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番号鲜为人知的部队——“联抗”

    “联抗”部队是新四军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执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任务的武装部队，成立于新四军东进黄桥大捷之后。它的全称是“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这支部队在抗战时期的统战工作中，尤其是在苏北地区完成争取友邻部队——特别是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如李明扬、陈泰运等共同抗日，孤立坚决反共、破坏抗战的韩德勤顽固势力等特殊的使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故此，本文仅就以“一支番号鲜为人知的部队——‘联抗’”为题谈几点看法，旨在通过宣传，使读者了解当年江海大地上的这支特殊的部队。
       适应斗争需要，建立“联抗”部队
    建立“联抗”部队，这是当时苏北错综复杂斗争形势的需要，是我党统一战线在军事斗争方面的具体体现。在黄桥决战中，由于李明扬、陈泰运严格地保持了中立，使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在进攻新四军时左、右翼失掉了作用，因而对我新四军来说，李、陈在黄桥大捷中是有功的。虽然李、陈他们原来和顽固派韩德勤有矛盾，但在新四军歼灭了顽固派韩德勤的主力之后，他们对新四军存有戒惧心理。所以，在黄桥决战胜利，新四军军威大震，基本上控制了苏北的情况下，李明扬、陈泰运及与我友好的国民党非嫡系部队，存有疑虑，都希望能在新四军与他们驻地之间建立缓冲地带。当时，地方中上层人士也十分关注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态度。新四军为了进一步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也迫切需要一支外围军，运用自己的影响来争取国民党的军队和士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陈毅指示黄逸峰这位革命多年，阅历丰富，善于同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老同志，立即树起“联抗”旗帜，以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其实，在黄桥决战中，黄逸峰一面做统战工作，一面就已着手建立“联抗”部队。他联系了30年代同在上海党组织工作的周至堃，请他负责军事工作，并派姚琮回泰兴家乡，招募新兵，动员爱国青年参军。
    1940年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在曲塘正式成立，并成立了学兵团和文工团，部队分驻曲塘、白米一带。全体指战员佩戴“联抗”臂章，因此，这支部队以“联抗”闻名，其番号全称鲜为人知。在成立“联抗”时，黄逸峰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人，怕不能胜任军事指挥员的职务。陈毅同志鼓励他说：“既然三方面都支持你，是可以建立起一支军队的。至于不会打仗，可以从战争中学会战争嘛，我们的军事干部大部分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于是黄逸峰同志打消了顾虑，鼓足勇气，接受了这个任务。部队创建时的主要负责人是：司令黄逸峰、副司令李俊民、副司令兼参谋长周至堃、政治部主任张弧梅。当时，当地的人民群众都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支部队的诞生，有些人还互相询问：为什么抗日已经三年有余，忽然在这里成立起这支部队？组织这支部队的首脑人物，又都是素不知兵的文人，来参加的部队很多是有组织的武装，有从新四军来的，有从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来的，有从税警团来的，有从保安旅来的，还有从地方保安部队改编过来的，也有很多青年学生来参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集中了官兵千余人，这真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其实，这就是我党绝对领导下的外围军，是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支担负着特殊使命的武装部队。所以，“联抗”部队建立之后，以外围军的形式，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担负起了统战工作的任务。
       联系各方代表，召开和平会议
     黄桥决战胜利之后，苏北的抗战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此时，韩德勤一面托韩国钧、李明扬、陈泰运等求和，一面制造舆论，将苏北磨擦的责任推卸给新四军，企图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为了揭露磨擦真相，加强对苏北国民党武装力量和地方上层民主人士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联抗”部队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联系各方代表，积极筹备并召开苏北抗敌和平会议。这个会议，也就是有名的“曲塘会议”。由于陈毅同志的努力工作，10月24日，李明扬至海安拜会陈毅，经过一天协商，决定由李明扬、韩国钧发起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由“联抗”部队进行联系和组织，并确定以“联抗”司令部所在地——曲塘为开会地点，时间定于30日。参加者包括韩德勤、新四军、各保安旅团及李、陈部并八县代表。陈毅与李明扬、韩国钧商讨并统一了在会中的态度和立场。次日，韩国钧、李明扬如约发出召集苏北军民抗敌合作会议的通知，邀请苏北各军政首领及地方耆绅，至曲塘共商苏北今后大局，以使苏北军民团结抗敌，改善政治，挽救时局，解除民困。“联抗”部队司令黄逸峰组织力量迅速进行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很明白，召开这次和平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苏北国民党武装力量和地方上层的抗日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他们一同抗日。从确定准备参加会议的人员来看，有各方面的代表。这样，我们不仅在战略上可以取得优势和主动权，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可以提高我党和新四军的威信。同时，还可使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真诚的，只是在顽固派的进攻下，我们才被迫采取自卫反击的。
     10月30日，新四军代表陈毅、管文蔚、朱克靖，八路军南下部队政治部主任，税警团和一部分保安旅的代表，通、如、海、启、两泰、如西、靖江、东台、江都、兴化等十二县代表，李明扬、韩国钧、季方等30余人，齐集曲塘，准备召开和平会议。“联抗”部队司令黄逸峰为东道主。但韩德勤的代表省府秘书长马镇邦逗留泰州，拒不到会。陈毅揭露了韩德勤的阴谋。在这次和平会议上，通过了苏北各部队联合抗日的通电，各方代表交换了意见。由于韩德勤的代表不到会，苏北抗敌和平会议改为谈话会。会议气氛活跃，完全采取民主自由发表意见的方式，各方代表均慷慨陈词。陈毅在会上明确表示：第一，新四军、八路军顾全大局，不采取报复手段，不攻兴化。在各方承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之条件下，愿与各方合作，并准备与省韩直接谈判；第二，各军就原防立即着手进行各种必要改革，立即计划出动抗敌；第三，应制止阴谋家扩大反共。韩德勤等待援兵，以图反扑，我方实行自卫，此后内战责任应由对方承担，李明扬在泰州应制止特工的造谣活动。社会各方代表，均一致谴责韩德勤对休战之无诚意。韩国钧发言指出：“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大仁大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新四军一再退让，韩德勤一再进攻。确属事实”。 “目前，政府及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战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表明他进一步倾向我党。李明扬在发言中表示：“我一贯同情中共，主张调停，韩德勤之进攻新四军，处置是错误的”，要求休战言和。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之后，韩国钧、李明扬将曲塘谈话会各方意见电达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等，要求召集军民大会，通过纲领，并建立党政军统一机构，主持苏北抗敌合作大计，立即产生临时省参议会，其产生方法以民选为原则。
       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召开，为苏北统战工作赢得了新的胜利。这次会议，不仅揭露了韩德勤毫无诚意、等待援兵的奸计及其扩大反共的阴谋，而且稳定了李明扬、陈泰运及国民党非嫡系部队的军心，密切了韩国钧等中间人士同我党的关系，确定了我党和新四军在苏北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在苏北军民心目中，“联抗”管辖的地区成为公认的中立区，“联抗”成了国民党部队同新四军合作的桥梁，从而提高了“联抗”在苏北各党各军各界中的地位。在后来统战工作的实践中，“联抗”部队就借助这种特殊地位，模范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为，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是有条件的，它的方针是努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进攻。其中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因中间势力不等于进步力量，它有两重性。如果需要争取他们，首先，我们要有充分的力量；其次，要尊重他们的利益，必要时，还得对他们作某些让步；第三，我们同反共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且要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如果敌强我弱，他们就会动摇不定，甚至倒向顽固派一面。同时，“联抗”部队的统战工作，也包括向伪军做工作。“联抗”部队除在政治部设立民运部外，还建立了秘密工作部，由黄逸峰司令直接掌握，其活动范围远远超过了“联抗”地区以外。其工作的成效，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一、二、三、四分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联抗”部队就是凭着在苏北各党各军各界中的特殊地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
     坚持农村斗争，参加讨李战役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中共中央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5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数日后，陈毅在曲塘镇东街头都天庙召开了“联抗”部队全体指战员大会，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揭露了蒋介石摧残抗日力量的滔天罪行，阐明了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严正立场。此时，日军加紧准备对苏中、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叫嚣要“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妄图围歼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占领苏中、苏北根据地。2月13日，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投降日军，在泰州城头挂起了太阳旗，并发表通电，宣布就任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原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大部官兵随之投降。李长江投敌叛变，带走了绝大部分的部队化为伪军之后，李明扬则率领千余人离开泰州，继续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的名义，活动于泰州以北的唐家旬子一带。由于李明扬能坚持民族气节，退出泰州之后，在只剩下少数武装，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之下，仍不肯投敌。此时“联抗”部队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对他们特别照顾，给他们送钱、送粮、送枪支，有时还以武装掩护他们，因此，在那段抗战时期，李明扬能大节不亏，“联抗”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长江率部投敌，激起了苏北人民的愤怒，纷纷要求讨伐。
     新四军决定发动讨李战役。2月17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一师师长粟裕在前线指挥部，也就是“联抗”防区内的海安西北王家楼召开了军事会议。“联抗”部队黄逸峰、周至堃正副司令参加了会议。18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发布《讨伐李长江命令》，任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决定由隐蔽集结在海安以西的一师主力部队进行讨伐。“联抗”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攻击马沟伪军丁聚堂师王效礼团的一部，而后向姜堰进军。2月19日，“联抗”部队在黄逸峰、周至堃率领下，向马沟之敌发起进攻。同时，施以政治喊话，伪军不敌，纷纷向姜堰、泰州方向逃窜。攻克马沟之后，“联抗”部队乘胜向西追击。次日，新四军一师攻克姜堰后，继续西进，直捣泰州，围歼李逆主力。“联抗”部队则进驻姜堰，搜歼残敌。日军为挽救李逆覆灭的命运，并实现其占领苏中、苏北的计划，于2月18日，以一部向泰州急进，企图从侧后袭击我新四军。当日军经海安向西急进时，“联抗”部队又奉命东返阻击日军。在曲塘、胡家集之间的黄自量、毛家涵子一带与日军接火，激战两个多小时。完成阻击任务后，主动撤出战斗。讨李战役，获得全胜，共俘李部官兵3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反共投降势力，伸张了民族正气，迫使日军推迟了进犯盐城、“扫荡”苏北的行动。“联抗”部队虽是初次参战，略有伤亡，但对部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表示了鲜明的立场，消除了一些群众认为“联抗”属李、陈的误解。不仅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扫清了障碍，而且也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综上所述，“联抗”部队是一支模范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任务的特殊武装部队。在长达四年的统战工作中，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下，在以陈毅为首的新四军统战工作取得辉煌业绩的艰苦斗争中，“联抗”部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编辑：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