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黄逸峰跌宕人生的传奇故事
点击：时间：2019-01-03
黄逸峰跌宕人生的传奇故事
张 木
他是书生，先后执教于江苏南通中学、泰国曼谷新民中学、新加坡华侨中学、上海沪江大学和广西大学。他是军人，先后出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中将设计委员；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苏中一分区司令、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司令。他就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社会科学家黄逸峰同志。”黄逸峰，又名黄承镜，1906年7月生于江苏东台，先后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公学 、复旦大学商学院等，1925年参加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斗争中加入共青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黄逸峰一生追求信仰，初心不变，留下了许多跌宕起伏、曲折惊险的传奇故事。
一、三次入党
黄逸峰18岁考入上海公学，后转入复旦大学商学院，其间经常到上海大学听课，聆听翟秋白、恽代英等的宣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纱厂发生的“五卅惨案”，共产党员顾正红等10多名工人被反动军警枪杀，给他以强烈的震憾。在这次惨案中，黄逸峰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积极声援工人的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黄逸峰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加入了党组织并担任了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成为学生运动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嗣后，接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并南通特委书记。在这期间，黄逸峰两次被捕坐牢。
1929年春天，经历了白色恐怖并在敌人的狱中受过严刑拷打过的黄逸峰，刑满出狱后，拖着瘦弱的身躯，抱病去上海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但左倾领导人对他不予信任。为了生活和治病，他报经组织同意，改名黄世雄，到南通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一面养病，一面调研。在这里他与南通县委书记刘瑞龙（建国后任农业部常务部长）取得了联系，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学生与反动校长的斗争活动，被列入黑名单。10月，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组织部长赵容（康生）找他谈话，批评他在南通特委的工作没有做好，要他根据“六大”会议的精神做检查，他先后写了5、6次检查最后才勉强通过。1930年，“左”倾势力统治中央，给黄逸峰扣上“政治动摇”的帽子，断绝了他与组织上的联系，黄逸峰被迫脱党，流亡外国。黄逸峰挥泪出国后，没有消沉，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异国他乡传播革命思想。他先是在泰国曼谷新民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后到新加坡华侨中学教授国学。1931年，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发动9•18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上海闸北一带进攻，淞沪抗战暴发，黄逸峰毅然回到祖国，回到上海。但热血与激情遇到的是黑暗、冷漠，黄逸峰没有找到组织，他象一个离群的孩子，又悄悄别离了……。
1940年，已是国民党战地军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的黄逸峰，衔命 到苏北敌后战区工作，他几经周折，与周恩来、时剑英取得联系，重新接受了党的指示。回到苏北泰州后，他一方面周旋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之间，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遵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总指挥的要求，组建联合抗日部队。10月，“黄桥战役”胜利后，在苏北大地上诞生了一支特殊的部队，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边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在陈毅及各方的共同举荐下，国民党“中将”黄逸峰担任了这支部队的司令。联抗建立后，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广大青年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踴跃参军，仅一个月的时间部队就发展到1000多人。在黄逸峰的带领下，“联抗”部队配合新四军一师惩日、除奸、反顽，与敌伪军进行了四年的顽强拼杀。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说，“北方有牺盟，南方有联抗”，“联抗”部队在统一战线中担负的特殊使命并不比八路军、新四军轻。黄逸峰在敌后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得到新四军及苏中区党委的高度肯定，1941年3月经陈毅等介绍，黄逸峰重新加入党组织。
黄逸峰是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虽然经历坎坷，但锻就了他倔强的性格。建国后的第2年，黄逸峰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委书记， 正当他以满腔的革命热忱，投入火红的交通建设事业的时候，倔强的性格和个性使他不当地处理了一封人民来信，致使天颜震怒，1953年初，被开除党籍，撤销本兼各职。也许这又是一次冶炼，又是一次淬火。因为无论从当时还是从事后来看，这次对黄逸峰的处分都失之公允。1956年，毛泽东又记起了黄逸峰，他在《论十大关糸》的报告中说：可以允许黄逸峰重新入党。华东有个黄逸峰，人家要革命，你们为什么不让他革命，只有假洋鬼子才不允许阿Q革命。接着，中央限令解决黄逸峰的组织问题。1956年的最后一天 — 12月31日，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第三次被清除出党，直到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组织对黄逸峰历史的全面复查，并报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了黄逸峰的党籍，1987年，中央为黄逸峰全面平反，同意恢复黄逸峰同志1941年入党前的党籍，党龄从1925年10月起计算。
二、七次被捕
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不少都坐过反动政府的牢狱，遭受过非人的刑罚。但如黄逸峰这样坐过七次大牢的实属罕见。
一次被捕在上海。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年轻的黄逸峰担任分管宣传和军事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闸北市民代表会议主席。起义中，他带领工人纠察队围攻闸北区第五警察署，在他的组织指挥下，纠察队佯攻正门，智破侧门，一举攻克伪警署，活捉反动军警30多名，为起义胜利作出了贡献。然而，斗争、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4月2日，他遭到了平生第一次被捕。当时，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准备镇压上海工人，收缴工人纠察队的的武器。黄逸峰以闸北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的公开身份，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慷慨激昂的宣传讲话，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被国民党二师师长刘峙派短枪排押至二师司令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得到消息后，发动工人群众包围二师司令部，要求释放黄逸峰，鉴于当时国共尚未公开破裂，刘峙只得下令放人。
二次被捕在南京。1927年6月1日，中共南京党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党的工作停滞不前，恢复党组织工作迫在眉睫。刚刚成立的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决定，派年仅21岁的黄逸峰担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省委书记陈延年亲自找黄逸峰谈话，传达了省委的任命和指示。南京当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反动势力十分强大。黄逸峰化名黄国材赶赴南京。到任后，他着即重建中共南京地委、迅速恢复了浦镇机厂、和记洋行、造币厂、各大中学校等单位的党团组织，集中登记党员200多人。地委还拟定了武装起义计划，配合武汉东征军行动计划等，不料，工作开展一个多月，黄逸峰再次被捕了。9月，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从江北渡江反攻龙潭，南京国民党政权不稳，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下令将政治犯一律取保释放。10月份，黄逸峰被保释出狱后，即到上海向省委报到。
三次被捕在故乡。1928年2月，黄逸峰受命担任中共南通特委书记。南通与上海一江之隔，下辖启东、海门、靖江、如皋、泰兴、东台等县，黄逸峰到南通后，即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了解各地准备武装起义情况，并在泰兴刁家网呆了较长时间，发展党员、健全基层党组织、帮助农民赤卫队做好编组训练等工作，开展宣传鼓动，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后来创建红十四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月，黄逸峰到了家乡东台，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分析研究了敌情，并拟定了武装暴动计划。但是因叛徒出卖，在国民党东台县政府的一次大搜捕中，黄逸峰不幸再次落入敌人的魔爪。在近一年的铁窗生活中，他戴着手铐脚镣，遭受到严刑拷打，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最后，其父变卖家产，花费8000元大洋，在法院书记官史良（即后来的七君子之一）的帮助下，才保住了性命，判处9个月徒刑，直到服刑期满，才被释放出来。
在曼谷遭三次被捕。1932年冬，黄逸峰辗转来到泰国曼谷。受一位在暹罗华侨总会工作的暨南大学同学之邀，筹办华侨中学。当时暹罗政府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对华侨实施压迫政策，限制华侨学校开设中文课程。黄逸峰奋起反击，组织全暹华侨会馆、学校负责人会议，到会代表数百人，黄逸峰在会上提出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主张，迫使暹罗政府就“限制政策”作出了让步。然而在华侨上层中，个别人出于一己私利告发了组织策划者黄逸峰，致使黄逸峰在国外第一次被捕。审讯无果，中华总商会出面，翌日将黄逸峰保释出来。
华逸峰不屈不挠地在异国孤身奋斗，得到广大华人华侨的尊敬和支持。1933年，他担任新办的华侨中学副校长，延聘进步教员，科学设置课程，在华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学校发展很快，很短的时间，就招纳新生600多人。黄逸峰的革新举措，使反动政府惊慌失措，他们编织理由，借口“共党嫌疑”，又一次逮捕了黄逸峰。这次被捕，他挨了暹罗警察的毒打，遍体鳞伤，被关了四、五天后，黄逸峰才由华侨江浙会馆花钱保释出来。
出狱后，黄逸峰没有被吓倒，为爱国华侨谋利益的意志更坚定，他联合进步华侨和教员，重新创办了南洋中学和工人夜校，并担任校长，继续从事爱国宣传，反对暹罗政府对华侨学校的压制。或许是黄逸峰在华侨的影响力太大，又或许是暹罗政府对黄逸峰的组织能力太害怕。南洋中学办了不到半年，暹罗警察厅以进行抗日活动的罪名封闭了学校，逮捕了黄逸峰和其他两位进步教员。这是黄逸峰革命生涯的第六次被捕，虽经华侨江浙会馆的疏通保释，暹罗当局还是向黄逸峰发出了“限期自由离境”的通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黄逸峰在南洋孤军奋战三年多，在人地生疏的环境里，宣传进步思想，传播抗日火种，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三次被捕，大义凛然，不屈服， 不妥协，证明了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他以自己的宣传教育言行影响和培育了一批进步华侨青年，不少学生回国后参加革命，走上了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岗位。
七次被捕在旅程。1934年夏，黄逸峰从泰国回到了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化名林敏考试进入了京沪、沪杭甬铁路局。真可谓“金子在哪儿都发光”，进入铁路局后，黄逸峰的能力、水平得到了铁路局车务处长肖卫国的赏识，利用这有利条件，他倡议成立了车务学友会，并当选为会长。1935年春，车务学友会扩展成铁路青年社，在铁路局正式登记备案，成为一个合法的群众团体，会员发展到500多人，大多是两路中的青年骨干。在黄逸峰的组织下，铁路青年社创办了社刊《铁路青年》，建立了流动图书馆，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组织社友聚会，讨论时局，畅谈未来。特别是北平“12•9”学生爱国运动后，铁路青年社成员配合救亡团体，发动群众捐资捐物，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请愿团，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铁路青年社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在拉拢、威胁、欺骗都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中统特务逮捕了黄逸峰。那是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黄逸峰剩坐由下关开往上海方向的列车，车在南京和平门中途停靠，突然，事先埋伏在那儿的特务一拥而上，将黄逸峰架下列车，塞进一辆轿车里急速而去，轿车在黑暗中左拐右绕，在南京城一处秘密监房里，黄逸峰接受了审讯。经过一夜的折腾，审讯人一无所获。在无理关押两天后，特工们将黄逸峰带到下关车站，找到了保人才释放了。这还不算，军统头子陈立夫亲自出面干预，向铁路局施加压力，黄逸峰被迫离开了铁路局。1937年春，黄逸峰离开铁路局后，应聘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同时被聘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长，他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了新的战斗。
七次被捕是建国前黄逸峰在追求信仰、追求真理道路上的磨难和考验，他无怨无悔。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担任该所副所长的黄逸峰遭受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明真相的人们将“国民党将军”、“ 共产党叛徒”等吓人的大帽子一个个扣到他的头上，他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关进了“牛棚”，虽然没有履行被捕的手续，但实际上却被剥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一个公民所应有的权利，这一“牛棚”之灾，使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巨大的摧残，直到1972年，他才最后结束了“牛棚”里的牢狱生活。
三、智救周恩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黄逸峰第一次近距离与周恩来相见握手。起义时周恩来是总指挥，黄逸峰负责带领闸北区工人纠察队进玫第五警察署。刚刚完成攻击战斗任务，黄逸峰就被交通员领到总指挥部接受新任务。跨进指挥部大门，区委书记郭伯和向周恩来介绍了黄逸峰。周恩来中等身材，浓黑的剑眉，一双闪亮的眼睛特别有神。这双眼睛给黄逸峰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周恩来询问了黄逸峰的情况后，对黄逸峰下达了任务：“在你们那里建立一个前线指挥所，担任前线和总指挥部之间的联系，这件事由你负责！”黄逸峰坚定地表示：请总指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在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年轻的革命者黄逸峰在起义中经受了锻练和考验。
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指使青红帮流氓对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纠察队奋起反抗，国民革命军第26军趁机以“调解”之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捕杀。当天早晨，黄逸峰正在闸北区委守护机关，突然，接到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的电话，他焦急万分地说：周恩来总指挥被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请去”，现在情况不明。要求黄逸峰立即赶到26军，找党代表赵舒，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恩来。赵舒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军官，与黄逸峰早有联系。黄逸峰接电后，当即找到赵舒，一起赶往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在司令部会客室，黄逸峰见到周恩来正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斯烈的鼻子训斥，曾为周恩来学生的斯烈，无言以对，十分难堪，只是嗫嚅着：我是奉命的……，黄逸峰见状，马上跑到周恩来旁边警卫，赵舒也接走了斯烈。黄逸峰告诉周恩来，我们已带车来接你，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赵舒对斯烈晓之大义，动之旧情，责令斯烈将周恩来释放。由于赵舒的及时劝阻和黄逸峰的机警护卫，周恩来化险为夷。这次黄逸峰从虎口中救出了周恩来，深得党中央的嘉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曾为此专门接见了黄逸峰，表扬了他的勇敢和机智。
四、书生当司令
1937年冬，黄逸峰带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忧虑，辞别沪江大学，来到广西桂林，经朋友介绍，被聘为广西大学会计学教授。当时的桂林，集中了不少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抗日民主的气氛空前浓厚。广西大学政治上开明活跃，与黄逸峰一起在该校执教的还有千家驹、焦菊隐、李达等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然而黄逸峰志不在此，他时刻思念党组织，思念为党为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多次找党，心急如焚。1938年底，黄逸峰应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主任为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商谈敌后抗战大计，深得李济深赞赏。随即以广西大学教授的身份被委以少将设计委员。1939年夏，党政设计委员会在各地成立分会，黄逸峰升任鲁苏战区中将设计委员派往苏北。10月，黄逸峰考察了苏中，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江苏税警总团长兼苏北游击总指挥陈泰运等各派政治力量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国民党各派内部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使他大为痛心。12月，黄逸峰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在泰州李明扬处相见，二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1940的春天，黄逸峰回重庆述职，在茫茫雾都中，找到了周恩来，受到八路军驻军重庆办事处叶剑英将军的接见。黄逸峰向叶剑英提供了国民党苏北部队的秘密资料，回报、倾诉了自己寻找党组织的经过和开展苏北抗日斗争的想法，叶剑英对黄逸峰的孤军奋战给予了鼓励，并明确“在今后的工作中，由陈毅同你单线联系。”
1940年的苏北战场注定是新四军逞雄扬威的舞台，继郭村保卫战、新四军东进黄桥等行动后，顽固派韩德勤不顾民族大义，一手挑起的消灭苏北新四军的计划遭到彻底的破灭，在黄桥决战中，新四军歼灭韩德勤主力12个团，歼敌1万1千人余人，击毙2名中将，89军军长李守维逃跑落水，淹死在河中。新四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使得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等对新四军既钦佩又害怕，他们担忧此后与新四军挨肩接锺，会发生摩擦，因此，希望建立一支中立部队，驻在李、陈部队和新四军之间，作为缓冲，以确保今后和平相处。陈毅从苏北抗战大局出发，欣然同意，经三方协商，由国民党鲁苏战区中将设计委员黄逸峰担任这支部队的司令。
1940年10月10日，由新四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鲁苏边区游击指挥部共同组建的“联抗”部队在苏北重镇曲塘（现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正式成立，黄逸峰走马上任。从书生到司令，这是时势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也是黄逸峰个人使命的选择。
担任“联抗”司令后，黄逸峰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先后组织了曲塘和会、讨伐李长江、抗击保三旅、北上整编，建立兴东泰根据地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他和他的战友李俊民、周至堃、彭柏山、贺敏学等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在苏中大地上演绎了一幕威武雄壮的抗战活剧。1944年10月，“联抗”完成了历史任务，正式改编为新四军，黄逸峰又走上了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司令的岗位。
1946年冬，中央任命黄逸峰为山东（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许世友工作，尚未到任又接到了新的任务，组织上鉴于他熟悉铁路业务，遂将他急调关外，担任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此前因黄逸峰出色的统战工作经验和协调能力，被中央任命为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少将交通处长，与李克农、张经武、张宗逊、耿飚等一起成为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的麾下，与国民党和美方代表进行了多轮唇枪舌剑的交锋。
说到铁道兵领导，人们总是想到滕代远、吕正操、吴克华等人，其实他们都不是铁道兵最早的领导，铁道兵最早的司令员是黄逸峰。1947年初，黄逸峰迎着凛冽的寒风，踏上白雪皑皑的黑土地，走上了东北战场。他协助 吕正操局长重点抓铁路的修复工作，为此倾注了他全部的智慧和精力，他的口号和要求是：部队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东北地区接收和修复铁路5700多公里，通车线路里程9800多公里，占东北铁路通车里程的98%，为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秋，在辽沈战役前夕的关键时刻，黄逸峰调任新组建的铁道纵队司令员，指挥千军万马，驱驾滾滾车轮，战斗在千里铁道线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铁道纵队是在党的领导下，由黄逸峰亲自参与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铁道兵部队，1949年5月，“铁纵”升格为铁道兵团，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兼司令员，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员，黄逸峰为政治部主任。
五、惹得“龙颜”大怒的“黄逸峰事件”
随着国民党的全面溃败，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五星红旗，中国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1950年，黄逸峰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这时的黄逸峰意气昂扬，以满腔的热忱投身于火红的交通事业。正当黄逸峰在交通事业上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薛承宗风波触怒“龙颜”。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批评学校在设备，图书馆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和铺张浪费问题，对于这封读者来信，如能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便能较好地得到处理。但校方看到这篇文章后，认为文中批评“不符合事实，是蓄意破坏学校名誉”。当即向兼任校长反映，一向不管学校具体事务的黄逸峰听到汇报后，态度不冷静，要校方追查投稿人，并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校方查出批评稿的作者是福建学生薛承凤，对其施加压力，勒令其退学，薛承宗面对校方的巨大压力，再向《人民日报》写信中诉，《人民日报》将信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处理。华东局纪委调查组进校调查后，认为黄逸峰有错误，建议给黄逸峰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在《解放日报》上公开检讨。这时候，黄逸峰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他不承认错误，拒绝检讨。毛泽东从华东局汇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龙颜大怒，在一份反映该事件的文件上批示：“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1953年1月，黄逸峰受到开除党籍和撤销一切行政职务的严重处分。华东交通部共有9位领导干部受处分，3人被开除出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黄逸峰事件”，在建国初期，与“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齐名。
不过，还有另一种说法。黄逸峰之所以被“严打”，是斯大林向毛泽东告了黄逸峰的状。还是在东北铁路局当副局长的时候，一些苏联人态度骄横，以救事主自居，引起了黄逸峰等中国同志的反感。苏联驻中长铁路顾问是一个酒鬼加色鬼，他不顾社会公德，公然在公共场所调戏中国姑娘，黄逸峰曾多次顶撞这位“老大哥”，痛斥这位顾问的不轨行为，使他当场出丑，威风扫地。这位顾问奉调回国后，恶人告状，颠倒是非，倒打一耙，告到斯大林那里，这样黄逸峰的名字就映入了斯大林的 脑海，1949年底，当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拥抱时，也许是有意，又或许是无意：“东北的黄逸峰瞧不起苏联人……”就飘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从此，毛泽东记住了黄逸峰。
当然，反思“黄逸峰事件”，还是能给人们很多启迪的，共产党人怎样发扬民主，怎样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确实要引起中央和全党的高度警惕。从这个角度看，黄逸峰错了，确实错了。
六、学者的归宿
1978年，在 胡乔木的积极举荐下，当年的“将军司令”黄逸峰，出任上海科学院院长，回到了教授书生的行列，当年，他已经72岁。上任后，“高龄院长”黄逸峰依然朝气蓬勃，精神抖擞，他以军人的豪洒和干练处理行政事务，以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迅速理清了各种关系。新建办公设施，招纳研究人才，化解宿舍危机，使社科院很快走上了健康运行的轨道。他身体力行，潜心于清朝洋务运动的研究，理论研究著述丰硕，独树一帜。他的《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专著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专集》的出版，在全国社科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不顾年老体弱，日夜操劳，忘我工作，总想补回失去的时间。1980年，他带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主讲《关于旧中国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连讲两场，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和好评。9月28日，黄逸峰回到上海，应邀到交通大学讲学，正当他侃侃而论的时候，因情绪激动，突然中风，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1987年，黄逸峰与世长辞。黄逸峰逝世后，上海市党政领导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赵启正等参加告别仪式，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做黄逸峰生平事迹简介，对黄逸峰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评价。
编辑：蒋玉武
张 木
他是书生，先后执教于江苏南通中学、泰国曼谷新民中学、新加坡华侨中学、上海沪江大学和广西大学。他是军人，先后出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中将设计委员；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苏中一分区司令、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司令。他就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社会科学家黄逸峰同志。”黄逸峰，又名黄承镜，1906年7月生于江苏东台，先后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公学 、复旦大学商学院等，1925年参加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斗争中加入共青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黄逸峰一生追求信仰，初心不变，留下了许多跌宕起伏、曲折惊险的传奇故事。
一、三次入党
黄逸峰18岁考入上海公学，后转入复旦大学商学院，其间经常到上海大学听课，聆听翟秋白、恽代英等的宣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纱厂发生的“五卅惨案”，共产党员顾正红等10多名工人被反动军警枪杀，给他以强烈的震憾。在这次惨案中，黄逸峰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积极声援工人的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黄逸峰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加入了党组织并担任了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成为学生运动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嗣后，接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并南通特委书记。在这期间，黄逸峰两次被捕坐牢。
1929年春天，经历了白色恐怖并在敌人的狱中受过严刑拷打过的黄逸峰，刑满出狱后，拖着瘦弱的身躯，抱病去上海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但左倾领导人对他不予信任。为了生活和治病，他报经组织同意，改名黄世雄，到南通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一面养病，一面调研。在这里他与南通县委书记刘瑞龙（建国后任农业部常务部长）取得了联系，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学生与反动校长的斗争活动，被列入黑名单。10月，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组织部长赵容（康生）找他谈话，批评他在南通特委的工作没有做好，要他根据“六大”会议的精神做检查，他先后写了5、6次检查最后才勉强通过。1930年，“左”倾势力统治中央，给黄逸峰扣上“政治动摇”的帽子，断绝了他与组织上的联系，黄逸峰被迫脱党，流亡外国。黄逸峰挥泪出国后，没有消沉，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异国他乡传播革命思想。他先是在泰国曼谷新民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后到新加坡华侨中学教授国学。1931年，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发动9•18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上海闸北一带进攻，淞沪抗战暴发，黄逸峰毅然回到祖国，回到上海。但热血与激情遇到的是黑暗、冷漠，黄逸峰没有找到组织，他象一个离群的孩子，又悄悄别离了……。
1940年，已是国民党战地军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的黄逸峰，衔命 到苏北敌后战区工作，他几经周折，与周恩来、时剑英取得联系，重新接受了党的指示。回到苏北泰州后，他一方面周旋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之间，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遵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总指挥的要求，组建联合抗日部队。10月，“黄桥战役”胜利后，在苏北大地上诞生了一支特殊的部队，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边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在陈毅及各方的共同举荐下，国民党“中将”黄逸峰担任了这支部队的司令。联抗建立后，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广大青年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踴跃参军，仅一个月的时间部队就发展到1000多人。在黄逸峰的带领下，“联抗”部队配合新四军一师惩日、除奸、反顽，与敌伪军进行了四年的顽强拼杀。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说，“北方有牺盟，南方有联抗”，“联抗”部队在统一战线中担负的特殊使命并不比八路军、新四军轻。黄逸峰在敌后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得到新四军及苏中区党委的高度肯定，1941年3月经陈毅等介绍，黄逸峰重新加入党组织。
黄逸峰是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虽然经历坎坷，但锻就了他倔强的性格。建国后的第2年，黄逸峰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委书记， 正当他以满腔的革命热忱，投入火红的交通建设事业的时候，倔强的性格和个性使他不当地处理了一封人民来信，致使天颜震怒，1953年初，被开除党籍，撤销本兼各职。也许这又是一次冶炼，又是一次淬火。因为无论从当时还是从事后来看，这次对黄逸峰的处分都失之公允。1956年，毛泽东又记起了黄逸峰，他在《论十大关糸》的报告中说：可以允许黄逸峰重新入党。华东有个黄逸峰，人家要革命，你们为什么不让他革命，只有假洋鬼子才不允许阿Q革命。接着，中央限令解决黄逸峰的组织问题。1956年的最后一天 — 12月31日，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第三次被清除出党，直到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组织对黄逸峰历史的全面复查，并报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了黄逸峰的党籍，1987年，中央为黄逸峰全面平反，同意恢复黄逸峰同志1941年入党前的党籍，党龄从1925年10月起计算。
二、七次被捕
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不少都坐过反动政府的牢狱，遭受过非人的刑罚。但如黄逸峰这样坐过七次大牢的实属罕见。
一次被捕在上海。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年轻的黄逸峰担任分管宣传和军事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闸北市民代表会议主席。起义中，他带领工人纠察队围攻闸北区第五警察署，在他的组织指挥下，纠察队佯攻正门，智破侧门，一举攻克伪警署，活捉反动军警30多名，为起义胜利作出了贡献。然而，斗争、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4月2日，他遭到了平生第一次被捕。当时，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准备镇压上海工人，收缴工人纠察队的的武器。黄逸峰以闸北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的公开身份，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慷慨激昂的宣传讲话，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被国民党二师师长刘峙派短枪排押至二师司令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得到消息后，发动工人群众包围二师司令部，要求释放黄逸峰，鉴于当时国共尚未公开破裂，刘峙只得下令放人。
二次被捕在南京。1927年6月1日，中共南京党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党的工作停滞不前，恢复党组织工作迫在眉睫。刚刚成立的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决定，派年仅21岁的黄逸峰担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省委书记陈延年亲自找黄逸峰谈话，传达了省委的任命和指示。南京当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反动势力十分强大。黄逸峰化名黄国材赶赴南京。到任后，他着即重建中共南京地委、迅速恢复了浦镇机厂、和记洋行、造币厂、各大中学校等单位的党团组织，集中登记党员200多人。地委还拟定了武装起义计划，配合武汉东征军行动计划等，不料，工作开展一个多月，黄逸峰再次被捕了。9月，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从江北渡江反攻龙潭，南京国民党政权不稳，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下令将政治犯一律取保释放。10月份，黄逸峰被保释出狱后，即到上海向省委报到。
三次被捕在故乡。1928年2月，黄逸峰受命担任中共南通特委书记。南通与上海一江之隔，下辖启东、海门、靖江、如皋、泰兴、东台等县，黄逸峰到南通后，即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了解各地准备武装起义情况，并在泰兴刁家网呆了较长时间，发展党员、健全基层党组织、帮助农民赤卫队做好编组训练等工作，开展宣传鼓动，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后来创建红十四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月，黄逸峰到了家乡东台，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分析研究了敌情，并拟定了武装暴动计划。但是因叛徒出卖，在国民党东台县政府的一次大搜捕中，黄逸峰不幸再次落入敌人的魔爪。在近一年的铁窗生活中，他戴着手铐脚镣，遭受到严刑拷打，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最后，其父变卖家产，花费8000元大洋，在法院书记官史良（即后来的七君子之一）的帮助下，才保住了性命，判处9个月徒刑，直到服刑期满，才被释放出来。
在曼谷遭三次被捕。1932年冬，黄逸峰辗转来到泰国曼谷。受一位在暹罗华侨总会工作的暨南大学同学之邀，筹办华侨中学。当时暹罗政府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对华侨实施压迫政策，限制华侨学校开设中文课程。黄逸峰奋起反击，组织全暹华侨会馆、学校负责人会议，到会代表数百人，黄逸峰在会上提出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主张，迫使暹罗政府就“限制政策”作出了让步。然而在华侨上层中，个别人出于一己私利告发了组织策划者黄逸峰，致使黄逸峰在国外第一次被捕。审讯无果，中华总商会出面，翌日将黄逸峰保释出来。
华逸峰不屈不挠地在异国孤身奋斗，得到广大华人华侨的尊敬和支持。1933年，他担任新办的华侨中学副校长，延聘进步教员，科学设置课程，在华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学校发展很快，很短的时间，就招纳新生600多人。黄逸峰的革新举措，使反动政府惊慌失措，他们编织理由，借口“共党嫌疑”，又一次逮捕了黄逸峰。这次被捕，他挨了暹罗警察的毒打，遍体鳞伤，被关了四、五天后，黄逸峰才由华侨江浙会馆花钱保释出来。
出狱后，黄逸峰没有被吓倒，为爱国华侨谋利益的意志更坚定，他联合进步华侨和教员，重新创办了南洋中学和工人夜校，并担任校长，继续从事爱国宣传，反对暹罗政府对华侨学校的压制。或许是黄逸峰在华侨的影响力太大，又或许是暹罗政府对黄逸峰的组织能力太害怕。南洋中学办了不到半年，暹罗警察厅以进行抗日活动的罪名封闭了学校，逮捕了黄逸峰和其他两位进步教员。这是黄逸峰革命生涯的第六次被捕，虽经华侨江浙会馆的疏通保释，暹罗当局还是向黄逸峰发出了“限期自由离境”的通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黄逸峰在南洋孤军奋战三年多，在人地生疏的环境里，宣传进步思想，传播抗日火种，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三次被捕，大义凛然，不屈服， 不妥协，证明了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他以自己的宣传教育言行影响和培育了一批进步华侨青年，不少学生回国后参加革命，走上了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岗位。
七次被捕在旅程。1934年夏，黄逸峰从泰国回到了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化名林敏考试进入了京沪、沪杭甬铁路局。真可谓“金子在哪儿都发光”，进入铁路局后，黄逸峰的能力、水平得到了铁路局车务处长肖卫国的赏识，利用这有利条件，他倡议成立了车务学友会，并当选为会长。1935年春，车务学友会扩展成铁路青年社，在铁路局正式登记备案，成为一个合法的群众团体，会员发展到500多人，大多是两路中的青年骨干。在黄逸峰的组织下，铁路青年社创办了社刊《铁路青年》，建立了流动图书馆，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组织社友聚会，讨论时局，畅谈未来。特别是北平“12•9”学生爱国运动后，铁路青年社成员配合救亡团体，发动群众捐资捐物，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请愿团，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铁路青年社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在拉拢、威胁、欺骗都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中统特务逮捕了黄逸峰。那是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黄逸峰剩坐由下关开往上海方向的列车，车在南京和平门中途停靠，突然，事先埋伏在那儿的特务一拥而上，将黄逸峰架下列车，塞进一辆轿车里急速而去，轿车在黑暗中左拐右绕，在南京城一处秘密监房里，黄逸峰接受了审讯。经过一夜的折腾，审讯人一无所获。在无理关押两天后，特工们将黄逸峰带到下关车站，找到了保人才释放了。这还不算，军统头子陈立夫亲自出面干预，向铁路局施加压力，黄逸峰被迫离开了铁路局。1937年春，黄逸峰离开铁路局后，应聘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同时被聘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长，他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了新的战斗。
七次被捕是建国前黄逸峰在追求信仰、追求真理道路上的磨难和考验，他无怨无悔。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担任该所副所长的黄逸峰遭受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明真相的人们将“国民党将军”、“ 共产党叛徒”等吓人的大帽子一个个扣到他的头上，他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关进了“牛棚”，虽然没有履行被捕的手续，但实际上却被剥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一个公民所应有的权利，这一“牛棚”之灾，使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巨大的摧残，直到1972年，他才最后结束了“牛棚”里的牢狱生活。
三、智救周恩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黄逸峰第一次近距离与周恩来相见握手。起义时周恩来是总指挥，黄逸峰负责带领闸北区工人纠察队进玫第五警察署。刚刚完成攻击战斗任务，黄逸峰就被交通员领到总指挥部接受新任务。跨进指挥部大门，区委书记郭伯和向周恩来介绍了黄逸峰。周恩来中等身材，浓黑的剑眉，一双闪亮的眼睛特别有神。这双眼睛给黄逸峰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周恩来询问了黄逸峰的情况后，对黄逸峰下达了任务：“在你们那里建立一个前线指挥所，担任前线和总指挥部之间的联系，这件事由你负责！”黄逸峰坚定地表示：请总指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在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年轻的革命者黄逸峰在起义中经受了锻练和考验。
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指使青红帮流氓对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纠察队奋起反抗，国民革命军第26军趁机以“调解”之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捕杀。当天早晨，黄逸峰正在闸北区委守护机关，突然，接到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的电话，他焦急万分地说：周恩来总指挥被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请去”，现在情况不明。要求黄逸峰立即赶到26军，找党代表赵舒，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恩来。赵舒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军官，与黄逸峰早有联系。黄逸峰接电后，当即找到赵舒，一起赶往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在司令部会客室，黄逸峰见到周恩来正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斯烈的鼻子训斥，曾为周恩来学生的斯烈，无言以对，十分难堪，只是嗫嚅着：我是奉命的……，黄逸峰见状，马上跑到周恩来旁边警卫，赵舒也接走了斯烈。黄逸峰告诉周恩来，我们已带车来接你，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赵舒对斯烈晓之大义，动之旧情，责令斯烈将周恩来释放。由于赵舒的及时劝阻和黄逸峰的机警护卫，周恩来化险为夷。这次黄逸峰从虎口中救出了周恩来，深得党中央的嘉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曾为此专门接见了黄逸峰，表扬了他的勇敢和机智。
四、书生当司令
1937年冬，黄逸峰带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忧虑，辞别沪江大学，来到广西桂林，经朋友介绍，被聘为广西大学会计学教授。当时的桂林，集中了不少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抗日民主的气氛空前浓厚。广西大学政治上开明活跃，与黄逸峰一起在该校执教的还有千家驹、焦菊隐、李达等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然而黄逸峰志不在此，他时刻思念党组织，思念为党为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多次找党，心急如焚。1938年底，黄逸峰应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主任为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商谈敌后抗战大计，深得李济深赞赏。随即以广西大学教授的身份被委以少将设计委员。1939年夏，党政设计委员会在各地成立分会，黄逸峰升任鲁苏战区中将设计委员派往苏北。10月，黄逸峰考察了苏中，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江苏税警总团长兼苏北游击总指挥陈泰运等各派政治力量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国民党各派内部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使他大为痛心。12月，黄逸峰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在泰州李明扬处相见，二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1940的春天，黄逸峰回重庆述职，在茫茫雾都中，找到了周恩来，受到八路军驻军重庆办事处叶剑英将军的接见。黄逸峰向叶剑英提供了国民党苏北部队的秘密资料，回报、倾诉了自己寻找党组织的经过和开展苏北抗日斗争的想法，叶剑英对黄逸峰的孤军奋战给予了鼓励，并明确“在今后的工作中，由陈毅同你单线联系。”
1940年的苏北战场注定是新四军逞雄扬威的舞台，继郭村保卫战、新四军东进黄桥等行动后，顽固派韩德勤不顾民族大义，一手挑起的消灭苏北新四军的计划遭到彻底的破灭，在黄桥决战中，新四军歼灭韩德勤主力12个团，歼敌1万1千人余人，击毙2名中将，89军军长李守维逃跑落水，淹死在河中。新四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使得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等对新四军既钦佩又害怕，他们担忧此后与新四军挨肩接锺，会发生摩擦，因此，希望建立一支中立部队，驻在李、陈部队和新四军之间，作为缓冲，以确保今后和平相处。陈毅从苏北抗战大局出发，欣然同意，经三方协商，由国民党鲁苏战区中将设计委员黄逸峰担任这支部队的司令。
1940年10月10日，由新四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鲁苏边区游击指挥部共同组建的“联抗”部队在苏北重镇曲塘（现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正式成立，黄逸峰走马上任。从书生到司令，这是时势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也是黄逸峰个人使命的选择。
担任“联抗”司令后，黄逸峰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先后组织了曲塘和会、讨伐李长江、抗击保三旅、北上整编，建立兴东泰根据地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他和他的战友李俊民、周至堃、彭柏山、贺敏学等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在苏中大地上演绎了一幕威武雄壮的抗战活剧。1944年10月，“联抗”完成了历史任务，正式改编为新四军，黄逸峰又走上了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司令的岗位。
1946年冬，中央任命黄逸峰为山东（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许世友工作，尚未到任又接到了新的任务，组织上鉴于他熟悉铁路业务，遂将他急调关外，担任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此前因黄逸峰出色的统战工作经验和协调能力，被中央任命为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少将交通处长，与李克农、张经武、张宗逊、耿飚等一起成为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的麾下，与国民党和美方代表进行了多轮唇枪舌剑的交锋。
说到铁道兵领导，人们总是想到滕代远、吕正操、吴克华等人，其实他们都不是铁道兵最早的领导，铁道兵最早的司令员是黄逸峰。1947年初，黄逸峰迎着凛冽的寒风，踏上白雪皑皑的黑土地，走上了东北战场。他协助 吕正操局长重点抓铁路的修复工作，为此倾注了他全部的智慧和精力，他的口号和要求是：部队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东北地区接收和修复铁路5700多公里，通车线路里程9800多公里，占东北铁路通车里程的98%，为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秋，在辽沈战役前夕的关键时刻，黄逸峰调任新组建的铁道纵队司令员，指挥千军万马，驱驾滾滾车轮，战斗在千里铁道线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铁道纵队是在党的领导下，由黄逸峰亲自参与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铁道兵部队，1949年5月，“铁纵”升格为铁道兵团，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兼司令员，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员，黄逸峰为政治部主任。
五、惹得“龙颜”大怒的“黄逸峰事件”
随着国民党的全面溃败，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五星红旗，中国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1950年，黄逸峰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这时的黄逸峰意气昂扬，以满腔的热忱投身于火红的交通事业。正当黄逸峰在交通事业上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薛承宗风波触怒“龙颜”。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批评学校在设备，图书馆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和铺张浪费问题，对于这封读者来信，如能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便能较好地得到处理。但校方看到这篇文章后，认为文中批评“不符合事实，是蓄意破坏学校名誉”。当即向兼任校长反映，一向不管学校具体事务的黄逸峰听到汇报后，态度不冷静，要校方追查投稿人，并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校方查出批评稿的作者是福建学生薛承凤，对其施加压力，勒令其退学，薛承宗面对校方的巨大压力，再向《人民日报》写信中诉，《人民日报》将信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处理。华东局纪委调查组进校调查后，认为黄逸峰有错误，建议给黄逸峰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在《解放日报》上公开检讨。这时候，黄逸峰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他不承认错误，拒绝检讨。毛泽东从华东局汇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龙颜大怒，在一份反映该事件的文件上批示：“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1953年1月，黄逸峰受到开除党籍和撤销一切行政职务的严重处分。华东交通部共有9位领导干部受处分，3人被开除出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黄逸峰事件”，在建国初期，与“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齐名。
不过，还有另一种说法。黄逸峰之所以被“严打”，是斯大林向毛泽东告了黄逸峰的状。还是在东北铁路局当副局长的时候，一些苏联人态度骄横，以救事主自居，引起了黄逸峰等中国同志的反感。苏联驻中长铁路顾问是一个酒鬼加色鬼，他不顾社会公德，公然在公共场所调戏中国姑娘，黄逸峰曾多次顶撞这位“老大哥”，痛斥这位顾问的不轨行为，使他当场出丑，威风扫地。这位顾问奉调回国后，恶人告状，颠倒是非，倒打一耙，告到斯大林那里，这样黄逸峰的名字就映入了斯大林的 脑海，1949年底，当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拥抱时，也许是有意，又或许是无意：“东北的黄逸峰瞧不起苏联人……”就飘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从此，毛泽东记住了黄逸峰。
当然，反思“黄逸峰事件”，还是能给人们很多启迪的，共产党人怎样发扬民主，怎样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确实要引起中央和全党的高度警惕。从这个角度看，黄逸峰错了，确实错了。
六、学者的归宿
1978年，在 胡乔木的积极举荐下，当年的“将军司令”黄逸峰，出任上海科学院院长，回到了教授书生的行列，当年，他已经72岁。上任后，“高龄院长”黄逸峰依然朝气蓬勃，精神抖擞，他以军人的豪洒和干练处理行政事务，以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迅速理清了各种关系。新建办公设施，招纳研究人才，化解宿舍危机，使社科院很快走上了健康运行的轨道。他身体力行，潜心于清朝洋务运动的研究，理论研究著述丰硕，独树一帜。他的《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专著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专集》的出版，在全国社科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不顾年老体弱，日夜操劳，忘我工作，总想补回失去的时间。1980年，他带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主讲《关于旧中国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连讲两场，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和好评。9月28日，黄逸峰回到上海，应邀到交通大学讲学，正当他侃侃而论的时候，因情绪激动，突然中风，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1987年，黄逸峰与世长辞。黄逸峰逝世后，上海市党政领导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赵启正等参加告别仪式，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做黄逸峰生平事迹简介，对黄逸峰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评价。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