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一师海上武装建设的历史进程

点击：时间：2026-09-28

新四军一师海上武装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对人民海军的历史贡献
——以粟裕领导的海防团创建与发展为中心的解读分析
2026年9月

新四军第一师东进通如海启地区之后，充分依托通江达海、水网密布的地理条件，在无险可守的平原敌后开辟海上游击空间。粟裕以军事家、战略家的远见，作出向海用兵的重大决策，逐步组建海防大队、海防团，后扩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开创了新四军华中敌后成建制海上武装斗争的实践。本文通过系统分析，从历史动因、组织演进、斗争实践与制度遗产四个维度，深入剖析新四军一师如何利用南通地区靠江靠海的交通优势与水网密布的地理特征开展敌后根据地建设、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海上游击战，进而论证这支“土海军”对于1949年中国人民海军正式成立所奠定的组织基础、人才储备、战术经验与精神传统等重大历史价值。研究表明，诞生于黄海之滨的海防武装，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淬炼，部分建制整体编入华东军区海军，是人民海军的重要源头之一，其“从无到有、以弱胜强”的建军道路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向海图强的革命品格与历史智慧。

一、引言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陈毅、粟裕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挥戈东进，开辟通如海启（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一区域东临黄海，南靠长江，境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拥有长达400余公里的黄海海岸线，港口星罗棋布，渔船众多，具备靠江靠海得天独厚的自然区位优势。陈毅实地考察后指出，通如海启一带“如同围棋盘上的‘金边银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然而，苏中地区属于江海冲积平原，一马平川，缺少山地丘陵作为天然屏障。1941年起，日伪军对苏中、苏北发动空前残酷的“扫荡”与“清乡”，在集镇要道广设据点，将根据地分割为若干小块，新四军一师三面受敌。面对如此严峻形势，粟裕以非凡的战略远见，将目光投向浩瀚的黄海，推动实现从被动背靠大海，向主动利用、掌控近海的战略转变。他明确指示：“如果我们在陆上一旦立不住怎么办？就得到海上去打游击，那么就要把沿海一线控制在我们手上。”
这一决策，不仅在当时拓展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空间，实现了“陆上站不住，就到海上打游击”的战术构想，更为数年后中国人民海军的诞生埋下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伏笔。本文系统地将新四军一师海防团的发展历程置于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坐标与人民海军建设的长周期叙事之中，解读这支“土海军”从初创到壮大的内在逻辑及其深远影响。

二、历史动因：东进通如海启与建设海上武装的战略考量

2.1 地理环境与军事困境的倒逼

通如海启地区突出的地理特征一方面为陆上行军造成一定障碍，另一方面却为开展水上与海上游击战提供了天然条件。沿海从盐城的斗龙港、东台的弶港，到如东的何家灶、环港，再到启东的吕四港，天然港湾断断续续，形成了一条可资利用的滨海通道。
粟裕敏锐地意识到，日军虽在陆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其海上力量主要集中在深水航道，对近海浅滩、港汊纵横的苏中沿海鞭长莫及。南通沿海滩涂广阔，退潮时大片滩涂裸露，日军吃水深的大型舰艇无法靠近；而吃水浅的木帆船却可以趁潮进出、灵活机动。这一“敌人之短”与“我方之长”的战略缝隙，正是打开局面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日伪对我苏中根据地的陆上封锁日趋严密。军工、印刷、被服、医院等后方单位在陆上难以隐蔽，有生力量面临被聚歼的危险。通如海启靠江靠海的区位优势，既可以为根据地提供向海上转移的战略纵深，又能够打通苏中同山东、浙东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海上通道，突破敌人的陆上经济封锁。残酷的敌后斗争形势，构成了海上武装建设的直接倒逼力量。

2.2 党中央战略方针的指引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江苏境内“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地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地区，正是贯彻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行动。海上武装的建设，则是这一方针在海上方向的大胆延伸。粟裕将陆上根据地建设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海上，把大海视为可以经营、可以掌控的战略空间，这一认识在我军军事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2.3 海上斗争条件的成熟

如东何家灶一带具备建设海上基地的独特优势。其一，政治基础好，1939年我党已在此建立如皋县盐民自卫队，群众对党的政策有高度认同。其二，有经济来源，沿海居民煮盐捕渔，可为部队提供基本的物资给养。其三，地理环境特殊，何家灶处于近海，潮涨四周白浪，潮退港汊纵横，大小盐墩、潮墩错落有致，被一条大港汊环绕，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其四，群众基础深厚，沿海渔民熟识海况、善于驾船，拥有各类船只，为海上武装提供了直接的人员与装备保障。粟裕令师部参谋处在1941年军用地图上对何家灶着重绘制，将其确定为海上军事要塞。
除如东何家灶之外，东台弶港同样具备重要战略价值。弶港作为天然渔港，港汊开阔、滩涂条件复杂，拥有大量渔船与熟练船工渔民，是苏中根据地面向黄海的重要北出口。1941 年秋，粟裕即把弶港作为海上实地勘察的重要点位，为海防武装建设开展前期调研踏勘，弶港与何家灶一北一南，共同构成苏中海防武装的沿海基地网络。

三、组织演进：从海防大队到海防纵队的建制发展

3.1 海防大队的初创（1941年初至1942年秋）

1941 年中秋节（10 月 5 日），粟裕率师直属机关十余艘木帆船，从东台弶港七里丫湾港口出海，开展为期三天的海上试航与作战演习，重点研究船只编队、火力组织、通信联络、潮汐利用等海上作战课题。弶港本地渔民船工参与保障这次试航，指战员在这里学习操舵、观天象、识别滩涂沙洲。这次海上演习，是新四军高层对近海游击作战的系统性实践探索，为后续海防大队扩编、海防团组建积累第一手实战经验。
初创时期的海防大队面临极大困难。战士们多为“旱鸭子”，不习水性，出海即晕船呕吐；装备仅有数条向渔民征借的木帆船，没有雷达等近代化海军设备。但粟裕高度重视这支新生力量，特批海防大队常年吃大米，增加淡水供应；冬季每人发一套棉衣，另加发棉背心和棉大衣；还将潮汐规律编成简单易记的口诀，帮助战士们掌握海上活动规律。
更为关键的是，粟裕亲自率师直属机关进行海上探索。1941年中秋节（10月5日），粟裕率师直属机关，从弶港七里丫湾出海，开展为期三天的海上试航与作战演习，研究船只编队、火力组织、通信联络、潮汐利用等课题。指战员们赤脚越滩登上红帆船，与渔民一起盘车起锚，学习海上测水、操舵、观天象等技能。这次演习标志着新四军对海上作战规律的系统性探索，为海防团的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3.2 海防团的正式成立（1942年11月）

1942年11月5日，粟裕、钟期光亲临如东何家灶，在海防大队基础上正式组建苏中军区海防团。粟裕宣布由第三旅旅长陶勇兼任海防团团长，吴福海任副团长，罗湘涛任政委，凌海波任参谋长，何振声任政治处主任。海防团编有3个海防连、1个机炮队和1个山炮连。
粟裕在成立大会上勉励指战员：“我们创建的是中国人民的第一支土海军，你们来干一定要干好！”（据吴福海等老同志回忆）。会后在何家港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咸菜瓢儿”“小指导”“大篮儿”“小鸟儿”等战船红旗飘扬，甲板上陈列着轻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沿海群众群情振奋。粟裕为海防团确定了三大核心任务：一是打通苏中到浙东和山东的南北交通；二是发动组织沿海渔民和盐民建立武装，巩固苏中海防；三是保护转移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及山炮连。
与此前民间自发的海上武装不同，苏中军区海防团是经新四军军部批准、具有正规番号的新四军华中地区第一支成建制海上武装力量，其组织建制一直延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3.3 海防纵队的扩展（1943年至1944年）

海防团成立后迅速壮大，其发展的重要推力来自于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运用。1943年春，陶勇成功收编了出身贫苦但精通海况的传奇人物孙二富（后改名孙仲明）。孙仲明自幼在海上长大，蹦船似飞燕、潜水如蛟龙，是如东沿海最负盛名的船老大。经过陶勇耐心教育和感化，孙仲明率部起义归来，被编为海防二团，孙仲明任团长。随后又收编了陆洲舫部，编为海防三团。
收编组建的海防二团主要以弶港为重要活动基地，常驻弶港韩公祠一带，依托弶港港口开展海上训练、护渔作战，向北可辐射连云港海域，向南可机动至何家灶、吕四洋渔场，南北机动配合作战。弶港同时也是海上秘密运输线的关键节点，大量军火、药品物资经弶港进出根据地，弶港船主、造船工匠踊跃捐献船只，支援海防纵队建设。
1943年11月，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在何家灶正式成立，陶勇兼任司令员，吉洛（姬鹏飞）兼任政委，吴福海、陆洲舫任副司令员，崔德耀任参谋长，孙仲明任副参谋长。海防纵队下辖3个海防团，总兵力达千余人，拥有各类木帆船百余艘，司令部驻何家灶三官殿。其活动范围南至长江口、北至连云港，控制了我党领导的一片近海海域。据国内史料转述，当时日本媒体惊呼：“华东沿海从连云港到上海，有游弋不定的水兵。”（转引自江苏地方抗战史料，尚未查见日文原版报纸）。

3.4 从解放战争到编入人民海军

抗战胜利后，苏中军区海防纵队改编为华中军区海防纵队，解放战争时期隶属苏北军区。这支部队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渡江战役前夕，海防纵队奉命在江苏靖江八圩港组建汽艇大队，凭借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在渡江战役中担任突击队，驾船迅速冲破国民党军江上防线，为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4月26日，苏北军区海防纵队约1400名指战员编入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成为人民海军第一支作战部队（部分文献记载为近2000人，统计口径包含后勤、船工等非战斗人员）。建制谱系清晰表明：海防团→海防纵队→华中海防纵队→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这条组织沿革链条印证了苏中军区海防团作为人民海军重要源头的历史地位。

四、系统剖析：海防武装创造性实践的四个维度

4.1 开辟海上交通线，打破日伪经济封锁

海防团成立后的首要功绩，是成功开辟了南至上海、北至山东胶东的海上秘密运输线，彻底打破了日伪的陆上封锁。新四军一师采办科长张渭清遵照粟裕指示，以弶港为基地开辟海上运输。在上海吴淞口以“同利渔行”为掩护建立地下兵站，利用统战关系争取伪吴淞海防大队为我所用，将枪支、弹药、无缝钢管、西药、印刷机、汽油等禁运物资，通过海防纵队的帆船源源不断运回苏中根据地。
这条海上生命线发挥了多重作用。一、据地方史料统计，19421945年间，经这条海上秘密运输线运回根据地的各类禁运物资达2400余吨，有力支撑了根据地的军工生产和后勤保障。二、苏中的粮食、棉花运往山东，换回地雷、步枪等军需品；同时沟通了与浙东根据地的联系。三、凡是从根据地派往江南、从江南转往延安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大多由海防团负责海上护送。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音乐家贺绿汀等，均由海防团护送经海上转道。电影《51号兵站》正是以这段历史为蓝本创作的。

4.2 建立海上根据地，实现“流动后方”

在通如海启平原水网密布、无险可守的条件下，海防武装将大海改造为流动的根据地，实现了敌后战场空间形态的重大突破。在反“清乡”斗争最紧张时期，海防纵队将兵工厂、被服厂、印钞厂、印刷厂、江淮银行、野战医院等后勤单位全部转移到海船上。大海成为新四军的流动军工生产基地、医疗基地和物资储备基地。一旦陆上形势危急，后勤单位即在海防团护卫下驶入深海，一夜漂出数十里，待潮水回转即可返回，使敌人的“清剿”行动屡屡扑空。正如当年海防战士所形容的：“海上流动指挥部、海上抗大学校、海上野战医院、海上物储基地、海上军械厂、海上印钞厂……”这种“海上流动根据地”的创举，在世界军事史上亦属罕见。

4.3 开展海上游击战，掌握近海制海权

海防团充分利用苏中沿海滩浅、港汊多的地理特点开展海上游击战。在装备上，指战员们创造性地将木帆船改造为战船——船舷加装钢板、船头船尾堆叠沙包、架上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硬是将一条条木船改造成了简易“土军舰”。在通信上，以不同颜色和形状的旗子挂于大桅、船头或船尾作为指挥讯号，夜间则以手电筒、火把和花炮代替，这种原始联络方式日军无法侦听，反而大显神通。在战术上，采取“活沙活水、夜战近战”的战法，利用涨潮时趁潮而出、退潮时迅速隐蔽，使日军吃水深的大型舰艇在浅滩区无计可施。
1944年黄花鱼汛期间，海防二团团长孙仲明率部在吕泗渔场与日伪海上船队激战，即黄鱼洋海战（据老同志回忆，此战我方9艘木帆船对阵日伪36艘海船）。孙仲明一人身兼船老大、机枪手和指挥员，以迫击炮精准打击，击沉敌指挥船，日伪船队溃散，成为我军海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海防团通过一系列海上战斗，不仅保护了渔民生产安全，而且牢牢掌控了南黄海近海的制海权，使日伪军的海上行动受到极大钳制。

4.4 统一战线与群众动员的有机结合

海防团的成功，不仅依靠军事斗争，更得益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群众路线的有机结合。在统战层面，粟裕、陶勇等成功转化了孙二富、陆洲舫等沿海武装首领，将昔日的“海巴子”改造为英勇善战的革命战士，最大限度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在群众动员层面，海防团在何家灶、北坎一带开展深入细致的民运工作，建立渔民协会、渔民自卫队，使广大渔民从被动受压迫者转变为海上斗争的积极参与者。
弶港船主顾雍海、仲续华等将自家船只无偿借予新四军，顾雍海还将4艘木帆船全部借出，并在上海敌占区出任“同利渔行”经理，冒着生命危险为根据地采购军需物资。“七里丫湾”红帆造船厂在潮滩上盖起露天厂房，崔中辉、崔广月等60多名造船师傅为海防团钉造了30余艘战船。渔民自卫大队担任海防团教练，手把手教会战士们升帆泊锚、越滩蹦船、投弹射击以及观察海洋气象的各种常识。这种“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关系，是海防团能够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持斗争的根本保障，生动诠释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深刻道理。

五、深远历史价值：海防团对人民海军创建的制度遗产

5.1 组织架构的直接延续

从组织建制看，1949年4月，海防纵队主力编入华东军区海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第一支正规化海军作战部队。正如《粟裕传》所载：“这支海防部队当时是新四军、八路军中第一支‘土海军’，后来又成为人民解放军部队华东海军的组成部分。”

5.2 军事人才的系统输送

海防团为人民海军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海上实战经验的指挥人才与技术骨干，是人民海军人才体系的重要来源。
陶勇作为首任海防团团长、海防纵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为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作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吴福海从海防团副团长到华中海防纵队司令员，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等，一大批经苏中海防斗争淬炼的指挥员转入海军。

5.3 战术经验与装备创新的直接传承

海防团在八年抗战中积累的海上作战经验及“军民结合、船民一体”的后勤保障模式直接影响了人民海军初期的战术体系构建，成为人民海军从无到有、艰苦创业的生动教材。1950年代人民海军以小炮艇、鱼雷快艇为主的“近海防御”战略思想，其源头即可追溯至海防团的斗争实践。海防团用事实证明了“装备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人的因素、战术的灵活性、人民战争的优势才是制胜关键”，这一思想在后来的人民海军建设中不断得到印证与发扬。

5.4 精神传统的赓续发扬

海防团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锻造的精神品质，被后世概括为“海上铁军精神”：听党指挥、坚贞不渝的铁的信念，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铁的意志，军民一致、牢不可破的铁的团结，令行禁止、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勇猛顽强、所向无敌的铁的作风。这一精神传统已经成为人民海军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何家灶到白马庙，从木帆船到航空母舰，变的是装备与技术，不变的是“听党指挥、向海图强”的初心与使命。2019年央视科教频道《中国影像方志》如东篇记载：“这是人民海军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一评价，既是对历史的客观总结，也是对精神血脉的郑重确认。

新四军一师海防团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它不仅出色地完成了粟裕赋予的三大任务，更孕育了人民海军的组织雏形、人才基础和精神传统。
海防团的成功实践给出了三重历史启示。
第一，战略视野决定事业格局。粟裕在陆上斗争最艰苦的时刻将目光投向大海，以向海用兵的战略魄力开辟了全新战场。通如海启地区原本被视作平原作战的不利因素，却被粟裕转化为海上武装建设的有力条件。这种超越当下困境、化劣势为优势的远见卓识，是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也是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第二，制度创新源于实践探索。海防团以木帆船改装战船，以红帆代雷达，以旗语代电台，以渔号子代军号——这些“土办法”的背后，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创新精神，也是人民军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生动体现。它证明：装备上的差距可以通过战术创新和主观能动性来弥补，制度创新不是等待条件成熟后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
第三，根脉所系在于人民。海防团的发展壮大，始终离不开沿海渔民、船主的倾力支持。这一历史经验，在今天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依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回顾历史，海防团的片片红帆已化为人民海军的巍巍巨轮。从何家灶到白马庙，从木帆船到航空母舰，新四军一师海防团的历史不仅是一支地方武装的成长史，更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经略海洋的壮丽序章。当年被敌方文献所记述的海上游击力量，如今已成长为捍卫万里海疆的钢铁长城。这段从江海交汇处起航的红色征程，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海军的光辉史册之中。

作者介绍：蒋玉五高级工程师、国家级认证讲师、知网认证专家、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监事、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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