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四军组建的历史背景 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从新四军组建的历史背景
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过程
 
近几年来，我们在对新四军的光辉历史和“铁军”精神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对新四军组建之前的历史背景也进行了学习和研究。通过学习和研究，不仅了解到新四军组建之前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而且对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深入开展对这方面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笔者以从新四军组建的历史背景，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过程为题写一文，谈谈自已的认识。
一、 起因于日军侵华后共产党积极提岀抗日主张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导致侵华战争不断升级。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长驱直入，使我国东北三省迅速沦丧。在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之内，日军就侵占了我国东北全部领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反复发表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行动起来，“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①中国共产党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方间有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②
日军于1932年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后，又在东北炮制了伪满洲国，进而把侵略魔爪伸进了华北，1937年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紧接着，又挑起了“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加快了灭亡中国的步伐。可是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这一时期内奉行的却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但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而且还调集军队对我苏区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同时，镇压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处在国民党军残酷“围剿”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北三省事件宣言》，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谴责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武装抗日，并提出了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确立了“反蒋抗日”的方针。当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击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并广泛发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组织领导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抗日活动。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正在“剿共”前线的蒋介石他应该清楚地知道，不能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可是他首先想到的是政权的维持，他将中共视为“心腹大患”，而将日本侵华视为“皮肤小病”，并且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企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东北问题。1937年7月7日，正当蒋介石在国共谈判问题上反复无常，对侵略者不断姑息忍让的时候，日军悍然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将铁蹄踏入华北大地。这就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军队奋起抗击。驻北平西南郊宛平城的国民党第29军219团，在何基沣旅长和吉星文团长的指挥下，对卢沟桥地区蓄意挑衅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一举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战幕。面对卢沟桥事变，全国激愤，不仅震动了中国各个阶级和政党，使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各个阶级和政党特别是工农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急剧调整，从而促使国共两党必须实现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为题的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③ 7月9日，红军全体指战员通电全国：“红军愿即改名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谈话，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征到抗日前线去！就在这同一天，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国民党当局。此宣言明确提出：“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④中国共产党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府为宗旨，提出了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的名义与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
二、 交锋于国共两党各自坚持的条件
从1937年2月起，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柏渠等，先后和蒋介石、顾祝同、张冲等人于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了多次谈判，落实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双方由于在合作的组织形式、改编红军的数量、中共辖区政权及其组成人员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一直未能达成协议。1937年6月21日，周恩来向美国学者介绍国共两党谈判情况时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5次谈判会议------至于军事问题，我们仍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南京（指国民党政府）企图把他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⑤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再次会谈。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才认识到卢沟桥事变的严重性，也才于7月17日的这一天发表准备抗战的谈活（称著名的“庐山谈活”）。他指出：“我知道全国应战之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⑥这是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本态度最为强硬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积极的评价，称“这个讲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⑦但虽然如此，蒋介石在那次讲话中仍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解决。”蒋介石在暗中还继续与日本谈判，幻想和平，乞求苟安。
在国共两党决定开始谈判时，中共中央是把陕甘宁边区和南方游击区、红军主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作为整体来考虑跟国民党谈判的。可是与中共的诚心促成国民党合作相反，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虽然同意与中共进行合作谈判，但他始终不承认南方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停止军事进攻，还制定了“北和南剿” 的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所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内战基本停止的情况下，南方红军游击队却开始了改编前最残酷、最艰苦、最复杂的一段斗争。蒋介石调集四十多个正规师、六十多个保安团，对分割在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残酷的“清剿”。当时，大多数红军游击队没有巩固的后方，又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部队得不到休整，得不到补充，不得不长年累月地鏖战于深山老林之中。在这种局势下，斗争越来越紧张，困难越来越大，但游击队员们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都能顽强地坚持着斗争，没有粮食就挖野菜、摘野果。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这正是对当年游击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达成于国共两党合作意见的统一
卢沟桥事变之后，激发了全国4亿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的抗日斗志，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进步，各界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热潮，全面抗战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得到了各国共产党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及时发出宣言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压迫的总斗争之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8月21日，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订立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抗战。各国共产党和各国工人阶级及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民，也纷纷发出通电、宣言，从道义上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经，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并捐募物资，派出空军志愿队、医疗队等来华，直接参加抗战。这一切都有力地鼓舞和坚定了我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这不仅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而且也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怒潮压力下，民族资产阶级倾向抗日，国民党内越来越多的人也要求当权集团转变对日政策，特别是共产党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全国绝大多数人所拥护，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国民党当权集团的政策进一步转变。“八一三”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终于放弃与日媾和的幻想，他迫切需要红军早日出动到华北前线去参战，以牵制日军，减轻上海方面国民党军的压力。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自卫抗暴。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面调集精锐部队投入淞沪保卫战，一面于8月19日同意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以后又依照抗日部队的序列，改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前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这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战略转变以及以后的改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9月22日，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延搁了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讲活，确认国共两党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就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9月，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参谋长何应钦，表示同意允许我（中共）方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旨意，并协助各边区传达改编。从而使国共两党在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上，终于取得了共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四军的组建得到了正式推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的新四军虽然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他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危亡、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诞生的，是中国共产党从为民解放的大义出发，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经与国民党多次谈判，达成一致抗日后组建的。他同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新四军组建后，经过紧张的整训，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深入敌后，同敌人作战，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在同日伪军作战中，还是在反顽斗争中，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民族解放，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岀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并取得共识，走过了一段通过反复谈判、交锋的曲折斗争过程。这不仅说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过程斗争曲折、复杂，也说明新四军组建之前的历史背景复杂，新四军所处的环境艰苦，面临的斗争残酷。正是由于在共产党提出建立统一战线政策的积极影响和努力推进下，加之急剧恶化的抗战斗争形势，从而终于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达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这不仅为新四军组建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也为聚集抗日斗争力量，挽救民族危亡，确保中华民族的生存，夺取抗日斗争的彻底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编：王茂华
编辑：蒋玉武