，从重庆前往苏北，考察在苏北组建游击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可行性。
黄逸峰作为国民党的“钦差大臣”到达苏北时，差不多和新四军挺进纵队主力同时渡江北上，但彼此间尚无联系。黄桥决战前后，黄逸峰一面做统战工作，一面就已着手建立“联抗”部队。他联系了大革命时期同在上海党组织工作的周至堃，请他负责军事工作，召集了一批知识青年作为基本干部。10月6日，新四军胜局刚定，李明扬便找到黄逸峰恳谈从速成立部队之事。因为韩德勤战败后仍有一定的实力，李明扬、陈泰运还不能立即取代韩，李、陈与韩更加深隔阂；而新四军发展了导致苏北局面他们也不能左右。所以，想仰仗黄逸峰委员，与重庆方面和新四军方面加强联系，稳住局势，以便他们左右逢源，再图进退。陈毅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党的外围军的指示，消除李、陈的疑惧心理，争取更多的军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指示黄逸峰立即成立部队，其番号用李、陈的。黄逸峰把征得陈毅同意的情况告诉了李明扬，李十分高兴，决定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的名义，并提供一个连的人员和枪支。陈泰运亦表示，可用其“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的名义。于是，黄逸峰偕李俊民等至曲塘组建部队。韩国钧亦积极予以大力支持。
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在海安曲塘正式成立。为区别于李明扬和陈泰运的部队，副司令李俊民从部队联合友军共同抗日的宗旨出发，为部队取代号“联抗”二字。因此，这支部队以“联抗”闻名，其番号全称鲜为人知。
“联抗”部队的建立，在苏中树立起一面团结抗日的旗帜，吸引着爱国的人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各地慕名而来的官兵和进步青年逾千人；同时，来参加“联抗”部队的很多是有组织的武装。其中，有一个不愿当汪伪军旅长的人，却主动派人与“联抗”司令黄逸峰联系要求参加“联抗”部队。而在接到黄逸峰司令亲笔写的委任他为“联抗”支队长的委任状的当天，国民党税警总团陈泰运也送来了委任其为税警某团团长的委任状。面对两张委任状，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舒适、安逸、条件十分优越的税警总团，毅然选择了非常艰苦的“联抗”。他就是黄重厚。
黄重厚又名黄舜遗，1909年1月29日，出生于泰县洪林乡红庙村一个地主家庭。他13岁毕业于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后又考取了中央大学国立南京中学。大革命中，他受到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启发和教育，立志要做一个爱国青年。1929年，他考取上海私立大厦大学。翌年，考入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在校时，他认识了黄逸峰。1935年2月，黄重厚大学毕业。这时国民党里的郦某主动和他联系，请他到萧县任县长，黄重厚婉言拒绝，返回家乡。
1938年春，黄重厚在张沐乡许家庄一带自发组织抗日武装，后经朋友联络，编入国民党江苏省保安8旅杨仲华部，任营长。1939年秋，他进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受训，雄心勃勃要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久，保安8旅杨仲华部投靠了汪伪，编入汪伪的第2集团军，杨虽提升黄重厚为旅长，但黄重厚十分愤慨，坚持爱国立场，不肯就职。他毅然决然地表示：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民族的败类！愤然解甲归田。
回乡期间，正碰上“联抗”扩充部队。黄重厚主动派人与“联抗”司令黄逸峰联系。黄逸峰知道黄重厚不但很有才干，而且爱憎分明，就亲笔写了委任状，委任他为“联抗”支队长，并要求他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扩充部队。就在接到“联抗”委任状的当天，国民党税警团陈泰运部也送来了委任状，委任黄重厚为税警某团团长。两张委任状，对黄重厚是个考验，从待遇上看，税警团舒适、安逸、条件好，“联抗”比较艰苦。但自皖南事变以后，他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行为看得更清楚了。3月10日，在接到黄逸峰的委任状的第二天，他旗帜鲜明，就派人去“联抗”驻地曲塘王家楼领回500只臂章。接着他又亲自乘船去“联抗”领回手榴弹300枚，长、短枪150余支，开始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抗日队伍。
黄重厚首先在本村找青壮年谈心，动员热血青年参加“联抗”，很快就扩充了十几个人。继而率部到丁舍、官庄、青墩等地活动。到处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道理，部队逐渐扩大到100多人。他把支队分为3个大队，分别驻张俞、袁刘、青墩一带继续扩充。1941年4、5月间，黄重厚部队扩充到近500人。部队扩大后，急需军械粮饷，黄重厚主动从自己家里拿出1000多块银元来弥补军费开支的不足。他听说官庄、白扬、高峰等地的地主家里有暗藏枪支，在“联抗”司令部的支持下，他把藏枪者请去开会协商，动员他们借出部分枪支弹药。经过努力，部队武器装备得到加强。
黄重厚治军严谨有方。部队驻东台期间，一天晚上，勤务兵从外面捧回两只西瓜，黄重厚问：“这西瓜哪里来的，给钱了没有？”勤务兵说：“是群众送的，没有给钱。”他严肃地说：“一定要把钱送去，决不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随即掏出钱，按价送给老百姓。刚扩充的部队，成份比较复杂，有从旧军队来的，军阀作风严重，妨碍了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有的地富子弟，对于共产党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政策有抵触情绪；也有少数兵痞，过不惯艰苦生活，不能严格遵守纪律。对这些问题，黄重厚在认真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制定了一整套的纪律制度；对破坏纪律者，严惩不贷。如张俞乡的毛俊山投奔黄重厚部后，以“联抗”名义在张俞、胡练等乡扩充40多人，其中有吸毒的、有盐匪、有兵痞，这些家伙向殷实富户勒索钱财，严重损害了“联抗”的声誉。黄重厚将毛俊山及大部分不纯分子清洗出队，纯洁了队伍。
黄重厚对士兵很关心，不搞特殊。1941年7月，“联抗”奉新四军军部命令，北上盐城军部整训。按规定支队干部配有马匹，但是黄重厚叫勤务兵牵着马，驮着战士们的背包，自己则戴草帽，穿草鞋，和战士们一起步行。
7月22日，部队到达盐城时，正逢日军“扫荡”，新四军军部已经转移，“联抗”部队遂向盐城西北方向前进。部队行至宋家楼附近时，与日军遭遇。激战中，黄重厚率部奋力掩护“联抗”大部队突围，自己却在突围渡河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2岁。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